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Symptom and Bayesian network analys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in psychotic-like experiences: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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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样体验（PLEs）的症状网络分析显示，幻觉和一般阴性症状为核心节点，阴性症状通过贝叶斯网络驱动阳性症状发展，青少年组症状连接更强，提示早期筛查和干预的重要性。
刘飞|王兆奇|吴佳欣|龙向云|齐安思|关晓峰|胡新怡|胡茂荣|谢世平|郑辉|卢政|胡强
同济大学医学院同济医院精神病学系，上海，200092，中国
摘要
引言
在这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中，我们旨在探讨类精神病体验中的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之间的关系，这对于预测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我们对来自中国四个省份19个城市、共计37,443名高中/大学生进行了研究（研究时间为2017年9月至2019年11月），使用LASSO和贝叶斯网络分析方法来考察症状网络及其潜在的定向关系。参与者完成了多项评估，包括前驱期问卷简版（Prodromal Questionnaire-Brief Version）以及阴性症状、紊乱症状和一般症状问卷。
结果
症状网络分析显示，妄想和一般阴性症状是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有趣的是，该网络清晰地区分了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同时突显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此外，分裂型人格障碍在这些症状网络中起到了桥梁作用。通过贝叶斯网络分析，我们进一步证实了阴性症状会促进阳性症状的发展。
讨论
这些发现强调了探索类精神病体验中阴性症状的重要性，并表明它们在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的早期识别和干预中可能具有潜在价值。
引言
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SSDs）包括一系列具有与精神分裂症相同症状、病因和风险因素的疾病，根据DSM-5标准，其中包含分裂型人格障碍（SPD）（Jauhar等人，2022年）。SPD的特点是持续存在的社会和人际缺陷、认知/感知扭曲以及古怪行为，通常被视为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因素而非直接前兆（Hfner和Maurer，2006年）。类精神病体验（PLEs）指的是普通人群中的亚临床精神病现象，如轻微的幻觉、妄想或阴性症状（例如快感缺乏、缺乏动力），但不会导致显著的功能障碍（Rosengard等人，2019年）。阳性PLEs包括感知异常和异常思维内容，而阴性PLEs则涉及动机和情绪表达的缺陷（Hinterbuchinger和Mossaheb，2021年）。PLEs和SPD特征都位于精神病连续体上，反映了重叠的易感标志，而非离散的类别。这一连续体是扩展精神病表型的核心概念，涵盖了亚临床类精神病体验、分裂型特征和临床障碍，表明这一谱系中存在共同的遗传和神经生物学易感性（Fonseca Pedrero和Debbané，2017年）。虽然PLEs通常是短暂且状态性的，但SPD特征更为持久且具有特质性，两者都存在认知-感知扭曲和社会人际困难。区分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非常重要：PLEs是亚临床的、通常是短暂的现象；SPD是由DSM-5定义的稳定、可诊断的特质性障碍；而分裂型人格则代表了从健康人格特征到SPD临床表现之间的广泛多维人格组织。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通过SPD评估的临床相关分裂型特征，这些特征捕捉了精神病连续体内的特质性易感性。关键在于，这些亚临床和基于特质的表现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可能有助于理解向更严重障碍的进展。然而，有效诊断精神分裂症的发展轨迹仍然知之甚少。此外，关于症状样体验是否可以作为诊断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的有效手段的信息也较为缺乏。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5-10%的普通人群报告有PLEs现象，这凸显了它们作为精神病风险早期指标的相关性（Knoll和Dietz，2023年）。与临床精神病类似，PLEs通常被分为阳性（幻觉、妄想）和阴性领域（快感缺乏、缺乏动力、社交退缩）（Knoll和Dietz，2023年）。与精神病症状类似，PLEs也可以广泛分为阳性和阴性领域（Starzer等人，2023年）。尽管历史上阳性PLEs因其对精神病风险的显著性而受到更多关注，但新兴证据表明阴性PLEs可能对功能损害和痛苦的贡献更大（Lindgren等人，2022年）。此外，PLEs可能随时间相互作用，在反馈循环中相互强化（Laurens等人，2007年）。然而，阳性PLEs和阴性PLEs在不同发展阶段与分裂型特征之间的具体关系仍不清楚，这代表了早期检测和预防的关键空白。
