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tient - Patient-Centered Outcomes Research》：Chinese Patient Preferences and Trade-Offs for Therapy-Related Attributes of Anti-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gents in Diabetic Macular Edema and Neovascular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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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于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治疗中患者依从性不足的现实问题，通过在中国六城市开展的面对面离散选择实验（DCE），量化分析了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与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患者对药物疗效、注射频率、安全性及成本的权衡偏好。结果表明，两类患者的核心偏好存在差异：DME患者最看重维持期注射频率，而nAMD患者最看重视力改善。研究揭示了患者为换取治疗获益（如延长注射间隔）所愿支付的金额（WTP）、接受的风险（MAR）或放弃的疗效（MAB）的具体阈值，并识别了患者内部的偏好异质性，为临床医患共同决策及药物研发与支付方评估提供了实证依据。
对于患有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iabetic Macular Edema, DME）或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eovascular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nAMD）的患者而言，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药物是抑制血管新生、减轻黄斑水肿的一线疗法。然而，现实世界中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往往不尽如人意。这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复杂交织：频繁的眼内注射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身心负担与经济压力，而严格的治疗要求又可能导致部分患者因不堪重负而中断治疗，进而影响视力恢复甚至增加并发症风险。那么，在疗效、安全性、治疗频率和成本这几项关键治疗属性之间，患者是如何权衡与抉择的？他们的核心诉求究竟是什么？理解这些偏好，对于医生制定更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药企研发更贴合患者需求的产品、以及医保部门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估都至关重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支研究团队展开了一项深入调查，并将成果发表在了专注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健康结果研究的期刊《The Patient - Patient-Centered Outcomes Research》上。
为了精准量化中国DME与nAMD患者对抗VEGF药物的偏好及其在关键治疗属性间的权衡，研究人员设计并实施了一项严谨的调研。其核心方法是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DCE），这是一种基于经济学理论和心理行为模型的偏好研究方法。研究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4月期间，在中国的北京、天津、西安、武汉、成都、哈尔滨六个城市的医院中，对符合条件（确诊为DME或nAMD且曾接受抗VEGF治疗）的成年患者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回顾、焦点小组讨论、最佳-最差标度法（Best-Worst Scaling） 并结合药品说明书和III期临床试验数据，确定了用于DCE的五大核心治疗相关属性（维持期注射频率、黄斑水肿减少程度、视力改善程度、严重不良事件风险和每次注射费用）及其水平。随后，研究者为DME和nAMD患者分别设计了两套独立的DCE任务集，通过最优D效率设计生成选项，并采用混合Logit模型来估算患者对各属性水平的偏好权重、属性相对重要性以及各项权衡指标（如支付意愿、最大可接受风险等）。此外，研究还运用潜类别模型来探索患者群体内部的偏好异质性。最终，共有355名通过质量检查的参与者（177名DME患者，178名nAMD患者）的数据被纳入最终分析。
3.1 患者特征
研究共分析了355名参与者的数据，其中DME患者平均年龄55.0岁，平均接受注射3.3次；nAMD患者平均年龄66.7岁，平均接受注射4.3次。两组患者在人口学、疾病和治疗史方面存在差异，为后续分析偏好异质性提供了背景。
3.2 患者偏好
分析显示，无论是DME还是nAMD患者，普遍都偏好那些维持期注射间隔更长或更灵活、能带来更大黄斑水肿减少和更佳视力改善、严重不良事件风险更低且费用更低的抗VEGF药物。混合Logit模型系数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倾向，并且在多个属性水平上观察到了显著的系数标准差，表明患者偏好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3.3 相对重要性
这是研究的核心发现之一，揭示了不同属性对患者选择决策的影响力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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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DME患者，维持期注射频率是最重要的属性（相对重要性为25.31%），其次是视力改善、费用、黄斑水肿减少、严重不良事件风险和负荷期注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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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nAMD患者，视力改善是最重要的属性（相对重要性为37.46%），其后依次是严重不良事件风险、黄斑水肿减少、维持期注射频率、费用和负荷期注射次数。
3.4 权衡分析
研究量化了患者为获取某项治疗改善所愿意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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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DME患者愿意额外支付5045.26元人民币，以将注射间隔从每月一次延长至“治疗并延长（Treat-and-Extend, T&E）”方案；nAMD患者则愿意支付16，586.29元人民币，以将视力改善率从20%提升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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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接受风险（Maximum Acceptable Risk, MAR）：DME患者愿意接受高达12.97%的严重不良事件风险增加，以换取从每月注射转为T&E方案；nAMD患者愿意接受17.30%的风险增加，以换取视力从20%改善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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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可接受获益（Minimum Acceptable Benefit, MAB）：如果注射间隔从T&E缩短至每月一次，DME患者要求至少获得21.76%的黄斑水肿减少或14.76%的视力改善作为补偿。如果严重不良事件风险从20%增至24%，nAMD患者则要求至少获得18.64%的黄斑水肿减少或11.88%的视力改善作为补偿。
3.5 偏好异质性
通过潜类别模型，研究进一步发现了患者群体内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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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E患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更看重视力改善（“视力改善导向型”，占55%），另一类更看重降低注射频率（“低注射频率导向型”，占45%）。分析发现，高中及以上学历或有跨区域治疗史的DME患者更可能属于“视力改善导向型”；而既往接受过超过3次注射的患者则更可能属于“低注射频率导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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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D患者的潜类别模型未能收敛，未能进行有效的异质性群体特征分析。
研究的结论与讨论部分强调了本项工作的多重意义。首先，研究系统性地揭示了中国DME与nAMD患者在抗VEGF治疗中的核心偏好与精确的权衡阈值。最重要的发现是两类疾病患者最看重的治疗属性不同：DME患者将注射频率置于首位，而nAMD患者最重视视力改善。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患者年龄、疾病特征（如DME常双眼受累且易复发）以及医保政策（如中国国家医保目录对注射次数的限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次，研究量化了患者的支付意愿、风险承受边界和获益要求，这些数值并非线性增长。例如，当严重不良事件风险降至一定水平后，患者对其进一步降低的支付意愿减弱；当注射频率达到合理区间后，患者不愿为继续延长间隔支付过高代价。这提示临床决策和药物价值评估需关注“阈值效应”。
此外，研究识别出的偏好异质性具有直接的临床指导价值。例如，对于注射次数多、治疗负担重的DME患者，医生在沟通时应更关注如何优化注射方案以减轻其负担；而对于教育水平较高或经历跨区域求医的患者，则应更侧重于探讨治疗方案对视力预后的潜在改善。这些发现有助于眼科医生在临床实践中进行更精细化、个性化的医患共同决策，从而有望提升治疗依从性和长期效果。
研究也指出了若干局限性，包括采用便利抽样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适性、未纳入视网膜静脉阻塞（RVO）患者、以及基于市场价格设定的成本属性可能导致支付意愿估值偏高等。这些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例如在更广泛人群中验证结果、探索给药途径等新属性的影响，以及基于更贴近真实支付能力的情景来评估支付意愿。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通过严谨的离散选择实验，为中国眼底病患者的治疗偏好描绘了一幅细致的“图谱”。它不仅证实了疗效、安全、成本和治疗负担是影响患者选择的关键，更深刻地揭示了个体间偏好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可能逻辑。在迈向“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进程中，此类实证研究为临床医生、药物研发者和卫生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决策依据，推动治疗方案从“一刀切”向“量体裁衣”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