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ed Geography》：The configuration and mechanism of peripheral innovation in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the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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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区域联系(trans-local linkages)是外围地区维持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的核心机制，但其空间格局配置(spatial configuration)与作用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整合
摘要：跨区域联系(trans-local linkages)是外围地区维持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的核心机制，但其空间格局配置(spatial configuration)与作用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整合行动者(actor)、网络(network)与情境(context)三维度的三角框架(tri-polar framework)提出四项假设，并利用1985—2021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共同发明专利(co-invention patent)数据对其进行检验。研究人员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ERGM)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发现：(1) 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及大型企业主导外围创新；(2) 外围创新的网络空间格局配置相对稳定；(3) 外围城市优先开展跨层级(cross-hierarchy)合作，形成开放性而非本地封闭结构的网络格局配置。总体而言，中国外围创新主要表现为企业主导(firm-led)、跨界(cross-boundary)及选择性偏向高层次合作伙伴的特征。通过将企业置于分析中心并区分不同类型的外围城市，本研究深化了对新兴经济体外围区域创新系统(Periphera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PRIS)的理解，并以具有空间显性的(spatially explicit)经验证据为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创新与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从而推进了应用地理学(applied geography)相关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现有创新网络研究多聚焦核心区域集群与新区域主义视角，延续核心—外围(core–periphery)二分法，认为创新高度集中于全球城市与领先跨国公司，而外围(peripheral)地区创新活动稀少。虽有研究指出外围创新可受政策干预、连通性改善及产业—地方匹配影响，但现有认识零散且情境特定，对于外围地区如何嵌入更广泛创新系统的空间格局配置及协作机制——尤见于幅员辽阔、空间异质性强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仍缺乏系统性实证探讨。该研究以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为案例，利用城市间共同发明人专利(co-inventor patent)网络识别外围地区，从行动者、网络结构及制度情境三维度剖析其创新合作特征与机制，旨在澄清中国外围创新的空间属性，弥补发达国别之外比较研究的不足，论文发表于《Applied Geography》。
二、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以incoPat数据库检索1985—2021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含至少一家中国大陆申请机构的共同发明专利(co-invented patent)，共计178,576件，涉及39,805个中国申请人。按所有权将申请人区分为国有企业(SOE)、民营企业(POE)、高校(U)、科研院所(RI)及中外合资企业(SJVF)；依据企查查(Qichacha)数据按从业人员、营收与总资产划为企业规模（大型/中型/小微）。以城市为空间单元，据城际共同发明人网络的节点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衡量创新能力，按自然断点法(Jenks)将城市划为5级：第1—2级为核心与亚核心城市，第3—5级分别为Ⅰ类、Ⅱ类、Ⅲ类外围城市(peripheral cities)。按专利数量与增长率将时段划为三阶段：阶段1(1985—2011)、阶段2(2012—2016)、阶段3(2017—2021)。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ERGM)分别以边基数(edges)、行动者属性（SOE哑变量actorowner、大企业哑变量actorsize）、网络结构变量（互惠边nodemutual/nodert、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测三角闭合nodetriad、城市层级差绝对值nodedif、球面大圆距离nodedis）、情境变量（城市人均R&D投入contextrd、本地高校及科研院所数contextuni）建模，通过逐步加入变量选取AIC/BIC最小模型进行参数推断与假设检验。
