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匹配评分（MELD）较低时，对移植受体的要求反而更高——早期肝脏移植中与性别相关的差异

《Liver Transplantation》：When the MELD is low, the bar is high—Gender-related disparities in early liver transplantation

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及危险因素分析显示，7天EAD/PGNF发生率28%，AKI达50%。主要危险因素包括供体年龄、BMI、冷缺血时间及移植类型，受者高MELD评分、术前器官支持及再移植亦显著增加并发症风险。研究证实中心差异及地域限制，并指出未来需关注DCD器官及机器灌注的应用影响。

　　

Carrier等人进行的多中心队列研究¹调查了加拿大和法国8家医疗机构中肝脏移植后的并发症及相关风险因素。该研究纳入了2021年1月至2023年5月期间至少接受过一次肝脏移植的852名患者。主要研究结果是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或原发性移植物失功能（PGNF）。总体而言，研究发现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7天内出现EAD/PGNF的患者占28%，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率为50%。此外，还有59%的患者出现了其他多种严重并发症。这些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供体特征，具体包括供体年龄、供体体重指数（BMI）、冷缺血时间及捐赠类型。研究还发现，受者的并发症与较高的MELD 3.0评分、术前需要器官支持以及再次移植的情况有关。AKI在MELD 3.0评分较高、BMI较大或冷缺血时间较长的患者中更为常见。50%的AKI发生率尤其令人担忧，这可能与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肝病（MASLD）及其伴随的肾脏疾病日益增多有关。约10%的受者患有冠状动脉疾病，尽管观察到的心脏并发症数量较少，但肝脏受者的情况变化可能会在未来改变这一状况。

将供体年龄、BMI、冷缺血时间及捐赠类型确定为影响主要结果的因素，符合已建立的移植原则，并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来自大型多中心队列的定量证据。

几十年来，肝脏移植后的生存率有所提高，但并发症发生率仍然很高²。随着MELD评分体系的多次调整，肝脏移植候诊名单的优先排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早已认识到分配优先级对移植后生存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具有重要影响^3,4。

虽然有一些多中心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但这些研究对术前风险因素的探讨较为有限^5,6。

多项单中心研究专注于特定类型的并发症，例如活体供体移植中的胆道问题⁷或心脏死亡（DCD）后器官的捐赠⁸。本研究的优势在于其多中心设计，以及从患者病历中直接获取了大量数据。跨两个国家8家医疗机构的协作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852名患者的大样本量为统计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此外，作者采取了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措施。然而，研究也注意到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结果存在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当地因素（如受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围手术期和术后护理方案的差异）所致。这种差异性引发了关于护理标准化以及这些结果适用性的重要问题。某些医疗机构可能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这表明通过分享最佳实践有潜力提升护理质量。不过，本研究并未探讨可能导致这些差异的机构层面因素。此外，该研究的样本仅限于加拿大和法国的医疗机构，可能无法反映其他医疗系统或地区的实际情况。

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脑死亡（DBD）供体的移植结果优于活体供体（LDLT）移植，且并发症较少。进一步分析显示，在8家医疗机构中，有7家的LDLT病例数量非常少（0%–4%），其中一家医疗机构贡献了大部分活体供体移植病例（H中心完成了30%的活体供体移植手术）。这可能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因为先前的研究已表明，医疗机构的手术量与LDLT移植后的结果呈负相关⁹。

来自循环死亡（DCD）供体的器官使用率存在差异（4%–23%），而体外机器灌注的使用率较低（4%）。未来，DCD器官使用率的增加以及先进机器灌注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影响移植后的结果。尽管本研究未对此进行探讨，但必须关注采购实践的持续变化。

本研究认为这些风险因素有助于评估移植风险，这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作者并未说明这些发现是否被用于开发可用于临床决策的风险预测模型或评分系统。肝脏移植需要大量医院资源，因此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医疗经济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