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novation》：Barriers to innovation, coping strategies, and the national context: Evidence from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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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公共部门创新（PSI）中常被忽视的障碍克服策略与情境影响。研究利用联合国公共服务奖（UNPSA）数据，深入分析了新加坡147个创新案例。研究发现，在层级分明的行政环境中，涉及多主体协作的互动性障碍最为突出。为应对这些挑战，公共部门组织综合运用“框架调整”（Framing，如游说、吸纳利益相关者）和“结构修正”（Fixing，如调整创新方案、寻求资源）两类策略，其中框架策略更为常用。该研究不仅识别了关键障碍，还提供了克服策略，并论证了国家情境如何同时塑造创新障碍与应对之道，对理论和实践均有重要贡献。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创新被视为组织生存、繁荣乃至保持合法性的生命线，这一点在公共部门也不例外。公共部门创新（Public Sector Innovation, PSI）对于提升政府效率与效能、回应公民需求、解决社会挑战至关重要，已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核心议题。然而，创新之路从非坦途，公共部门在推行新理念、新服务时常常遭遇重重阻碍。尽管学术界对“有哪些障碍”已多有探讨，但对“如何克服这些障碍”以及“不同国家的独特环境如何影响障碍与对策”这两个问题的关注却相对不足。大多数研究集中于西方语境，这限制了我们理解全球多样化情境下创新动态的能力。为了填补这些知识空白，一项以新加坡为背景的深入研究应运而生，其成果发表在创新管理领域的国际权威期刊《Technovation》上。
这项研究巧妙地利用了联合国公共服务奖（United Nations Public Service Award, UNPSA）这一宝贵数据库。UNPSA旨在全球范围内表彰和推广优秀的公共部门创新实践，其申请材料包含了丰富的定性描述，如遇到的障碍及克服方法。研究人员选取了2008年至2017年间来自新加坡且通过初评的147个成功创新案例作为分析样本。通过对这些案例中关于“障碍”和“应对策略”的文本描述进行系统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研究人员将障碍归纳为四种类型，并将应对策略分为“框架调整”（Framing）和“结构修正”（Fixing）两大类，最终通过频次统计和定性引例揭示了新加坡PSI的障碍图谱与策略工具箱。
研究发现揭示了新加坡公共部门创新的独特图景：
1. 障碍的类型与分布
研究发现，在总计398项被报告的障碍中，互动性障碍（Interaction-specific barriers） 占比高达49%，成为最突出的挑战。这意味着，在创新过程中，与不同利益相关方（如其他公共部门、公民、非政府组织、企业等）的协作、协调本身会引发大量问题，特别是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层级分明、职能专业化的治理体系中。具体而言，与公民及非政府组织的互动障碍最为常见（占互动性障碍的48%），例如公民对参与式治理的陌生与犹豫、对政府新举措的怀疑等。其次是与其他公共部门（26%） 以及作为用户的企业（17%） 的互动障碍。创新自身特性相关的障碍（如复杂性、系统不兼容、数据安全问题）占23%，组织内部障碍（如资源不足、缺乏支持、技能短缺）占22%，而系统层面障碍（如法规、经济环境）仅占6%。
2. 应对策略的偏好与组合
为克服这些障碍，公共部门组织展现了强大的策略运用能力。研究将策略分为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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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调整策略：这是一类说服性、关系导向的策略，旨在通过影响利益相关方的认知和态度来减少阻力。包括吸纳（Co-optation，将关键方纳入决策）、提供培训、通过会议展示效益、社会营销、咨询、运用高层管理权力、推动法律变革与寻求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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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修正策略：这类策略侧重于对创新方案或组织流程进行实质性调整。包括修改创新方案、寻求资源与后勤支持、改变组织常规与结构。
分析显示，框架调整策略的使用频率（65%）远高于结构修正策略（35%）。最常用的四种策略依次是：修改创新方案（18%）、吸纳（16%）、提供培训（12%）、通过会议展示效益（11%）。这反映出新加坡的公共管理者更倾向于通过沟通、说服和关系构建来“软化”障碍，而非立即进行大幅度的实质性改变。然而，这两种策略并非互斥，它们经常被组合使用以应对复杂的障碍环境。
3. 国家情境的关键塑造作用
研究特别强调了新加坡独特的政治、行政和社会情境如何深刻地形塑了其创新障碍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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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境：新加坡常被描述为“柔性威权”政体，政府强大而高效，近年来虽倡导参与式治理，但总体上仍保持自上而下的决策风格。这种背景使得与公民的互动障碍凸显，因为许多公民仍不习惯或不愿在传统的自上而下体系中扮演“共同创造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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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情境：以精英治理、高度专业和技术官僚体系著称。这导致在推动跨部门协作时，与其他公共部门的互动障碍（如目标冲突、数据共享难）非常显著。同时，这种情境也促使管理者倾向于使用吸纳、咨询等符合体制预期的、务实的框架策略来管理内部官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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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境：社会多元但强调和谐与秩序。政府在创新中扮演“指导者”而非“促成者”的角色，公民更多被视为被动的服务接收者。因此，应对策略中常包含教育公民、社会营销等具有自上而下导向的措施。
结论与讨论部分深刻总结了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首先，它通过实证数据证实了互动性障碍的普遍性与重要性，指出协作本身在复杂治理环境中会制造新的挑战，从而丰富了公共部门创新障碍的理论框架。其次，它超越了仅识别障碍的局限，系统性地考察了应对策略，特别是揭示了框架调整策略的主导地位及其与结构修正策略的组合使用模式，为公共管理者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包。最后，也是最具启发性的一点，是它雄辩地论证了国家情境并非创新的模糊背景板，而是直接塑造障碍形态与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新加坡的案例表明，在自上而下、精英治理的体系中，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型反而可能激发出独特的互动障碍，而应对这些障碍的策略（如吸纳、教育）也深深烙上了本国制度逻辑与文化的印记。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学者和实践者，公共部门创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实践”。在借鉴他国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独特的政治、行政和社会脉络。对于新加坡乃至其他具有类似治理特征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言，本研究指明了一条现实路径：在推动协作创新时，必须预见到并积极管理好由此产生的互动成本与张力，同时善于运用符合本地情境的沟通、说服与适应性调整策略，方能在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拓展到更多非西方语境，比较不同国家情境下障碍与策略的异同，从而构建更具普遍解释力的公共部门创新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