三、研究结果
4.1. Actor compos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atterns（行动者构成与合作模式）
对各层级外围城市共同专利行动者构成及合作联结占比的分析显示：随外围程度加深，SOE相对重要性上升，尤其Ⅲ类外围城市SOE占比高于POE至阶段2，阶段3虽POE数量反超但SOE份额仍最高；高端装备制造中科研院所重要性显著高于高校；Ⅱ类外围城市中含SOE的联结（尤SOE–SOE）占比最大且在阶段3达峰值，反映路径依赖的生产导向工业结构；POE–POE合作在Ⅱ类外围城市阶段3明显下降，而在Ⅲ类外围城市保持稳定或微升，表明更外围城市维持较异质合作结构，中等外围城市呈SOE主导集中化。
4.2. Spatial configuration（空间格局配置）
计算各层级外围城市跨地域(trans-local)合作占比及与不同层级城市合作组成发现：外围程度越高，跨城合作比重越大（阶段3：Ⅰ类66.00%、Ⅱ类75.98%、Ⅲ类84.39%）；Ⅰ类外围城市倾向与亚核心城市合作（阶段3部分转为与核心城市合作受城市再分类影响），Ⅱ、Ⅲ类外围城市倾向直接与核心城市合作；同外围层级内部合作比例最低；Ⅱ类外围城市—核心城市合作为最高值，归因于旗舰SOE或央企战略性布局；表明外围城市创新资源获取依赖长距离、跨层级、非本地互动的城际合作。
4.3. Modeling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in peripheral cities（外围城市创新合作动态的ERGM建模）
选取含全部变量的Model 4（AIC/BIC最低）结果支持四项假设：(1) H1获证：SOE哑变量(actorowner)与大型企业哑变量(actorsize)系数均显著为正，SOE凭借政经资本、历史三线建设布局遗留产业链关系及spin-off效应成为跨城合作组织锚点，大型企业具更高吸收能力与跨界搜寻意愿。(2) H2获证：互惠边(nodemutual/nodert)显著正且网络变量中系数最大，表明稳定双向重复互动；三角闭合(nodetriad, GWDSP)显著负，说明外围网络不趋向密集局部聚类，偏好开放桥接结构以接入异质外部知识。(3) H3获证：城市层级差异(nodedif)显著正，表明排斥同级城市合作(intra-tier rejection effect)而偏好向高层级城市链接以获取高价值资源；地理距离(nodedis)显著负，合作沿既有的外围—核心/亚核心城际走廊组织而非随机扩散。(4) H4获证：本地高校及科研院所(contextuni)显著正——因其嵌入国家及跨区域知识网充当知识中介；地方R&D投入(contextrd)显著负——属地化行政考核与经费分配促使合作内向化(intra-jurisdictional)，降低跨域合作激励。外围创新网络具"关系稳定但结构开放(relationally stable yet structurally open)"特征。
4.4. Combining the perspectives: typologies and linkage logics of peripheral cities in China（中国外围城市类型划分与联结逻辑）
依网络中心性、创新情境与制度背景分三类：Ⅰ类外围城市（省会/首府，具行政资源与公研机构，如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充当核心—其他外围间知识与产业链桥梁；Ⅱ类外围城市（生产导向，有大型SOE或POE锚点但缺综合创新基建，如东营、湛江、宝鸡、鞍山、株洲、包头、克拉玛依）依托组织能力嵌入全国生产体系；Ⅲ类外围城市（地理偏远、资源弱、边陲或路径依赖专区，如防城港、黄石、朝阳、衢州、龙岩、赤峰）创新靠公部门与少数关键组织，跨域合作高度依赖核心城市或顶尖院所。外围城市联结遵循：企业主导与跨界优先；选择性向高层级伙伴倾斜；维持开放非闭合结构；Ⅱ类城市借SOE组织力成重要桥接节点；地方制度资源中大学/院所促外向互动，属地化R&D资助易强化内向化。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
本文推动经济地理与创新网络文献中对新兴经济体外围创新的空间化理解，核心理论贡献为：将外围创新重新概念化为层级嵌入(heterarchically embedded)与组织锚定(organizationally anchored)过程，而非本地集聚过程。(1) 阐明中国外围创新由层级化、跨区域合作网络驱动而非本地化集群或内生学习，凸显空间层级与组织接近性(organizational proximity)在国内创新系统中建构知识流之重要性；(2) 延展外围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表明国家中介的组织行动者（特别是SOE与公立科研院所）在维系外围创新联结之核心作用，挑战市场导向创新系统预设；(3) 以企业为中心、融合行动者—网络—情境的三极分析框架并将异质企业属性纳入网络模型，展示企业主动建构空间创新联结并重塑常规核心—外围结构之方式；(4) 细分多层级外围城市类型，论证外围性是关系性、层级性与动态性概念，为非单一劣势假设下应用地理分析提供空间显性框架。
实证上揭示：外围城市创新合作围绕对国家创新系统内战略定位行动者与城市的选择性联结组织，形成持续稳定的合作廊道(collaboration corridors)；外围创新能力取决于维持对接战略伙伴之能力甚于本地要素积累，体现不对称嵌入(asymmetric integration)再生产区域不平等之机制；持续开放而非三角闭合结构意味着外围创新具探索性(exploratory)而非巩固性(consolidative)轨迹，可维持但不必然引致内生升级。
政策启示：应认可大型企业与SOE锚定作用，扶持跨省研发联盟与联合实验室稳固长距离合作廊道并催化配套供应网与spin-off；政策效果取决于能否促进对接高层级伙伴，需国家级协调跨越行政区边界之资助计划与平台，改革易引致内向化的属地R&D考评；持续投资嵌入全国/跨区域网之高校、院所与数字协作平台以提升吸收能力与外向合作；依外围城市异质网络位态实施差异化而非一刀切策略。未来研究宜拓展至更市场化知识密集型行业、结合访谈解明跨国合作动机、考察人才流动与分支网络等其他嵌入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