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BETES-METABOLISM RESEARCH AND REVIEWS》：Impact of Adverse Metabolic Factors on the Burden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 20 Years Old, 199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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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系统评估了1990-2019年间中国≥20岁成年人群因不良代谢风险因素（高血压(SBP)、高体重指数(BMI)与高空腹血糖(HFPG)）所致的慢性肾脏病（CKD）疾病负担变化趋势。研究发现，高血压肾病的归因负担最高，而高BMI相关负担增速最快，且男性的负担普遍高于女性。研究强调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采取以血压控制与肥胖预防为核心的整合防治策略的紧迫性。
引言
慢性肾脏病（CKD）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CKD的病因构成已从肾炎和感染相关肾病为主，转变为以代谢疾病介导的肾病为主。评估不良代谢风险因素对中国CKD负担的影响，对于推动早期预防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全球疾病负担（GBD）2019年的数据，旨在量化1990-2019年间，中国≥20岁成年人群归因于不良代谢风险因素（高收缩压、高体重指数和高空腹血糖）的CKD负担的长期变化趋势，为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定期发布的GBD数据，具体为GBD 2019。该数据涵盖了1990-2019年间全球195个国家的350多种疾病和199种风险因素。我们分析了五种CKD病因（归因于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高血压、肾小球肾炎及其他/未特指病因的CKD）和三种代谢风险因素（高收缩压、高体重指数和高空腹血糖）。结局指标为归因死亡人数/率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数/率（每10万人）。研究人群按性别和13个年龄组（20-24岁至≥80岁，每5岁一组）进行分层。为分析1990-2019年间死亡率与DALY率的时间趋势，我们使用了连接点回归分析，计算了年度变化百分比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
结果
3.1 归因于不良代谢风险因素的CKD总体负担变化
2019年，归因于不良代谢风险因素的CKD死亡率为6.9/10万，总归因DALY为420.1万。其中，高血压肾病在所有CKD病因中归因负担最高（死亡率2.5/10万，DALY率59.2/10万），其次是2型糖尿病肾病（死亡率2.22/10万，DALY率57.53/10万）。与1990年相比，归因于不良代谢风险因素的CKD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其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为0.55%。其中高血压肾病的死亡率增长最快，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达1.12%。与此同时，1型糖尿病肾病和肾小球肾炎相关的肾病死亡率呈下降趋势。
3.2 特定代谢风险因素的归因负担变化
在1990-2019年间，归因于高体重指数的CKD死亡率增幅最大，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达3.14%，其次是高收缩压（1.32%）和高空腹血糖（0.36%）。尽管高体重指数相关负担增长最快，但从绝对贡献来看，高收缩压在2019年仍然是导致归因死亡和DALY负担的最主要因素。在DALY率方面，仅有归因于高空腹血糖的DALY率呈下降趋势，而归因于高收缩压和高体重指数的DALY率则有所上升，其中高体重指数的增幅最大。
3.3 不同性别与年龄组的归因负担差异
归因于不良代谢风险因素的CKD负担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增加，且在男性中普遍高于女性。在2019年，年龄≥80岁的人群承受了最高的负担（死亡率高达201.52/10万，DALY率达2517.42/10万）。与1990年相比，20-24岁年龄组的死亡率与DALY率下降最为显著。在所有年龄段，男性的归因死亡率与DALY率均高于女性。2019年，总人群（≥20岁）中，男性的归因死亡率和DALY率分别为7.34/10万和215.09/10万，均高于女性的6.42/10万和187.64/10万。
讨论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CKD的死亡率并未像其他非传染性疾病那样得到显著改善。研究发现，CKD的归因死亡负担随年龄增长而急剧上升，尤其是在60岁之后，这突显了对中老年人群进行针对性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在众多风险因素中，高血压是当前归因负担最主要的贡献者，而高体重指数则展现了最快速的增长势头。这种年龄和性别分布模式具有临床和公共卫生意义。既往研究指出，虽然CKD的患病率在女性中可能更高，但男性的死亡率更高，这可能与疾病进展速度、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竞争性风险或风险因素控制有关。这些发现强调了需要对高血压、血糖和体重进行整合管理，特别是在老年人和男性群体中。
潜在的中国特有驱动因素包括：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营养转型导致的饮食模式变化（如高脂肪、动物性食品和加工食品摄入增加及体力活动减少）、以及高血压和糖尿病患病率的持续上升。尽管“健康中国2030”等国家卫生政策旨在改善疾病的发现和治疗，但代谢风险的流行趋势仍需通过综合的预防策略来应对。
局限性
本研究基于模型化的GBD估计值，其结果依赖于基础数据源的质量和建模假设。归因负担估计反映了比较风险评估的框架，而非个体层面的因果效应。此外，该分析聚焦于国家级趋势，未能考虑个体层面的混杂因素、地区异质性或临床因素（如CKD分期、蛋白尿和治疗模式）。未来结合高质量队列和登记数据的研究将有助于更清晰地阐明机制并指导政策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