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质母细胞瘤中脑积水的临床表现：早期预测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Clinical Neurology and Neurosurgery》：Communicating hydrocephalus in glioblastoma: Early predictor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ognosis

胶质母细胞瘤术后脑积水预测因素及生存影响研究：回顾性分析120例患者发现术中脑室开放是VP分流主要风险因素（OR8.25），基线KPS≥70和短程放疗具保护性，且脑室开放与更长的OS相关（HR0.424）。

　　

弗朗切斯卡·隆切利（Francesca Roncelli）| 西尔维娅·斯奈德（Silvia Snider）| 皮埃尔弗朗切斯科·德·多梅尼科（Pierfrancesco De Domenico）| 莉娜·拉法埃拉·巴尔扎吉（Lina Raffaella Barzaghi）| 斯特凡妮亚·阿切尔诺（Stefania Acerno）| 皮埃特罗·莫蒂尼（Pietro Mortini）| 菲利波·加利亚尔迪（Filippo Gagliardi）

意大利米兰IRCCS圣拉斐尔医院（IRCCS Ospedale San Raffaele）神经外科与伽玛刀放射外科部门

摘要

目的

交通性脑积水（Communicating Hydrocephalus, CH）是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GBM）患者中一种具有临床意义但常被忽视的并发症，尤其是在多模式治疗后的长期生存情况下。本研究旨在识别需要行脑室腹腔（Ventriculoperitoneal, VP）分流术的早期围手术期预测因素，并评估其与患者生存结局的关联。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018年至2024年间在（为避免偏见而匿名的机构）接受治疗的120名患者的数据。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来确定需要VP分流术的独立预测因素，并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 OS）和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的预后因素。

结果

共有20名患者（16.7%）在术后平均12.3个月时接受了VP分流术。术中脑室开放是预测分流术需求的最强独立因素（OR 8.25，95% CI 2.23–30.49；p = 0.002）。较高的基线功能状态（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 ≥ 70；OR 0.16，95% CI 0.03–0.83；p = 0.029）和短疗程放疗（OR 0.04，95% CI 0.003–0.62；p = 0.020）具有保护作用。放射诱导的毒性、术后感染和软脑膜播散与VP分流术的需求无显著关联。在生存分析中，术中脑室开放与较长的OS独立相关（HR 0.424，95% CI 0.231–0.778；p = 0.006），并与改善的PFS有边缘相关性。

结论

早期围手术期因素是胶质母细胞瘤中交通性脑积水的关键决定因素。术中脑室开放是VP分流术需求的主要风险因素，但与较长的总体生存时间独立相关。这些发现表明，尽管术中脑室开放会增加术后脑积水的风险，但在必要时仍应进行广泛的手术切除以优化肿瘤治疗结果。

引言

胶质母细胞瘤（GBM）是成人中最常见且最具侵袭性的原发性恶性脑肿瘤[1]。标准治疗包括最大安全切除术后进行同步和辅助性的替莫唑胺（Temozolomide）放疗[2] [3]，中位总体生存期（OS）约为14–16个月[4] [5] [6]。尽管预后仍然较差，但多模式管理的进步使部分患者的生存时间得以延长[7] [8] [9] [10]。 随着生存期的延长，非肿瘤相关并发症成为影响患者发病率和肿瘤治疗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其中，交通性脑积水（CH）是GBM患者中一种延迟出现且常被忽视的并发症。其发病率估计为5–10%[11] [12]，但这一数字可能被低估了，因为CH可能隐匿发展，其症状可能与肿瘤进展或治疗相关毒性重叠。 与通常较早出现并表现为急性颅内高压症状的阻塞性脑积水不同，CH的临床过程通常更为隐匿。常见症状包括步态障碍、认知功能下降和尿失禁，但也可能出现头痛和平衡失调[12]。诊断依赖于临床怀疑和影像学证据，证明脑室扩大并非由皮质萎缩引起。治疗通常需要永久性脑脊液（CSF）引流，最常见的方式是脑室腹腔分流术（VP分流术），该手术存在潜在并发症，且需要仔细选择患者。 已提出多种机制来解释GBM患者中CH的发生，包括肿瘤切除过程中的脑室损伤、脑脊液中的血液成分或蛋白质含量升高、术后炎症或感染、软脑膜肿瘤扩散、放射诱导的蛛网膜改变以及多次手术[12] [13] [14] [15]。然而，这些因素的相对贡献尚不明确，现有证据也较为零散。此外，VP分流术的临床和预后影响存在争议，有报告指出CH可能导致较差的预后，也有报告称及时识别和处理CH后生存期得以改善。 在这项回顾性单中心研究中，我们分析了120名IDH野生型GBM患者，以识别需要VP分流术的早期围手术期预测因素，并探讨这些因素与生存结局的关联。通过关注诊断时或术后立即可获得的变量，我们旨在改进风险分层，提高临床对这种并发症的认识，并支持常规神经肿瘤学实践中的及时监测和管理。

