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很重要：一项采用混合方法的研究，探讨了澳大利亚媒体和公共传播在自杀问题上的相关经历与观点

《BMJ Public Health》：Our stories matter: a mixed methods survey of lived and living experience perspectives of media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uicide in Australia

　　摘要
背景
自杀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然而，那些有过自杀经历或正在经历自杀的人的声音往往被排除在关于自杀的公共讨论之外。媒体在塑造公众认知和社区讨论中起着关键作用，目前许多制定媒体指南的工作都集中在降低自杀风险上。尽管分享关于希望、康复和应对自杀倾向的经历故事（即“帕帕杰诺效应”）已被证明是有益的，但关于安全和有效讲故事的指南仍然有限。本研究旨在：（1）了解有过自杀经历或正在经历自杀的人如何看待媒体对自杀的报道；（2）确定安全讲故事的重要考虑因素；（3）了解媒体和传播专业人士支持这些经历故事讲述者的最佳实践。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该项目在各个方面都纳入了有过自杀经历的人，包括本文的作者。

方法
采用混合方法调查（包含定量和定性部分），在澳大利亚对有过自杀经历的人进行了调查，采用目的性非概率便利抽样方法。参与者回答了关于如何基于他们在新闻媒体和其他公共传播平台上接触与自杀相关内容的经验来制定安全分享个人自杀故事指南的问题（调查的第一部分）。此外，那些有公开分享自己故事经验的参与者还接受了额外的问题（调查的第二部分）。

结果
共有309名参与者完成了调查的第一部分，其中125人继续完成了第二部分。调查结果表明，主流媒体在报道自杀方面存在显著不足，75%的参与者认为他们的经历没有在媒体中得到体现，只有失去亲人的参与者报告了自己的经历被报道。此外，79%的参与者认为媒体没有认识到自杀经历的多样性。第二部分参与者的回答指出，讲故事时的关键考虑因素包括：在分享之前明确目的（81.3%）、区分有意义的机会和形式主义的机会（80.5%）以及自我照顾计划（77.1%）；在分享过程中注意语言使用（81.2%）以及在涉及他人经历时获得同意（81.2%）；在分享之后，为可能的负面反应做好准备（82.4%）和保持界限（74.8%）。值得注意的是，40.9%的参与者因公开讲故事而感到精疲力竭，设定界限、充分休息和组织支持被认为是重要的保护因素。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媒体有机会增加和多样化关于自杀的公共叙事，除了现有的悲伤叙事外，还应包括关于希望和生存的故事。这些发现为制定澳大利亚首个全面的安全分享个人自杀经历指南提供了依据，并为支持倡导者和经历故事讲述者的媒体及公共传播专业人士提供了指导（《我们的故事很重要》，2024年）。这填补了自杀预防实践中的一个关键空白。

关于这一主题的现有知识
自杀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虽然存在减少伤害的媒体指南，但在公共传播和讲故事指南的制定中，有过自杀经历的人的代表性不足，对康复导向的叙事的关注也有限。

本研究的新贡献
本研究收集了大量有过自杀经历的人的观点，指出了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不足、叙事多样性不足以及与公开讲故事相关的关键风险和伦理考量，包括精疲力竭的普遍性以及需要完善的知情同意流程。该研究还强调了在研究规划、设计、实施、分析和传播过程中将有过自杀经历的人置于中心的重要性。

本研究可能对研究、实践或政策产生的影响
这些发现为制定基于真实经历的传播指南提供了实证支持，并对未来的研究设计、媒体实践和政策产生了影响，通过加强关于自杀的伦理、包容性和康复导向的报道标准。

引言
自杀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超过70万人因此死亡。1 这些数字没有包括每年经历自杀念头和自杀未遂的数百万人，以及受到自杀行为影响的家人和朋友。根据国际自杀预防协会的定义，自杀经历包括“经历过自杀念头、尝试过自杀、在亲人自杀危机中提供照顾或因自杀而失去亲人”。2 自杀经历（LLE）是一种个人身份，本质上是自我报告的。

