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追求可持续性及相关创新成果：探索可持续导向创新能力的前因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How startups can pursue sustainability and related innovation outcomes through digitalization: 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of sustainability-oriente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如今，企业被要求拥抱数字化并应对紧迫的环境和社会挑战。在此过程中，它们日益将可持续性优先事项和目标融入其创新和数字化转型进程。可持续导向创新能力（SODC）的概念最近出现，用以描述组织有效整合、构建和重构资源，以满足产品设计中的可持续性标准并主动采用数字技术进行绿色运营的能力。尽管SODC文献有所进展，但相关知识仍然有限，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提高对其前因的理解。本研究通过考察三类捕捉数字化不同互补维度（整合知识管理）的因素来阐明这一问题，即基础设施、信息和分析维度：数字平台能力（DPC）、数字知识管理（DKM）和大数据管理能力（BDMAC）。研究人员提出这三个维度影响初创企业的SODC，并识别这些特定能力对其可持续导向创新成果（即绿色产品创新绩效，GPIP）的最终作用。鉴于本研究的探索性质，采用了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研究结果显示，与DKM不同，DPC和BDMAC在影响SODC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SODC进而使初创企业能够提升其GPIP。这些发现为创始人和管理者的资源分配策略提供了见解，也为政策制定者支持初创企业培养这些能力提供了洞察。

本研究围绕数字化如何驱动初创企业实现可持续创新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Innovation》。研究背景表明，现代企业既需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敏捷性和竞争力，又必须应对当前的环境和社会挑战。尽管数字化与可持续性的融合已成为热点，但企业普遍难以将新技术潜力转化为切实的可持续成果，尤其在面向可持续的联盟和创新管理活动中常面临价值冲突等障碍。已有研究提出可持续导向创新能力（SODC，即整合、构建和重构资源以嵌入环境标准并采用数字技术进行绿色运营的能力）作为组织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动态能力，但对其前因的认识尚不充分。为填补这一缺口，研究人员基于资源基础观（RBV）和动态能力（DC）理论，识别出数字化的三个互补维度——基础设施维度的数字平台能力（DPC）、信息维度的数字知识管理（DKM）和分析维度的大数据管理能力（BDMAC）——作为SODC的潜在前因，并进一步检验SODC对绿色产品创新绩效（GPIP）的最终影响。

研究人员以欧洲初创企业（主要来自意大利）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些新创企业面临资源稀缺与生存压力的双重挑战，急需通过数字化和知识管理提升可持续创新能力。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数据，经过预试和正式调查，最终获得273份有效样本，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DPC和BDMAC对SODC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DKM无显著作用；SODC显著促进GPIP。这一发现揭示了数字化能力对可持续创新的异质性效应，为初创企业创始人、管理者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资源配置和干预设计的实证依据。

在关键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定量研究设计，首先基于RBV和DC理论构建概念模型，使用已有成熟量表编制问卷（共51个题项）。样本来自欧洲各国初创企业注册数据库，其中意大利创新型初创企业注册库为主要来源。数据收集分两阶段：先对8位CEO进行预试以优化问卷表述，再于2025年7月23日至9月5日进行正式调查，最终有效样本273份。分析采用SmartPLS 4.0软件进行PLS-SEM，包括测量模型评估（Cronbach's alpha、组合信度、AVE、HTMT）和结构模型检验（Bootstrap 5000次路径系数）。同时，通过全方差膨胀因子（VIF）和Harman单因素检验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并检验了不努力应答和无应答偏差。

**数据分析**：由于研究属探索性，采用PLS-SEM。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中，全VIF低于3.6，Harman单因素第一因子方差低于50%，表明CMB不构成威胁。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按标准两步法进行评估。

**测量模型**：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alpha和组合信度均大于0.7；所有AVE大于0.5，因子载荷除少数外大于0.7（另有5个BDAMC题项和2个DPC题项在0.6-0.7之间，符合探索性研究的接受标准）。HTMT指标均小于0.9，判别效度良好。

**结构模型与假设检验**：Bootstrap结果显示，DPC→SODC（β=0.249, p<0.05）显著，H1成立；BDMAC→SODC（β=0.758, p<0.001）显著，H2成立；DKM→SODC（β=-0.155, p>0.05）不显著，H3不成立；SODC→GPIP（β=0.377, p<0.001）显著，H4成立。R²显示模型对SODC的解释力较强（0.756），对GPIP的解释力弱（0.142）。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对结果进行了深入解释。DPC之所以促进SODC，是因为数字平台作为低成本和可扩展的基础设施，使初创企业能够替代昂贵的内部系统，通过平台化实现外部知识整合和资源配置，从而克服新创企业资源匮乏的劣势。BDMAC的显著作用则源于其提供系统化的数据驱动决策，帮助初创企业即使缺乏正式流程也能快速感知机会和重构资源。DKM未能产生显著影响，可能原因在于：DKM依赖于正式的IT架构和稳定流程，与初创企业的低正式化、高灵活性特征不相匹配；过早数字化知识流可能反而破坏其敏捷性；此外，DKM的效应可能是间接的，需要组织成熟度作为边界条件，只有当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DKM才能有效支持SODC形成。SODC对GPIP的正向影响则表明，面向可持续性的动态能力可同时发挥“盾牌”和“杠杆”作用：一方面通过合法性和结构化减轻新创劣势，另一方面使初创企业能够重新配置稀缺资源以开发绿色产品，从而在可持续驱动的利基市场中实现差异化。

最后，研究结论部分：本研究证实了数字平台能力和大数据管理能力是初创企业构建可持续导向创新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而数字知识管理在初创情境中并未显著发挥作用；可持续导向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绿色产品创新绩效。这些发现为创始人和管理者在资源分配策略上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策制定者通过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强数字和分析技能培训以及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来支持初创企业指明了方向。理论贡献包括：揭示了数字化能力对动态能力发展的非均质影响，引入组织成熟度作为资源-能力转化的边界条件，并通过多维度整合视角克服了以往数字化与可持续性研究的碎片化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