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Pathogens》：Taenia solium neurocysticercosis: Its current epidemiological, diagnostic, therapeutic, and control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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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综述系统性阐述了猪带绦虫脑囊尾蚴病（NCC）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的现状。文章不仅梳理了NCC在流行区和非流行区的流行病学特征，还重点总结了近十年来在诊断（如高灵敏度MRI序列、新型抗原/抗体检测）与治疗（联合抗寄生虫用药、炎症控制、新手术策略）方面的重大进展，并探讨了动物模型、传播控制策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全面且实用的参考。
引言
猪带绦虫脑囊尾蚴病（Neurocysticercosis, NCC）是猪带绦虫幼虫感染人体中枢神经系统（CNS）所致，是全球范围内获得性癫痫的主要病因之一。其临床表现多变，取决于寄生虫病灶的位置、数量、发育阶段以及宿主的免疫反应。NCC不仅在全球多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流行，也因移民和旅行在工业化国家的非流行区日益常见。
流行地区
NCC是中美洲、南美洲、加勒比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如中国和东南亚）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在流行区，约三分之一的癫痫发作由NCC引起。全球NCC相关癫痫病例估计约为436万例。虽然部分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尔、印度）的病例数呈下降趋势，但全球疾病负担的估算很可能因钙化病灶被忽略而偏低。
在非流行国家的存在与影响
NCC已成为全球性的传染病，在非流行区（如澳大利亚、北美、欧洲、西亚海湾国家）移民人群中愈发受到关注。临床病例多发生于来自流行区的移民或旅行归国者。极少数情况下，无症状的绦虫携带者进入新区可能导致本土传播病例，例如1993年纽约正统犹太人群的疫情和近期比利时学童中的案例。全球猪肉市场的扩张、乡村养猪业卫生标准执行不力等因素，增加了NCC向新地区扩散的风险。
寄生虫的生命周期
猪带绦虫的生命周期复杂，涉及人和猪两种宿主。人是其最终宿主，可感染成虫（绦虫病）；而猪和人是其中间宿主，可感染幼虫（囊尾蚴病）。
人因食用含有囊尾蚴的未煮熟猪肉而感染肠道绦虫病。囊尾蚴在人体小肠内翻出头节，发育为成虫，其含虫卵的孕节片随粪便排出。在卫生条件差、猪只散养的地区，猪可能因食粪行为摄入含虫卵的人类粪便。虫卵在猪胃酸性环境中孵化，六钩蚴穿过肠壁进入血流，最终在肌肉、脑、眼等组织发育为成熟的囊尾蚴。人主要通过粪-口途径意外摄入猪带绦虫卵而感染囊尾蚴病，例如绦虫携带者便后未彻底洗手，或食物和水被虫卵污染。
自然病程、发病机制与临床表现
囊尾蚴在皮下、肌肉或内脏器官中常无症状或症状轻微。但当其在CNS内寄居时，发病机制涉及寄生虫与宿主免疫系统的动态博弈。活囊肿常通过下调T细胞活性等机制抑制宿主免疫；而囊肿退化时释放的抗原会触发强烈的神经炎症反应，导致肉芽肿形成和水肿，从而引发临床症状。
病灶在CNS内的位置是决定临床表现的关键。一个实用分类是将其分为脑实质内感染和脑实质外感染（即脑室和蛛网膜下腔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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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实质NCC：主要与癫痫发作相关，慢性头痛、认知和精神症状也较常见。癫痫多为局灶性起源。实质囊肿的退化过程具有规律性：从活囊肿开始，经历囊肿内容物浑浊、周围炎症水肿、囊肿塌陷形成炎性结节，最终可能消退或遗留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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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实质外NCC：通常表现为占位效应、颅内高压、脑膜炎等，导致脑积水，可能危及生命。蛛网膜下腔NCC（SANCC）被视为最严重的类型，死亡率最高。有趣的是，蛛网膜下腔囊尾蚴的囊膜具有增殖性，可导致病灶失控性生长，此过程潜伏期可长达10-20年。
NCC的临床表现存在地理差异。亚洲患者（如印度）主要表现为癫痫发作，且近三分之二为单一囊肿肉芽肿（SCG）形式；而拉丁美洲或非洲患者有相当比例表现为颅内高压或脑膜疾病形式（SANCC）。皮肤囊尾蚴病在亚洲患者中也更常见。
诊断
NCC的诊断主要基于神经影像学，并辅以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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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诊断：确诊依赖于通过组织学（罕见）或神经影像技术（如磁共振成像MRI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确认CNS内存在寄生虫病灶。MRI能提供更佳细节，对小病灶、近骨或基底池病灶、脑室内囊肿以及脑实质和脑膜炎症的显示优于CT。然而，MRI对检测小钙化灶的敏感性较差。平衡稳态MRI序列（如FIESTA）的引入，显著改善了脑室等液体充盈空间内病灶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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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学检测：免疫诊断技术用于支持不明确的影像结果，或在资源有限地区作为筛查工具。抗体检测（如LLGP-EITB）可证明过去或现在的感染，但无法区分活动性感染与既往感染。循环抗原检测（如Ag-ELISA）可确认活囊肿的存在，并可用于监测疾病进展或治疗反应。然而，这些检测对单一脑实质囊肿（如SCG）的敏感性较低（50%–60%）。新进展包括使用重组蛋白（如rT24H）和合成肽，开发多抗原打印免疫测定、Triplex-ELISA，以及基于新型单克隆抗体（如TsW8/TsW5）的抗原检测方法。尿液等无创样本的检测方法也在探索中。分子检测（如PCR、LAMP、宏基因组下一代测序）在脑实质外NCC的诊断和随访中显示出良好应用前景。