主流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被认为是影响人们对自杀看法和讨论的关键因素，3 它们既可能加剧污名化，也可能促进寻求帮助的行为。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减少自杀和自杀念头的报道方式（如将危机描述为暂时且可管理的、分享克服自杀危机的故事、提供替代方案的信息或强调应对、希望或康复的信息）与降低自杀率和自杀念头有关。4–8 这种预防效果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验证，适用于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介。9–10 总而言之，“韦尔特效应”和“帕帕杰诺效应”表明，媒体的影响取决于它们所呈现的故事及其呈现方式。全球已经制定了多种媒体指南，以减少关于自杀的传播带来的潜在伤害，并鼓励包含促进寻求帮助的元素以及自杀经历的故事。11–13 尽管人们对LLE声音的影响有了新的认识（如“帕帕杰诺效应”所示），但人们的个人故事往往作为轶事公开分享，用于向医疗专业人员提供信息、个性化统计数据或为政策和服务提供背景。15 对澳大利亚媒体的分析发现，当媒体中包含自杀个人故事时，这些故事通常来自失去亲人的人，尤其是失去母亲的母亲，而不是直接有过自杀念头和行为的人。15,16 这种差异可能部分归因于媒体惯例，例如“死亡敲击”现象，即记者在报道任何与死亡相关的故事时都会采访失去亲人的人，以增强情感冲击力和新闻价值。17,18 这也可能是因为失去亲人的人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教育社区、倡导更好的支持并描述自杀对他人的影响。19 媒体中对失去亲人经历的过度报道导致基于媒体的自杀预防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自杀带来的悲伤上。20,21 相比之下，关于直接有过自杀念头和行为的人如何分享他们的故事或与媒体合作的知识却很少。值得注意的是，LLE人群和媒体并不是同质群体，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77.2%的媒体专业人士认识因自杀去世的人，44%的参与者表示他们与这些人关系密切。22

讲故事被认为是LLE倡导工作的一个关键方面，安全讲故事被认为是一种可以通过实践和接触讲故事机会而发展的技能。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分享自杀未遂经历的人可以感受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对生活有新的认识，找到目标，应对创伤，并对自己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23 与分享故事相关的负面经历包括故事饱和、对故事感到厌倦和污名化。参与者还提出了关于讲故事的建议，如评估情感准备情况、获得支持和指导、练习、与媒体专业人士建立信任关系以及在故事发布后的自我照顾。尽管有这些新的研究，但很少有指南探讨人们如何安全地公开分享他们的自杀经历，以及媒体和其他人如何支持这一过程。现有的指南主要集中在特定人群和特定传播平台上，忽略了讲故事过程中的媒体指导。24 澳大利亚的研究22表明，媒体可能有兴趣增加LLE叙事，记者更倾向于同意当前关于保护性或潜在积极元素的媒体指南（例如，涉及有过自杀经历的人），而不是那些旨在降低风险的指南（例如，不在标题中提及自杀）。

本研究基于现有的“帕帕杰诺效应”研究，提出了三个具体目标：（1）了解有过自杀经历的人如何看待当前的媒体和关于自杀的公共传播，包括报道和多样性；（2）确定公开分享个人自杀故事的人的关键考虑因素和支持需求；（3）了解媒体和传播专业人士支持LLE故事讲述者的最佳实践。这些目标旨在帮助制定新的、基于证据的澳大利亚全面安全有效讲自杀经历的指南。

反思一：LLE作者反思背景证据
当关于自杀的统计数据和故事被分享时，通常会引起震惊和悲伤。但对于我们这些有过自杀经历的人来说，这是个人的事情。我们确实会分享自杀的故事，但重要的是要理解，自杀经历有很多层面，而且我们中的许多人有多次自杀经历。分享故事的动机也各不相同。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为了获得认同感，成为他们在最困难时期需要听到和看到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可以康复并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尽管会面临污名化，许多人仍然选择分享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会对自己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为了纪念因自杀而失去的亲人。当我们自己的经历被他人以积极的方式呈现时，我们集体感受到的是一种力量——有人从黑暗中走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然而，尽管过去十年左右关于自杀的讨论和故事越来越多，媒体故事中的多样性仍然不足，有时会加剧孤立感和被忽视的感觉。

