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就知道她年轻时一定经历过一些创伤，”在讨论最近的一位患者时，我带着不必要的自信对负责指导我的住院医生说道，“贝卡。”虽然我才进入医学院的第三年，但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在问诊中开始采用了一种过于简化的方法。不仅在听到某个关键“术语”或事件后我会提出引导性问题，有时，就像在贝卡的情况中，我甚至完全陷入了引导性问诊的模式。基于她的性别以及她将父亲描述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人”这样的言论（我认为这些与“分裂型人格障碍”的特征相符），我直接得出了这个诊断。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加上为了验证这个过早结论而进行的创伤筛查，使得我们团队的问诊和诊断过程迅速聚焦于创伤这一因素，将多种可能性简化为单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