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atory Research in Clinical and Social Pharmacy》：Understand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pharmaceutical policymaking attitudes between personal attributes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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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黎巴嫩新晋药剂师群体中个人/专业属性与公共服务动机(PSM)的关系，以及药品政策制定认知(PPPS)是否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横断面研究。结果证实，领导力、战略思维、自我效能与PSM正相关，PPPS则与PSM呈负相关，且PPPS在较弱的个人属性与PSM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为通过教育和职业发展干预提升药剂师队伍的服务动机提供了新视角。
想象一下，当你走进一家药房，为你提供专业服务的那位药剂师，他/她内心驱动力从何而来？是源于对这份职业的纯粹热爱与奉献精神，还是受到个人能力、职业前景以及对行业政策环境的看法所影响？在黎巴嫩这样一个历经政治动荡、新冠疫情与经济衰退多重冲击的国家，药学领域面临着专业药剂师短缺、政策制定与执行不力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理解是什么激励着新一代药剂师投身公共服务、优化患者照护，不仅关乎职业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医疗体系的韧性。然而，个人特质（如领导力、战略思维、自我效能）如何具体影响药剂师的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以及他们对于药品政策制定(Pharmaceutical Policymaking)的看法是否在其中扮演了桥梁角色，此前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黎巴嫩的早期职业药剂师群体中，仍是一个未被充分探索的领域。这项发表于《Exploratory Research in Clinical and Social Pharmacy》的研究，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研究人员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期间，通过在线问卷对黎巴嫩的早期职业药剂师（包括在校生和毕业10年内的从业者）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1. 使用经过验证的量表进行数据收集，包括真实领导力自我评估问卷(ALSAQ-16)、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SE-10)、研究自我效能量表短版(RSES)、战略思维问卷(STQ-15)、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短版(PSM-14)以及药品政策制定认知量表(PPPS)。2. 利用k-means聚类分析将504名参与者基于个人属性得分划分为“强”、“中”、“弱”三个特征群组。3. 采用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以及基于AMOS软件的中介效应分析，来探讨变量间的关联及PPPS可能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
1. 样本特征与聚类分析
研究共纳入了504名药剂师，平均年龄为23.81±4.30岁，其中71.0%为女性，大多数为单身且无个人收入。参与者被分为三个聚类：聚类1（41.9%）具有最强的个人属性；聚类2（35.5%）具有中等个人属性但研究自我效能较低；聚类3（22.6%）个人属性最弱但研究自我效能中等。
2. 变量间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显示，真实领导力与一般自我效能(r= 0.465, p< 0.001)、研究自我效能(r= 0.273, p< 0.001)、战略思维(r= 0.489, p< 0.001)以及公共服务动机(PSM)(r= 0.569, p < 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PSM与领导力、一般自我效能、研究自我效能和战略思维均呈正相关。然而，药品政策制定认知(PPPS)与大多数量表的相关性很弱或不显著，与PSM甚至呈微弱的负相关(r= -0.039, p= 0.379)。
3. 多变量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人口统计学和教育变量与PSM无关。然而，领导力(β = 0.006, p< 0.001)、一般自我效能(β = 0.007, p < 0.001)、研究自我效能(β = 0.001, p= 0.004)和战略思维(β = 0.007, p < 0.001)对PSM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相反，药品政策制定认知(PPPS)对PSM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004, p< 0.001)。
4.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分析通过两个模型进行。在模型1中，当单独考察每个个人属性变量时，PPPS在其与PSM之间的间接效应均不显著，表明不存在中介作用。在模型2中，当以聚类群组作为自变量时，分析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聚类归属（反映逐渐减弱的个人属性）对PSM有显著的直接负向影响(β = -5.071, p= 0.009)。同时，通过PPPS的间接效应也显著(β = -1.209, p= 0.006)。这表明，PPPS部分中介了聚类群组归属与PSM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个人属性较弱的药剂师，其对药品政策制定的认知(PPPS)也更低，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其公共服务动机(PSM)的降低。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在黎巴嫩的早期职业药剂师中，领导力、战略思维及一般和研究自我效能与更高的公共服务动机(PSM)相关。然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对药品政策制定(PPPS)的认知与PSM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对现行药品政策制定看法更积极的药剂师，其公共服务动机反而可能更低。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个人属性更强、对专业更有见解的药剂师，对当前政策制定者的表现更为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可能源于其感知到的价值被低估、报酬不足或工作环境充满挑战。黎巴嫩药学专业长期以来面临的诸多问题，如药品分销、利润空间、专业监管、假药销售和政治干预等，可能加剧了这种不满。
更重要的是，当将个人属性组合起来看待（即通过聚类分析形成群组）时，药品政策制定认知(PPPS)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来说，归属于个人属性较弱群组的药剂师，其PSM水平较低，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对药品政策制定的认知(PPPS)也较低所导致的。这一发现揭示了个人属性、政策环境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它表明，改善药剂师对政策制定的看法，可能有助于激励那些个人属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药剂师提升其公共服务动机。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它提示药学教育机构和继续职业发展项目需要重新审视课程设置，有意识地培养药剂学生的领导力、战略思维和自我效能，这些是驱动其未来公共服务参与的关键内在特质。其次，研究结果呼吁政策制定者和行业领导者关注并努力改善药品政策环境，因为药剂师对政策的负面认知可能会侵蚀其服务公众的热情。尽管研究存在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差、样本可能无法完全代表所有药剂师等局限性，但它首次在黎巴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背景下，揭示了药品政策制定认知在连接药剂师个人属性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独特中介角色，为未来在不同情境下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以优化药学专业和提升患者照护，奠定了重要的实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