方法
参与该研究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有自杀经历；然而，这项研究并不是在特定的经历研究框架下进行的。不过，有过自杀经历的人参与了研究的各个阶段的设计和实施。整个项目起源于与Roses In The Ocean（RITO）这一经历组织的讨论，该组织随后参与招募了项目的初始LLE工作组。通过与RITO成员的深入访谈和两次焦点小组讨论，该项目及其后续目标和研究问题得到了明确。在COVID-19疫情期间项目暂停后，六名有过自杀经历的人（包括作者MB和JE）通过兴趣表达程序被邀请加入新的项目工作组，该工作组对Everymind的Lived Experience Advisory Group的现有成员开放。工作组成员根据他们的自杀经历类型和其他交叉经历被选中。工作组成员参与了研究方向的制定、调查的设计、早期阶段的数据审查、通过他们自己的网络协助招募、反思调查结果以及资源创建和传播的建议，其中两名成员共同撰写了本文。

研究结果通过会议展示与有过自杀经历的人共同发布。研究结果还被整理成了一套资源（mindframe.org.au/our-stories-matter），并在多个个人和组织的生活经历网络中进行了传播。

### 调查方法
该调查旨在收集有关有自杀经历的人在公共传播中遇到的情况的信息。这是多阶段项目的最后阶段，该项目采用了方法三角测量（文献回顾、深入访谈、初步焦点小组和混合方法调查）来了解有自杀经历的人的观点和经历。调查包括关于年龄、性别、性取向以及是否认同为原住民和/或托雷斯海峡岛民的选填人口统计问题。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使用了李克特量表、复选框（例如“是”或“否”）和文本框来收集参与者对媒体中自杀相关内容的参与度和偏好。那些公开分享自己自杀经历的人还提供了关于背景、准备过程、影响、所遇到的支持以及媒体如何进一步支持故事讲述实践的额外信息。选择同时使用定量指标（量表、复选框）和定性成分（开放文本回应），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一主题，获得更完整的结果，并为纠正研究者偏见或发现新兴或研究不足的问题提供空间。

25-27个调查问题是与生活经历工作组合作设计的，这些问题的制定基于项目早期阶段的成果，包括文献回顾以及对有自杀经历的人进行的初步深入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调查问卷的副本可作为在线补充材料获取。符合纳入标准（年龄18岁及以上、居住在澳大利亚，并自认为是有某种类型的自杀经历）的参与者被纳入结果分析。虽然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排除标准，但如果参与者的自杀念头或行为发生在最近12个月内或仍在持续中，不建议他们参与。除了必填的纳入标准问题外，所有其他问题都是自愿回答的。调查通过REDCap调查平台在2024年2月19日至3月31日期间进行。

### 分析
定量数据使用SPSS V.28.0进行分析。所有分类变量都计算了描述性统计（频率、百分比）。对于使用5点李克特量表的表示和多样性测量，我们报告了完整的分布情况，并将“同意”和“非常同意”类别合并（同样地，“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也合并），以便于解释趋势方向，这符合调查研究报告的既定做法。这种方法在保持数据完整性的同时提供了易于理解的汇总指标。对于5点量表上的重要性评分，我们也合并了“有些重要”和“非常重要”类别，以确定参与者认为重要的因素。χ2检验用于分析分类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年龄组和故事讲述平台），统计显著性设定为p<0.05。当单元格数量不足以进行χ2分析时，使用了费舍尔精确检验。

来自开放文本回应的定性数据采用Braun和Clarke的六阶段方法进行了反思性主题分析。两名研究人员（EPJ和JP）独立地对部分回应（n=50）进行了编码，以确定编码者之间的共识，然后再进行全面的分析。随后，与更广泛的研究团队和生活经历工作组一起讨论了出现的主题。对出现主题的小组讨论有助于反思潜在的偏见，并将反思性实践融入其中。还展示了每个主题的代表性引文。

