《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Obstetric,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C-section trends in Australia, from 2007 to 2017: An analysis of population-based perinatal data in Queensland using the Robson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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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澳大利亚剖腹产率持续走高（预计2030年达45%）的公共卫生问题，研究人员基于2007-2017年昆士兰州642,857例分娩数据，运用Robson分类系统深入分析了影响剖腹产趋势的社会人口学、临床及产科实践因素。研究发现，整体剖腹产率（约33.4%）虽相对稳定，但掩盖了由重复剖腹产、高龄妊娠、私人医疗护理等关键因素驱动下的群体间显著异质性。结果强调了扩展Robson系统分析在指导针对性干预、优化剖腹产合理使用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全球范围内，剖腹产（Caesarean section， C-section）率已从1990年的7%飙升至2021年的21%，成为一个显著的公共卫生议题。在澳大利亚，这一趋势同样令人担忧，剖腹产率从1990年的17.5%攀升至2023年的41%，并预计在2030年达到45%。剖腹产率的攀升不仅与母婴健康风险增加相关，也导致了医疗成本的上升和医疗资源的过度使用。因此，深入理解剖腹产率上升背后的驱动因素，对于制定既能减少不必要剖腹产、又能确保在必要时提供及时医疗服务的策略至关重要。为此，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使用罗布森十组分类系统（Robson's Ten Group Classification System）作为监测产科实践的国家及地区标准化工具。已有研究发现，单纯产科病例构成的差异不足以完全解释剖腹产率的时空变异，其他因素如产妇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在私立或公立医院分娩、以及产科实践模式（如助产士主导的护理）等同样深刻影响着剖腹产决策。尽管澳大利亚自2018年起已在国家围产期统计数据中报告基于Robson分类的剖腹产率，但尚无研究系统探讨在澳大利亚背景下，产妇年龄或日益增加的妊娠风险因素如何差异化地影响不同Robson组别的剖腹产率或临床指征。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一项发表《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上的研究应运而生。
这项研究主要运用了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007年7月至2017年12月的围产期数据收集系统，构建了一个基于人口的、包含642,857例妊娠的大型队列。其次，研究核心是应用Robson分类系统，将所有分娩（不仅仅是剖腹产）基于关键产科变量（如产次、既往剖腹产史、产程发动方式、胎龄、胎儿数量和胎方位）分类至10个互斥的组别。此外，研究采用改良的泊松回归模型（Modified Poisson regression）并结合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s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来估计主要Robson组别剖腹产率的时间趋势及相关因素的调整后发生率比（Incidence Rate Ratios， IRRs），同时考虑了同一产妇多次分娩数据的聚集性。为了全面分析，研究者还将一系列Robson分类未涵盖、但文献证实影响剖腹产决策的围产期因素（如社会人口学特征、临床风险因素、产科实践因素）作为协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序贯调整。
研究结果揭示了以下关键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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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特征与剖腹产趋势贡献：在全部研究对象中，剖腹产比例为33.4%。剖腹产率在土著女性、年龄<30岁、在公立医院分娩、接受助产士持续护理、妊娠风险较低以及产时干预较少的女性中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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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son组别间的剖腹产率与时间变异：对214,569例剖腹产贡献最大的组别依次是：重复剖腹产组（Robson Group 5， RG5， 38.2%）、初产妇择期剖腹产组（RG2， 20.9%）、初产妇自然临产组（RG1， 10.7%）和早产组（RG10， 7.0%）。尽管总体剖腹产率在研究期间保持相对稳定（2007年为33.3%，2017年为34.4%），但观察到临床、人口和服务相关风险特征的增加以及显著的组内差异。例如，RG1组的剖腹产率下降，而RG2组的剖腹产率下降幅度较小；RG5和RG10组的剖腹产率则变化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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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因素对剖腹产趋势时间变化的贡献：研究发现，整体剖腹产率的稳定掩盖了重要的临床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由母婴风险特征和产科实践驱动。在调整模型中，虽然总体和主要Robson组别的剖腹产率保持相对稳定，但组间和组内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较高的母亲年龄（≥40岁，IRR 2.27）和药物引产（IRR 1.93）与RG1剖腹产率增加强相关；而在RG2中，高体重指数（BMI≥30，IRR 1.24）和在私立医院分娩（IRR 1.18）是主要风险因素。助产士主导的护理在所有Robson组别中均一致表现出降低剖腹产率的保护作用（IRR 0.8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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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产指征的时间变化与Robson组别特异性变异：近90%的剖腹产归因于五个主要指征：既往子宫疤痕（36%）、其他医疗或产科原因（26%）、胎位不正（12%）、第一产程延长伴宫口扩张≥3厘米（9%）和产妇要求（7%）。其中，因产妇要求进行的剖腹产比例在研究期间几乎翻倍，从2007年的4.6%增至2017年的8.5%。
归纳研究的结论与讨论部分，本研究通过大规模人群数据分析，明确了驱动昆士兰州剖腹产趋势的关键群体及影响因素。重复剖腹产、初产妇择期剖腹产和早产是剖腹产率的主要贡献者。尽管粗率和风险调整后的剖腹产率总体上保持稳定，但母婴风险特征和产科实践的差异导致了重要的组内异质性。研究特别指出，许多择期剖腹产是由于非绝对医学指征和产妇偏好，而阴道分娩后剖腹产（Vaginal Birth After Caesarean， VBAC）的接受率仍然很低。助产士主导的连续性护理被证明是降低剖腹产风险的有效因素。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与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强调了在常规Robson分类报告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围产期协变量进行深入分析的价值，这有助于识别真正临床需求与实践差异，为制定精准的、针对特定群体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例如，针对高剖腹产风险的群体（如高龄、高BMI产妇），可以加强产前咨询和共享决策；针对重复剖腹产率高的问题，需要推广VBAC并优化相关支持体系；针对私立医院剖腹产率更高的情况，需审视机构激励和临床实践规范。其次，研究结果支持扩大助产士主导护理模式的应用，这不仅是降低剖腹产率的潜在途径，也可能改善产妇体验和围产期结局。最后，该研究为澳大利亚乃至其他面临类似剖腹产率上升挑战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基于实证的分析框架，表明通过标准化监测工具结合多因素分析，可以更有效地解读趋势、设定基准并指导资源分配，最终目标是优化剖腹产的使用，确保其在医学必要时的可及性，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