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恐惧与航空维修安全文化的双领域：一种结构方程模型方法

《Safety》：Trust, Fear, and the Dual Domains of Safety Culture in Aviation Maintenance: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Sang-A Lee and Dothang Truong

　　

航空维修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环境，必须同时管理工作人员的安全和运行安全。本研究针对美国联邦法规第121部（U.S. Part 121）航空公司雇用的航空维修技术员（AMTs），开发并验证了一个双领域安全文化框架。该框架区分了安全文化的两个互补维度：维修职业安全文化（MOSC），强调航空维修技术员的人身安全及免受工作场所危害的保护；以及基于维修的航空安全文化（MASC），侧重于防止维修错误和支持整体航空安全的组织实践。研究人员对航空维修技术员（n = 240）进行了定量调查，并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测量模型显示出可接受的拟合指数和信度。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信任对维修职业安全文化和基于维修的航空安全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恐惧则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些结果突显了信任在加强航空维修安全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同时表明恐惧可能仅轻微削弱与安全相关的感知。经过验证的框架进一步强调了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afety）在提升航空维修技术员福祉和运行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将职业安全和航空安全视为不同但相互关联的领域，推进了对航空维修安全文化的理解，为寻求通过培养信任来提高安全绩效的行业领导者、安全管理人员和监管机构提供了实用指导。

航空维修是保障商业航空运输安全的关键环节，其安全文化对预防事故、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研究与实践往往将航空维修安全文化视为单一整体，忽视了该环境固有的双重性：航空维修技术员（AMTs）同时处于保障飞机适航性的运行安全和保障自身健康的职业安全两个独立领域。这导致了对安全文化理解的局限性，难以全面评估和提升维修组织的安全绩效。此外，尽管组织、程序和管理干预措施被广泛研究，但作为上游心理机制的信任和恐惧如何影响这两个安全文化领域，尚缺乏深入的实证探索。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区分双领域的安全文化框架，并探究信任和恐惧这两个核心心理因素对其的影响机制，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安全改进策略。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为航空维修安全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做出贡献。

本研究由Sang-A Lee和Dothang Truong开展，发表在《Safety》期刊上。研究人员开发并验证了一个针对航空维修技术员的双领域安全文化框架，将安全文化区分为维修职业安全文化（MOSC）和基于维修的航空安全文化（MASC）。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发现信任对MOSC和MASC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恐惧的负面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结论强调了信任在强化航空维修安全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为行业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即通过培养信任可以同时提升职业安全和运行安全。

本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1. 研究设计：采用横断面非实验性调查设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2. 样本与数据收集：研究对象为持有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有效维修证书并受雇于第121部航空公司维修运营的航空维修技术员，通过便利抽样方式，最终获得240份有效问卷。3. 测量工具：开发结构化调查问卷，测量维修职业安全文化、基于维修的航空安全文化、信任和恐惧四个关键构念，问卷经过专家评审以确保内容效度。4. 数据分析：采用三步定量分析方法，包括使用SPSS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识别潜在因子结构，使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测量模型拟合度，最后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信任和恐惧对两个安全文化领域的假设影响路径。

研究结果部分通过多个小标题展示了具体发现：

**3.1. 人口统计结果**：最终样本包含240名航空维修技术员，涵盖了不同的航空公司、工作角色、经验年限和证书类型。大多数参与者为男性，年龄集中在35-44岁，平均拥有约9年工作经验，且多数持有机身、动力装置或二者结合的A&P证书。

**3.2. 探索性因子分析**：初始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支持了所提出构念的区分度。各构念组别的KMO值均高于推荐阈值，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的因子结构与理论构念基本一致，初步验证了潜在构念的概念组织。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提炼出的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确认。测量模型拟合指数在可接受范围内，所有观测指标在其预期的潜在因子上负载显著。组合信度值良好，平均方差提取值除个别子维度略低于标准外，大多符合要求。克隆巴赫α系数表明内部一致性可接受。异质-同质比率分析显示，除维修职业安全文化内部个别子维度间相关性略高外，各构念间具有足够的判别效度。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信任对维修职业安全文化和基于维修的航空安全文化均有强烈、正向且统计显著的影响，假设H1和H2得到有力支持。相反，恐惧对两者的负面影响路径在统计上不显著，假设H3和H4未获支持。这表明在本研究样本中，恐惧并未显著预测安全文化的感知。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深入阐释。研究证实了信任对维修职业安全文化和基于维修的航空安全文化的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先前文献认为信任能促进心理安全、透明报告和加强安全合规性的观点一致。信任与两个安全文化领域关系的强度和一致性表明，信任是连接人际感知与组织安全系统的核心解释性构念。另一方面，恐惧未显示出显著负面影响，这可能源于测量局限、美国第121部承运人已实施的非惩罚性报告政策或心理安全举措的缓冲作用，或者恐惧本身是一个更依赖于具体情境的多维构念。研究结果还实证区分了维修职业安全文化和基于维修的航空安全文化，支持了将维修安全文化视为多领域构念而非单一构念的观点。此外，沟通、文件和培训作为基于维修的航空安全文化指标的有效性得到了验证。

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在理论上确认了航空维修安全文化是由维修职业安全文化和基于维修的航空安全文化构成的双领域构念；识别出信任是跨越这两个领域的核心解释因素；而恐惧的非显著作用则提示其影响可能更具情境依赖性或多维性。在实践上，研究建议组织领导者应支持增强信任的条件，如透明沟通、公平一致的管理实践，并认识到针对维修职业安全文化和基于维修的航空安全文化可能需要不同的干预措施。尽管恐惧的影响不显著，但惩罚性环境的风险依然存在，因此应继续支持非惩罚性报告系统和心理安全举措。研究同时指出了横断面设计、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的偏差、样本代表性以及恐惧构念操作化等局限性。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或干预性设计，探索恐惧发挥更显著作用的具体情境，并结合定性方法或客观安全结果数据以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总之，本研究强化了信任作为航空维修安全文化中心理和组织因素的重要性，并提供了一个经过验证的区分职业安全与航空安全领域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