### 参与者招募
我们征求了那些自认为是有自杀经历的人的意见，他们年龄在18岁及以上，并且居住在澳大利亚，同时具备基本的英语读写能力。虽然参与者不需要公开分享他们的故事就能符合研究资格，但那些已经公开分享故事的人会被问及更多关于这些经历的问题。参与者通过Everymind的网络和LLE组织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帖子招募。这些全国性的专业网络覆盖范围广泛，包括社区成员、生活经历网络、组织和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权威机构。这种有目的的非概率便利抽样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针对特定人群，并利用已知网络以及通过转发邮件和分享帖子将信息传播给未知的个人或网络。

本研究的样本量是根据实际可行性及观点多样性来确定的，而不是基于正式的统计计算。由于没有中央登记系统，有自杀经历的人群是基于自我认同来确定的，因此无法进行概率抽样。招募工作依赖于全国性网络和滚雪球效应，以确保涵盖多种类型的经历（自杀念头、尝试、照顾有自杀念头的人或经历过自杀的人以及因自杀而失去亲人的人）。我们最终获得了309名参与者（第一部分）和125名参与者（第二部分），这超过了类似混合方法和自杀预防定性研究中通常报告的样本量（例如Kirchner和Niederkrotenthaler的研究中，调查通常为100-300人，定性部分为20-50人），从而为描述性分析提供了足够的广度，并为深入分析提供了深度。

### 第一部分结果
共有309名年龄在18岁及以上且有自杀经历的人参与了第一部分的调查（表1）。最常报告的生活经历是自杀念头或想法（81.7%，n=246）。排除那些在任何类别中选择“不愿回答”的人后，19.0%的人（n=56）表示只有一种经历，24.5%的人（n=72）表示有两种经历，25.2%的人（n=74）表示有三种经历，15.6%的人（n=46）表示有四种经历，14.6%的人（n=43）表示有五种经历。三种最常见的同时发生的经历是：自杀念头和自杀尝试（14.6%，n=43）；所有五种经历（14.6%，n=43）；以及仅经历丧亲（10.2%，n=30）。

### 媒体和公共传播中的代表性及多样性
参与者认为媒体（如印刷媒体或时事报道）或公共传播平台（如社交媒体和播客）未能充分代表或包容所有可能的自杀经历。关于表示和多样性的回应的完整分布见下表2。对于“我认为我的生活经历在媒体所呈现的故事中得到了体现”这一说法，75%（n=207）的人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所有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参与者都有过自杀丧亲的经历。当被问及公共传播平台（包括播客、社交媒体）是否能够代表他们的自杀经历时，57%（n=158）的人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对于“我认为媒体认识到了自杀经历的多样性”这一说法，79%（n=218）的人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且不同类型的自杀经历在受访者中没有明显差异。

### 关于自杀的公共传播的关键要素
以下调查结果显示了同意或非常同意包含以下因素的参与者数量：在分享自杀经历的故事之前考虑知情同意和隐私问题（95.3%，n=245）；包含如Lifeline等支持服务的联系方式（94.5%，n=241）；包含有关可用支持的多样信息（93.7%，n=236）；从照顾者、家庭和朋友的角度考虑分享自杀经历的故事之前的知情同意和隐私问题（93.4%，n=241）；以及包含内容建议（n=215，83.4%）。关于表示和多样性测量的回应的完整分布见下表3。

### 第二部分结果
共有125人（48.4%）继续参与第二部分的调查，提供了他们公开分享自杀经历的信息。参与者还指出了他们公开分享故事的具体地点及其动机（表4）。最常见的公开故事讲述方式是通过个人社交媒体（83.9%，n=94）和社区活动、学校或工作场所（83.3%，n=95）。参与者的主要动机是挑战污名化（95.8%，n=115）、支持系统改革（92.4%，n=110）或拯救他人生命并减轻他们的痛苦（91.5%，n=108）。有7名参与者（6.4%）的故事是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被分享的。

