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ection Control & Hospital Epidemiology》：Current infection control practices for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s (MDRO): a survey of the Society for Healthcare Epidemiology of America (SHEA) research network and affiliated US-based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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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当前医疗机构应对多重耐药菌（MDRO）的核心挑战——筛查、接触预防（CP）实施与解除策略存在显著异质性且缺乏最新数据。为此，研究者对SHEA研究网络及附属美国医院开展了一项全国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多数机构对特定MDRO实施主动监测，但接触预防的运用更常见于感染而非定植状态，且不同病原体的接触预防解除协议差异巨大。研究明确了阻碍MDRO感染防控的三大主要障碍，并指出当前实践差异反映了对基于疾病状态、病原体和时间的传播风险数据的需求，强调了制定循证指南以指导MDRO优先级划分及接触预防政策的紧迫性。
在医疗机构这个救死扶伤的前线，一场与肉眼看不见的敌人的战争——对抗多重耐药菌（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s, MDRO）的战争——正持续进行。这些“超级细菌”对多种抗生素产生了抵抗力，使得感染更难治疗，同时也更容易在患者之间传播。为了遏制其蔓延，医疗人员采取了接触预防（Contact Precautions, CP）等措施，如让患者入住单间、医护人员穿戴防护装备等。然而，这些措施具体该如何启动、执行多久、又该在何时停止？是等患者完全“清除”了细菌（即定植状态解除），还是基于一个固定的时间？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病原体，做法可能天差地别。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不仅让医护人员困惑，也可能影响防控效果，浪费医疗资源。更为关键的是，距离上一次全国性的相关调查已过去十余年，MDRO的威胁谱和医疗实践可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此，由SHEA研究网络牵头的研究团队决定展开一项新的调查，旨在绘制一幅当前美国医疗机构应对MDRO的“实践地图”，揭示筛查、实施和解除接触预防措施的现状，并找出那些阻碍有效防控的“拦路虎”。这项研究成果最终发表在《Infection Control & Hospital Epidemiology》期刊上。
为了全面了解现状，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份详尽的问卷，并通过在线调查平台Research Electronic Data Capture (REDCap)向参与SHEA研究网络及其附属社区医院流行病学家小组（CHES）的134家美国医疗机构发放。调查于2025年1月7日至2月25日进行，共回收60份有效问卷（回复率45%）。数据分析主要采用了频数和比例计算，并使用Fisher精确检验和χ2检验比较不同组间的差异。研究内容涵盖了医疗机构对不同MDRO（如MRSA、VRE、CRE、ESBL等）的主动监测实践、接触预防的启用标准（针对感染或定植）、接触预防的解除协议（包括基于时间和/或微生物学结果的清除标准），以及实施感染防控措施时遇到的主要障碍。
一、MDRO实践
研究发现，所有受访医疗机构都报告对至少一种MDRO使用接触预防，且普遍对感染状态的患者比对定植状态的患者更倾向于使用接触预防。这一点在MRSA和艰难梭菌（C. difficile）上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对于革兰阴性菌，感染与定植状态间使用接触预防的差异则较小且不显著。一旦实施接触预防，绝大多数机构（>85%）会将其应用于所有患者群体，而非特定人群。对于革兰阴性菌，平均有63%的机构会在患者再次入院时重新启用接触预防，但这一比例因病原体而异。在额外防控措施中，使用标识牌最为常见（41%），其次是加强出院后房间清洁（28%）。
二、监测实践
大多数医疗机构（70%）对至少一种MDRO进行主动监测（Active Surveillance, AS）。主动监测最常在患者入住特定科室（如重症监护病房ICU）时进行，而非对所有入院患者。MRSA是主动监测最常见的对象（59%的机构），而CRE的主动监测则较少（21%）。在监测技术方面，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是最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MRSA和CRE的监测中；而对于VRE，则更多使用培养法。大多数机构的检测结果周转时间在24小时以内。
三、先发性接触预防实施实践
仅有少数机构（16%）报告对无已知MDRO的患者使用先发性接触预防（Preemptive CP）。其主要适用情形是从已知爆发特定MDRO的机构直接转诊的患者。
四、清除实践
绝大多数机构（96%）拥有针对至少一种MDRO的接触预防解除协议。解除协议最常见于MRSA（97%）、艰难梭菌（95%）和VRE（82%），而对于CRE，仅有20%的机构有解除协议。这些协议主要分为基于时间的和基于微生物学结果的。总体上，时间要素比微生物学结果更常被纳入协议。然而，从“出院即结束”到“超过一年”不等，不同病原体的清除所需时间差异巨大。在采用微生物学清除标准的机构中，所需标本数量（1-3份）也存在差异。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更新了关于MDRO感染控制实践的认识，揭示了几个关键趋势和矛盾点。首先，主动监测更倾向于针对特定高风险科室（如ICU），而非全院铺开，这可能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体现。其次，先发性接触预防的使用率（16%）较历史调查（31%）有所下降，可能与检测能力提升、物资限制或对操作流程影响的考量有关。第三，接触预防解除协议，尤其是针对革兰阳性菌的，已变得更为普遍，且呈现出更倾向于使用基于时间标准而非微生物学清除标准的趋势，这可能源于对操作简便性的追求以及支持时间标准有效性的数据积累。
研究也揭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接触预防被更频繁地用于感染而非定植患者，尽管证据表明两者同样能导致传播；另一方面，MRSA是主动监测最普遍的病原体，但对其定植状态启用接触预防的机构却少于对其他某些MDRO（如CRE）的定植状态。此外，尽管CRE被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罕见，它却被列为最令人担忧的病原体之一。这些矛盾可能反映了医疗机构在理想指南与现实操作限制之间的权衡。调查明确指出了MDRO感染预防的三大主要障碍：一线员工的培训和依从性不足（70%）、单间病房短缺（41%），以及缺乏根除环境储菌源的循证策略（34%）。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美国医疗机构对于MDRO的感染控制实践持续演变，但在主动监测、接触预防应用与解除方面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实践差异因感染状态、特定病原体以及时间而异。与历史数据相比，基于时间的接触预防解除呈上升趋势。研究强调，当前实践的多样性可能凸显了对基于疾病状态、病原体和时间的传播风险数据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未来需要制定更具包容性的循证策略，以指导MDRO的优先级划分、接触预防的使用时长及解除政策。同时，任何指南都必须正视并设法解决本调查所揭示的依从性挑战、单间病房不足和环境储菌源持续存在等主要障碍，方能在实践中有效遏制多重耐药菌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