现有诊断工具的局限性
在NCC更流行的贫困农村地区，CT和MRI设备普遍匮乏。免疫诊断技术也需要寄生虫抗原、精密设备和专业人员，成本高昂，难以在资源有限地区大规模应用。
治疗
治疗需根据病灶位置、阶段和数量进行个体化调整，核心是使用抗寄生虫药物破坏活囊肿，同时控制宿主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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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抗寄生虫治疗（阿苯达唑ABZ，15 mg/kg/天，分次服用，疗程8-14天，可联用吡喹酮PZQ）推荐用于有活囊肿的脑实质NCC，可加速影像学缓解并减少癫痫复发。对于SCG，抗寄生虫治疗的益处相对较小但仍有一定价值。钙化NCC无需抗寄生虫治疗。抗寄生虫治疗会引发急性炎症，可能加重症状，因此必须在治疗前和治疗期间使用抗炎药（如皮质类固醇）。治疗前需进行眼底检查以排除眼囊尾蚴病。颅内高压和未控制的癫痫应优先处理，待患者稳定后再开始抗寄生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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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用药：研究表明，ABZ联合PZQ治疗多囊肿NCC的疗效显著优于ABZ单药治疗。这种联合方案在治疗对ABZ单药无效的病例以及SANCC中也得到应用。对于病灶数超过两个的NCC，指南推荐加用P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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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炎症：炎症控制至关重要。在脑实质NCC中，通常在使用抗寄生虫药期间给予泼尼松或地塞米松。有证据表明，较高剂量的地塞米松可能减少癫痫复发和钙化形成。在SANCC中，需要长期使用较大剂量类固醇以控制炎症性蛛网膜炎，但长期使用副作用显著。肿瘤坏死因子（TNF）抑制剂等特异性抗炎药作为类固醇替代品已在个案系列中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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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手术在NCC治疗中仍占一席之地。脑室内NCC目前首选神经内镜切除，常同时行第三脑室造瘘术处理脑积水。对于SANCC，微创手术技术（神经内镜、立体定向、显微开颅）的发展使得相对安全地切除蛛网膜下腔大囊肿成为可能，从而减少需用抗寄生虫药治疗的寄生虫负荷。抗寄生虫治疗应避免在手术切除前进行，以免囊肿退化粘连，增加手术难度。
动物模型
NCC动物模型对研究疾病机制和测试治疗方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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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齿类动物模型：大鼠颅内注射猪带绦虫六钩蚴可成功、稳定地产生活囊肿和癫痫发作，病理与人类相似，是最具吸引力的啮齿类NCC模型。但存在感染途径非自然、炎症可能因囊肿占位效应而加剧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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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模型：猪是NCC研究的理想模型，因其是天然中间宿主，且大脑解剖和病理特征与人类相似。自然感染的猪可用，但寄生虫负荷变异大。实验性经口感染可产生活囊肿，但所需虫卵接种量大且可重复性差。新近报道的经颈动脉注射六钩蚴猪模型，能以较低的脑囊肿负荷稳定地复制出活NCC，与人类NCC相似，适用于临床前研究。
动物模型有助于理解脑炎症、损伤和癫痫发生，识别用于诊断和监测的生物标志物，以及优化抗寄生虫和抗炎治疗方案。
控制与潜在消除
控制猪带绦虫传播需要采取“一体化健康”策略，包括大规模药物驱虫、改善卫生条件、健康教育、严格肉类检疫和猪只疫苗接种。在秘鲁开展的一项大型干预项目（结合人畜化疗和猪只疫苗接种）证明了通过积极干预可持续阻断传播的可能性，为最终根除带来了希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佳策略可能是联合针对中间宿主和人的控制措施。然而，各种干预措施的组合和方式（如全覆盖与重点针对）仍是挑战。大规模使用吡喹酮存在诱发无症状NCC患者癫痫发作的理论风险，在项目设计中需加以考虑。强制报告NCC甚至绦虫病病例，有助于决策者确定优先干预区域。尽管控制措施效果不一，但消除传播最根本的策略是普及卫生设施，使社区不再存在露天排便现象。
结论与未来方向
NCC仍是全球范围内神经系统发病的重要原因。临床医生应了解其临床表现的广泛多样性，并针对具体的NCC类型采取个体化的诊疗策略。诊断方面未满足的需求包括：流行区神经影像设备可及性差，以及全球范围内准确可靠免疫诊断试剂的匮乏。未来需要开发针对单一病灶的灵敏检测方法、用于监测疗效的定量方法、以及成本可负担、可扩展的筛查工具（包括针对特定场景的即时检测技术）。治疗目标应是在最小化周围组织炎症损伤的前提下，彻底清除活囊肿。在全球层面，建立统一的临床数据收集登记系统可为可靠的临床和控制计划提供基础数据。未来，基于CRISPR的动物模型、疫苗测试以及人工智能影像工具，有望进一步推动NCC的认知、预防、诊断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