### 公开分享自杀经历的人的考虑因素
基于他们公开分享故事的经验，参与者评估了与故事讲述过程相关的特定因素的重要性。结果结合了“有些重要”和“非常重要”的回答来排名（表5）。在分享故事之前，排名最高的因素是：考虑你要分享的故事部分（84%，n=100）、明确分享故事的目的（81.3%，n=96）、区分有意义的讲述机会和形式上的机会（80.5%，n=91）。在分享故事之后，排名最高的因素是考虑使用的语言（81.2%，n=95），而排名最低的因素是考虑包含的细节，特别是关于自杀计划、尝试或死亡的方法和地点（68.1%，n=79）。在公开分享故事之后，排名最高的考虑因素是为处于困境中的人准备联系方式或寻求支持（82.4%，n=97），而排名最低的因素是维护自己的健康和福祉（74.8%，n=83）。

### 疲劳问题
在回答关于疲劳问题的115名参与者中，40.9%（n=47）表示由于分享故事而经历了疲劳。通过对关于管理或从疲劳中恢复的技术或支持的定性文本回应进行主题分析，出现了四个关键主题。

### 维护福祉的边界设定
参与者认为设定边界对于保持福祉至关重要（n=15）。他们描述了主动限制自己的曝光度和倡导工作：“我不得不学会拒绝一些请求，即使这些请求很好。我不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同时还要保持自己的健康。”（参与者087）“设定何时以及如何分享我的故事的时间界限非常重要。我不再阅读评论，并且对采访请求有所选择。”（参与者142）在公开故事讲述活动之间留出时间并允许适当的恢复（n=12）。参与者强调了策略性节奏的必要性：“我现在会合理安排演讲活动。我通过惨痛的经历了解到，一周内参加三个活动会让我几个月都精疲力尽。”（参与者203）“恢复时间不是可选的。在公开分享故事后，我会安排几天来处理和恢复。”（参与者156）参与自我照顾（n=12）。参与者指出了具体的做法：“治疗、锻炼、在大自然中度过时间——当你从事这项工作时，这些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参与者178）“我准备了一个自我照顾工具包：可以信赖的朋友、让我平静下来的活动、以及提醒我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的东西。”（参与者091）参与者还注意到了心理健康和自杀预防组织在促进或预防工作场所疲劳方面的作用（n=8）。他们指出了组织的责任：“组织需要言行一致。你不能只利用我们的故事而不提供实际的支持和合理的工作量。”（参与者234）“我合作过的最好的组织会主动联系我们，提供监督，并不期望我们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参与者167）

### 媒体支持人们分享自杀经历的指导
参与者对媒体或传播专业人士可以采取的行动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按重要性从高到低排序的行动包括：确保获得知情同意（98.3%，n=113）、尊重个人界限（98.3%，n=113）、在讨论敏感话题时提供休息时间（96.5%，n=111）、提供安全的环境（例如允许支持人员在场）（95.6%，n=108）、在内容公开前提供审核和编辑的选项（93%，n=106）、在沟通内容发布后进行跟进（93%，n=106）以及在面试前提供相关问题（87%，n=100）。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了当前公众对自杀问题的讨论方式与LLE（ lived experience of suicide，即自杀经历者）的观点之间存在差距。同时，也指出了LLE发言人面临的挑战，以及尽管大家共同致力于预防自杀，但在不同LLE群体之间仍存在观点的分歧。研究显示，人们往往有多种经历和不同的看法。这一发现提醒我们不要将人们的不同经历简单化，而应提供空间和机会，让多样化和复杂的经历得到表达和理解。调查结果与其他研究一致，表明主流新闻和媒体中很少报道非丧亲经历者的声音。在本研究中，有过丧亲经历的参与者更认为媒体上的自杀故事能够反映他们的真实情况，而其他类型的LLE参与者则没有这种感觉。当被问及媒体是否认识到自杀经历的多样性时，参与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即使人们觉得自己被代表，他们仍能察觉到主流媒体中的不足。此外，在被问及对自杀公众传播的建议时，参与者最优先的选择是“承认自杀问题的复杂性”。这与传统媒体的报道方式不同，传统媒体可能会简化相关因素或只强调单一的因果关系。LLE群体希望媒体能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经历以及其他人的经历，因为这种多样性对澳大利亚的自杀预防工作有益，包括增加“帕帕杰诺效应”（Papageno effect）的机会。这要求改变当前的媒体实践，即在报道自杀问题时不应过分依赖“临床专家”的观点，而应更多地纳入LLE群体的声音。虽然他们的观点很有价值，但他们可能在社区中引发“帕帕杰诺效应”的机会较少。解决这些障碍需要系统性变革，包括对记者的教育、积极纳入多样化的经历者声音以及为安全叙事提供结构化的支持。