数据收集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018年至2024年间在（为避免偏见而匿名的机构）接受治疗的120名GBM患者的数据。 纳入标准包括：(1) 旨在实现最大安全切除的手术；(2) 组织学诊断为IDH野生型GBM（WHO分级4，2016/2021版）；(3) 年龄≥18岁；(4) 具备基线临床、手术和影像学数据；(5) 在我们的机构开始接受辅助治疗。其他诊断或完全在其他机构接受治疗的患者被排除在外。

临床和影像学变量

（具体临床和影像学变量内容在此处省略）

患者特征

共纳入120名患者，平均年龄为62.4岁（范围38–83岁），男女比例为1.7:1。102名患者（85%）的基线KPS评分≥70。81.7%的病例实现了大体全切除（Gross Total Resection, GTR）。术后CT扫描中可见的38处出血性改变均无需手术治疗。 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术后放疗；112名患者接受了一线替莫唑胺化疗。一名患者仅接受了放疗。

讨论

在这项针对120名IDH野生型GBM患者的回顾性单中心研究中，我们确定了需要行脑室腹腔分流术的早期围手术期因素，并评估了它们的预后意义。16.7%的患者需要VP分流术，通常发生在初次手术后一年以上。这一比例略高于之前的研究[11] [12] [15]，可能反映了我们严格纳入标准的影响。

局限性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回顾性设计和需要VP分流术的患者样本量相对较小（n = 20），这可能限制了统计功效和普遍性。一些术后变量（如脑脊液漏和感染）是根据临床表现而非标准化诊断标准定义的，引入了潜在的异质性。此外，VP分流术被用作具有临床意义的交通性脑积水的替代指标。

结论

交通性脑积水是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中一种被忽视但具有临床意义的并发症。在早期围手术期因素中，术中脑室开放是VP分流术需求的最强独立决定因素，而较高的基线功能状态和短疗程放疗具有保护作用。重要的是，尽管术中脑室开放会增加需要VP分流术的风险，但它并不会降低患者的生存期。

作者贡献

（作者贡献信息在此处省略）

作者署名声明

皮埃尔弗朗切斯科·德·多梅尼科（Pierfrancesco De Domenico）： 数据整理、研究、撰写及审稿编辑。 莉娜·拉法埃拉·巴尔扎吉（Lina Raffaella Barzaghi）： 构思、方法学设计、监督、撰写及审稿编辑。 西尔维娅·斯奈德（Silvia Snider）： 构思、方法学设计、撰写及审稿编辑。 皮埃特罗·莫蒂尼（Pietro Mortini）： 方法学设计、监督、撰写及审稿编辑。 菲利波·加利亚尔迪（Filippo Gagliardi）： 构思、方法学设计、监督、撰写及审稿编辑。 弗朗切斯卡·隆切利（Francesca Roncelli）： 构思、数据整理、形式分析。

参与同意

由于研究的回顾性设计，无需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伦理批准

本研究符合机构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伦理标准，以及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及其后续修订案。由于研究的回顾性质及使用了匿名数据，因此无需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正式批准。

关于写作过程中生成式AI和AI辅助技术的声明

在准备本手稿过程中，作者使用了AI辅助工具来辅助语言编辑和提升可读性。作者根据需要对内容进行了审查和编辑，并对发表文章的内容负全责。

资金支持

本研究未获得任何公共、商业或非营利机构的专项资助。

致谢

作者感谢Associazione Amici di Tosco对神经外科与伽玛刀放射外科部门研究活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