通过网络分析可以探索类精神病体验（PLEs）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该方法将症状表示为图模型中的节点，将其关联表示为边。这种方法揭示了症状网络的结构和动态，并突出了其中最核心或最具影响力的症状（Sun和Zhong，2023年）。在精神病理学中应用网络分析基于精神障碍的网络理论，该理论认为障碍源于症状之间的因果相互作用，而非共同的潜在原因（Borsboom，2017年）。这一框架将重点转移到理解症状如何直接激活和强化彼此，形成稳定的、自我维持的病理状态（Borsboom等人，2018年）。最近的理论进展强调了网络模型在识别可能成为早期干预目标的中心症状和途径方面的实用性，特别是在精神分裂症谱系中（Roefs等人，2022年）。在这一背景下应用最小绝对收缩选择算子（LASSO）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临床人群，并经常结合其他量表（Misiak等人，2025b）。在过去十年中，已有超过四十项研究将网络分析应用于PLEs，反映了这一领域的迅速扩展（Misiak等人，2025a）。这些研究不仅限于症状聚类，还探讨了与创伤（Gaw?da等人，2021年）、睡眠（Misiak等人，2024年）、数字媒体使用以及大脑连接性等神经生物学标志物（Ma等人，2023年）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扩展的表型框架中，分裂型人格作为一个从健康人格变异到临床显著障碍的多维结构，为理解个体在精神病方面的易感性差异提供了关键视角（Fonseca Pedrero和Debbané，2017年）。网络分析方法特别适合揭示这一谱系中症状和特征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然而，大多数研究的样本量较小（N = 200–1000），且研究对象主要为非临床人群，这限制了其发现的稳定性和普遍性（Bosma等人，2023年）。只有少数研究明确区分了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Fonseca-Pedrero等人，2021年），导致这些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此外，现有证据在地理上存在偏见，欧洲以外的大规模研究相对较少（Gran?等人，2023年），这凸显了需要进行系统地涵盖阳性PLEs和阴性PLEs的跨文化研究的需求。
基于相关性或回归的经典症状网络方法在推断症状之间的潜在因果方向方面的能力有限，限制了解释范围。贝叶斯网络分析通过概率推断提供了有前景的替代方法（Pontillo等人，2021年）。然而，这种方法的横断面应用仍然很少。例如，一项大型英国研究将解离确定为连接阳性症状（如妄想和幻觉）的核心节点，但其关注范围较窄，未能全面捕捉阳性PLEs和阴性PLEs之间的相互作用（Yang等人，2002年）。因此，对这些领域之间定向关系的全面理解仍然不足。
程序
为了确保研究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选择了四个省份（上海、江苏、江西和广东）进行这项研究（研究时间为2017年9月至2019年11月）。我们从这些省份选择了19所大学，并按班级随机选取了45,420名大学生（更多细节见表S1）。我们将问卷的纸质或电子版本均匀分发给了每个班级。
症状网络分析结果
为了探索PLEs的症状网络关系，我们对3份问卷的9个维度进行了网络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的症状网络（图2a），z分数中心性指数显示在图2b和表1中。阳性PLEs和阴性PLEs在空间上被分开，且内部联系紧密。根据图2b和c的结果，P1（强度=1.381）和AG（强度=1.412）的节点强度最高。
讨论
受精神病理学网络理论的指导，该理论将精神障碍视为相互强化的症状系统，本研究探讨了青少年（12–17岁）和年轻人（18–35岁）中类精神病体验（PLEs）的网络关系。我们确认了三个关键发现：1）存在一个强大的症状网络，其中阳性PLEs（如妄想、幻觉）和阴性PLEs（如社交快感缺乏、缺乏动力）是不同的，但紧密相关，特别是妄想
结论
总之，我们的研究强调了阳性PLEs和阴性PLEs之间的密切联系，阴性症状（如社交快感缺乏）和分裂型人格特征（SPD特征）在驱动阳性症状（如妄想和幻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青少年中更强的症状连接性表明需要针对不同年龄进行筛查。这些发现支持分层预防策略，优先加强
作者贡献声明
刘飞：撰写——审稿与编辑，资金获取。
王兆奇：撰写——初稿，可视化，软件操作。
吴佳欣：撰写——审稿与编辑，数据管理，概念构建。
龙向云：资源提供，调查实施。
齐安思：资源提供，调查实施。
关晓峰：资源提供，调查实施。
胡新怡：资源提供，调查实施。
胡茂荣：资源提供，调查实施。
谢世平：资源提供，调查实施。
郑辉：撰写——审稿与编辑，撰写——初稿。
伦理声明
本研究方案已获得上海同济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批准编号2020-031）。
资助
卢政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6YFC1306805）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21Y21900700）的支持；刘飞得到了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214Y0295）的支持；胡强得到了江苏大学医学教育协同创新基金（JDYY2023088）和镇江社会发展引导科技计划项目（FZ2022116）的支持。
致谢
感谢所有参与数据收集的研究人员以及为研究提出建议的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