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对疾病进展和生存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在肝移植(LT)受者中,ICIs有两个潜在的适用indications:肝细胞癌(HCC)复发
1和新发肝外恶性肿瘤
2。肝移植后的HCC复发率取决于移植前的疾病负担程度。一项美国研究显示,符合米兰标准的患者十年复发率为13%,降级至米兰标准的患者为20.6%,不符合米兰标准的患者为41.1%
3。癌症复发的情况为多种治疗方案的提出提供了依据。对于肝外疾病,系统性治疗是唯一可行的策略
4。目前,多项研究支持使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如索拉非尼
5或乐伐替尼
6来治疗转移性癌症。二线治疗选择包括在索拉非尼治疗后使用regorafenib
7,或在索拉非尼-regorafenib治疗后使用cabozantinib
8。然而,在非肝移植背景下,ICIs与抗血管生成剂(如阿特珠单抗联合贝伐单抗)或双重ICIs组合疗法(如抗程序性细胞死亡1(PD-1)或其配体(PD-L1)与抗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的组合已被证明比单一药物更有效
9,这为ICIs在肝移植后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此外,移植肿瘤学领域的不断发展可能会扩大ICIs在肝性和非肝性恶性肿瘤中的适用范围。肝移植受者发生新发非肝性恶性肿瘤的风险较高
10。ICIs是晚期癌症(如黑色素瘤和非黑色素瘤皮肤癌、非小细胞肺癌、尿路上皮癌和肾癌)的主要系统性治疗手段
11(
https://www.esmo.org/guidelines/guidelines-by-topic)。ICIs在肝移植后的成功应用已有病例报告和小规模病例系列研究
12证实。然而,由于存在排斥反应的风险(报告范围为28.8%
13至39%
14),其在肝移植后的使用仍存在争议。此外,排斥反应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15,死亡率高达86%
16。因此,目前不建议在肝移植后使用ICIs
17。不过,这些数据在受者年龄、ICIs开始与移植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免疫抑制类型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15。在其他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中,39.8%的患者出现排斥反应,其中71%的患者发展为多器官衰竭
18。目前关于ICIs在肝移植后的安全性仍存在知识空白。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因HCC复发或新发非肝性肿瘤而接受ICIs治疗的患者的特征,并确定排斥反应的风险因素,重点关注该疗法的安全性和耐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