研究结果强调了公共传播领域正在发生变化的趋势，非传统平台（如社交媒体和播客）在促进可访问和多样化的叙事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趋势得益于这些平台的灵活性和自主控制能力，它们能够实现真实的叙事并避免误解，从而减少叙述者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不信任。然而，这些平台的开放性也带来了挑战，因为没有自杀预防背景或相关培训的人可能不了解最佳实践，从而无意中造成污名化或其他伤害。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全面了解这些影响。

许多参与者还强调了在涉及自杀内容的公开传播中包含“内容提示”（也称为内容警告）的重要性。尽管关于内容提示对自杀相关内容影响的研究有限，但结果表明，尊重个人自主权，让他们能够自主决定如何以及何时接触自杀相关内容，对于有自杀经历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针对自杀内容的具体提示或分类系统。

在探讨人们分享自杀故事动机时，有一小部分人表示他们并非主动选择分享，而是由他人分享的。这种情况可能有多种原因，例如家人或朋友未经同意就谈论他人的经历，或者媒体文章报道了涉及个人隐私的事件。这些结果强调了分享故事时获得同意的重要性，并建议在最终指南中为有自杀经历者和媒体提供关于同意的指导。当被问及在公开分享故事前是否需要告知家人和朋友时，这一选项的排名最低。先前的研究表明，对于某些人来说，在公开分享前告知家人或朋友可以帮助避免震惊、痛苦或关系紧张。然而，对于与家人关系疏远或缺乏亲密联系的人来说，这种指导可能会造成孤立或痛苦。因此，媒体和LLE指南中必须包含关于同意的指导，并采取灵活且适应个体情况的方法。

在叙事过程中，结果指出“选择使用的语言”（排名最高）与“考虑细节，特别是自杀计划、尝试或死亡的方式和地点”（排名最低）之间存在关联。虽然语言选择显然很重要，但在如何具体讨论这些细节方面仍存在争议。尽管大多数参与者认为需要谨慎处理方式细节，但仍有一部分人持不同观点，这反映了最近针对有自杀经历者群体的研究结果。与LLE工作组讨论后发现，虽然关于“韦尔特效应”（Werther effect）和详细说明自杀方式的研究已经为专业传播者所熟知，但这些研究成果尚未充分应用于LLE领域。此外，一些倡导者在缺乏支持的情况下开始他们的倡导工作，可能会被鼓励分享更具体的细节以引发情感共鸣。这突显了承认安全叙事技能的重要性，并需要提供相应的资源来支持这一技能的发展。

调查中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是，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报告了较高的职业倦怠程度。近一半的参与者表示经历过职业倦怠，另有11%的人表示不确定。叙事过程需要人们面对自己故事中的痛苦部分，而在系统改革进展缓慢、社区存在污名化、人们对故事某些方面存有疑问、工作环境缺乏支持以及媒体资源集中在少数倡导者手中的情况下，高程度的职业倦怠是意料之中的。在讨论预防和管理职业倦怠症状的方法时，参与者认为设定界限、安排适当休息时间、进行自我关怀以及与真正理解LLE叙事的组织合作是关键因素。然而，在确定叙事后的关键考虑因素时，自我关怀计划的排名较低，这表明叙事工作的多重需求可能导致自我关怀难以得到优先考虑，可能需要外部支持来帮助实施自我关怀措施。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具有多重优势和局限性。其中一个优势是研究团队中包含了LLE群体成员，并直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这符合自杀预防领域日益重视LLE领导力、共同创作和参与的趋势，认识到生活经历是一种专业形式，并倡导增加多样性的表达方式。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的代表性以及能否将结果推广到整个LLE群体。本研究采用非概率便利抽样方法招募参与者，主要通过自杀预防领域的已知网络招募有自杀经历的人。因此，那些尚未在该领域工作或担任倡导角色的LLE群体的观点可能被低估。为此，研究努力扩大招募范围，包括通过LLE工作组成员的个人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行滚雪球式招募。这种抽样方法可能导致选择偏差，吸引的参与者可能是：（1）与正式支持系统或自杀预防基础设施有关联的；（2）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有自杀经历的；（3）已经参与倡导工作或了解自杀预防议题的；（4）具备完成详细自杀相关调查的反思能力和情感资源的人。虽然这些参与者并未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研究之外，但处于急性自杀危机中、无法获得支持系统支持或主动回避自杀预防网络的人，以及最近失去亲人的人可能未被纳入研究，因此在研究结果中的代表性不足。在将研究结果推广到整个LLE群体时需要谨慎。

