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rmacoEconomics - Open》：Understanding the Humanistic Burden of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hepatitis Liver Disease in the US Population: Age/Sex Stratified Analysi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编辑推荐：
为解决MASH（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炎）在人群中的疾病负担，尤其是早期无症状、诊断困难导致远期健康损失评估不足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美国人群的疾病负担模型研究。该研究量化了MASH导致的QALE（质量调整生命年）损失，并揭示了其负担主要集中在60-79岁年龄段，且主要由过早死亡构成，为公共卫生策略制定提供了新框架。
肝脏是我们身体的“化工厂”和“解毒中心”，但一种悄无声息的“脂肪入侵”正威胁着它的健康——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炎（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hepatitis， MASH）。这并非简单的“脂肪肝”，而是肝脏中脂肪堆积并伴有炎症和肝细胞损伤（纤维化）的进行性疾病。更令人担忧的是，它与肥胖、2型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密不可分，随着这些“富贵病”在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流行，MASH的潜在威胁日益凸显。患者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而当出现疲劳、右上腹不适等非特异性表现时，肝脏可能已从轻度纤维化（F0-F1）发展到了更严重的纤维化（F2-F4）、肝硬化，甚至肝衰竭或肝癌。然而，由于缺乏典型的早期症状和便捷的诊断手段，MASH的真实发病率难以捉摸，其对社会造成的整体健康损失——即“疾病负担”——也长期被低估。现有的研究要么聚焦于已确诊的患者个体，缺乏全人群视角；要么在如何准确量化负担、区分其由“生病”导致的生存质量下降（发病率负担）还是“死亡”导致的生命年损失（死亡率负担）方面存在挑战。因此，一个能揭示MASH在美国全人群中真实影响，并能清晰剖析其负担构成与分布特征的研究，对于指导未来的疾病筛查、临床干预和公共卫生资源分配至关重要。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研究人员在《PharmacoEconomics - Open》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旨在构建一个美国人群层面的MASH疾病负担模型。该研究通过结合已发表的疾病流行数据与创新的模型校准技术，首次估算了早期难以察觉的MASH发病率，并系统性地分析了其负担在年龄、性别维度的分布，以及负担中死亡率与发病率的相对贡献。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作者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构建了一个嵌套在人群模型中的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Markov state-transition model），该模型模拟了MASH从最初的无症状纤维化（F0）到晚期肝硬化、肝细胞癌（HCC）及肝移植等各疾病状态的进展与转归。模型参数来源于针对性的文献综述和最新的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数据。其次，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校准技术，即利用文献中报道的美国MASH患病率数据作为“校准目标”，通过布伦特法（Brent's method）反向推算出最可能的基础MASH发病率，从而解决了早期疾病发病率数据缺失的难题。最后，研究引入了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Expectancy， QALE）作为核心负担度量指标，并建立了一套数学分解方法，能够将总QALE损失精确拆分为纯死亡率部分、纯发病率部分以及两者交互作用部分，从而清晰揭示负担的构成。
研究结果
3.1 MASH的负担
模型分析显示，MASH的负担具有强烈的年龄依赖性。个体越早罹患MASH（例如在40岁之前），其一生中因该病损失的质量调整生命年（QALE）就越高。负担发生的高峰期取决于患病年龄：对于在40岁前患病的个体，负担最重的时期是他们的第八个十年（70-79岁）；而对于在40岁后患病的个体，负担高峰则出现在第九个十年（80-89岁）。此外，研究发现女性的疾病负担高于男性，这并非因为发病率差异，而是由于女性更长的预期寿命。从负担构成来看，MASH导致的终身负担主要来源于过早死亡（平均每例损失2.42 QALE年），而非患病期间生存质量下降的发病率负担（平均每例损失0.16 QALE年），这突显了MASH在进展为严重症状前长期“潜伏”的特性。
3.2 美国人群中MASH的负担
在整个人群层面，MASH造成了巨大的健康损失。研究估计，在当前约3.34亿的美国人口中，MASH在其一生中将导致大约1934万QALE年的损失。这部分负担在年龄上的分布高度集中：预计最大的负担落在70-79岁年龄组（损失646万QALE年），其次是60-69岁年龄组（损失549万QALE年）。通过将每年新发病例的终身负担加总并分配到其发生损失的年龄段，分析进一步证实了MASH的负担主要集中在人生的第七和第八个十年（60-79岁）。同时，结合美国人口年龄-性别金字塔和校准后的年龄特异性发病率，研究呈现了新发病例负担在性别和年龄间的详细分布图谱。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创新的、开放源代码的人群层面疾病负担模型，为理解美国MASH的人性化负担提供了新的视角。主要结论包括：1）MASH的负担主要由过早死亡驱动，而非患病期间的生存质量下降；2）由于疾病的隐匿性，其负担高度集中在60-79岁年龄段；3）在发病率无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女性因更长的预期寿命而承受更高的负担；4）随着肥胖和糖尿病患病率的上升，MASH的发病率预计将进一步增加。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量化了MASH这一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所造成的巨大健康损失（约1934万QALE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可分解、可分层分析的模型框架。这个框架能够帮助医疗卫生服务规划者识别高危人群（如特定年龄段的肥胖、糖尿病患者），为制定针对性的筛查和诊断策略提供依据。同时，该模型本身构成了一个评估新兴人群层面诊断和治疗策略价值的平台，例如，可以模拟新的药物（如已获批的resmetirom）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对减少未来QALE损失的影响。尽管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对纤维化阶段（F2-F4）超额死亡风险的假设对总负担估算较为敏感，但它无疑填补了现有文献的空白，强调了在代谢性疾病流行背景下，重视并积极管理MASH对于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和减轻社会疾病负担的紧迫性。随着更多有效治疗手段的出现，此类负担模型将在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评估健康干预措施的经济性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