例如，40.9%的参与者报告经历过职业倦怠，这一比例虽然令人担忧，但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我们的样本可能偏向于那些能够应对压力或得到支持的个体。经历过严重职业倦怠或因公开叙事而受到伤害的人可能已经退出了招募网络，从而导致数据中的偏差。这些背景限制意味着我们的发现可能更适用于有组织支持的叙事环境，而非自发或无支持的分享场景。为了进一步减少这一局限性，未来的研究需要有意从自杀预防网络边缘的人群中招募参与者，以了解他们的独特需求和观点。

**反思二：LLE作者对结果的反思**
鉴于LLE群体的多样性，不同的和独特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在公开分享故事时，很难达成共识。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有丰富经验的人在几个方面通常会有共识：听众的安全、职业倦怠和污名化问题。我们认为媒体应该创造更多展示多样化故事的机会，并传递希望。我们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听到的媒体报道更多关于丧亲的悲剧？是因为悲剧比关于希望的故事更吸引人吗？我们如何鼓励那些愿意分享自己自杀经历的人？所有愿意分享自己经历的人都应该得到支持、教育和倾听。这与教育记者如何安全地传达故事以及理解这对叙述者可能造成的情感负担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我们提倡增加LLE故事的内容，但我们也认识到职业倦怠的现实，并欢迎更多关于如何识别和应对职业倦怠的讨论。我们特别关注那些在心理健康领域之外工作的人，他们往往缺乏关于职业倦怠迹象和影响的培训，这可能对他们自身的福祉造成负面影响。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有必要更好地推广现有的LLE教育资源和途径，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在该领域工作的人。

并非所有有自杀经历的人都能或愿意在自杀预防领域工作，这可能是由于个人情况、机会有限或出于对自己福祉的考虑。应当认识到，这种方式能够带来来自“现实世界”的独特视角，这些视角不受制度约束，并且有机会触及不同的受众。这些声音必须在所有平台上被更频繁地听到，以确保我们的故事内容成为自杀预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体现我们共同的人性。

**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强调了在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呈现多样化自杀经历的必要性，这有助于将关于自杀的叙述从关注悲伤和损失转变为强调希望与生存的可能性，从而增加普通人群中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即“帕帕杰诺效应”）。同时，也明确指出需要为那些有自杀经历的人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指导，因为他们的故事具有特殊性，需要特定的技能，并且公众讲述故事时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研究的结果最终被用于制定了一套指导方针和相关资源，以帮助人们安全、敏感地讲述自杀经历。Everymind与“我们的故事很重要”（Our Stories Matter）组织共同制定的最终指导方针于2024年10月发布，配套资源包括工作手册、自我护理计划指南、避免职业倦怠的指导材料，以及由有自杀经历的人组成的工作组制作的视频，为希望公开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提供建议。除了这些针对讲述者的资源外，还有一套针对媒体和其他相关方的指导方针，旨在促进讲述者与社区之间的联系。通过重视有自杀经历者的声音，本研究为关于自杀的负责任且富有影响力的叙事讨论做出了贡献。它强调了在公众讨论中采取细致、伦理化的处理方式的重要性——这种方式应优先考虑分享故事者的尊严、自主权及其福祉，同时推动有意义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