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forum》：Affective labour at work: automation, technological precarities and airport workers’ responses to workplac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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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明的快速更迭已威胁到颠覆现有的工作结构，促使研究人员有必要重新思考21世纪的劳动地理学。特别是，自动化给工人带来的压力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对工作的感受如何演变，以及工人（尤其是长期卷入技术革命的蓝领工人）可能需要主动挪用和分配个人情感，以应对日益不稳定
技术发明的快速更迭已威胁到颠覆现有的工作结构，促使研究人员有必要重新思考21世纪的劳动地理学。特别是，自动化给工人带来的压力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对工作的感受如何演变，以及工人（尤其是长期卷入技术革命的蓝领工人）可能需要主动挪用和分配个人情感，以应对日益不稳定的工作。研究人员运用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的概念，并基于对38名男性机场工人的半结构化访谈，旨在理解航空业特定部门——行李与货物处理（baggage-and-cargo handling）——的工人阶级雇员如何精确利用这些情感资源来回应自动化的侵蚀。研究探讨了情感劳动作为个人或群体策略的潜力，即人们选择让自己的身体、性情和感受显得更重要，以合法化自身的存在。研究人员通过三种不同的情感记录（affective registers）——表现为社交性（sociability）、触觉性（tactility）和责任感（responsibility）——来阐述这些想法，这些记录是机场工人在工作场所中展现的。本文旨在突破当前关于工作中情绪和情感效用的争论，认为情感劳动有时与其说是服务或个人技艺的展示，不如说是一种可塑的资源，用于对冲不稳定时期，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
**论文解读：工作中的情感劳动——自动化、技术性不稳定与机场工人的工作场所回应**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在21世纪，技术发明（如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生物识别和交互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威胁着颠覆既有工作结构，促使劳动地理学（labour geography）需要重新审视。尽管有学者认为自动化恐慌被夸大，或者会创造更高技能的新岗位，但许多低技能蓝领工人仍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特别是那些难以转型的男性工人，他们不仅要与机器竞争，还需适应以“女性化”特质（如共情、情感表现）为导向的新角色。这种技术-情感经济（techno-emotional economy）加剧了技术性不稳定（technological precarities）和工作中的“坏感觉”（bad feelings）。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情绪的被动反应，较少探讨工人如何主动调动情感资源来应对自动化带来的焦虑。为此，研究人员提出“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概念，聚焦于工人如何通过身体、性情和感受的刻意运用来合法化自身存在、对冲不稳定风险。该研究以新加坡樟宜机场的男性行李与货物处理员（baggage-and-cargo handlers）为案例，通过分析他们在自动化渗透下的情感策略，为理解工人阶级在技术变革中的能动性提供新视角。论文发表在《Geoforum》。
**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于2020年至2024年间对38名男性机场工人（包括停机坪工人和行李处理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所有参与者均来自新加坡樟宜机场（Singapore Changi Airport）的停机坪和行李部门，涵盖了新加坡籍及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移民工人。访谈采用远程方式（Zoom或电话，最初因社交距离规定）进行，每次持续45-90分钟，并使用辅助备忘录（aide memoire）引导问题。招募方式包括工作时段外现场招募和滚雪球抽样。访谈内容围绕工作范围、自动化使用经历及对技术的看法展开，以捕捉工人的情感与担忧。此外，研究人员还进行了现场观察，以补充访谈数据。所有研究均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伦理批准（LS-19-380）。
**研究结果**
**5. 社交性（Sociability）**
在行李与货物处理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中，工人通过构建一种特殊的社交性（sociability）来强化团队凝聚力。尽管团队存在文化、年龄和国籍差异（如中国工人和印度工人工作节奏不协调），工人仍通过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克服分歧：他们包容彼此的“怪癖”，欣赏对方的幽默和音乐，甚至在语言不通时通过肢体示范（bodily demonstration）进行教学。在嘈杂环境中，工人采用大声呼喊（如“Oi”）等粗犷但有效的沟通方式，同时理解并宽容彼此的语气和动作，甚至主动使用WhatsApp等平台发送文字信息以弥补对讲机（walkie-talkie）的不足。这种兄弟情谊（fraternal goodwill）表面粗犷实则体贴，使多元团队得以有效协作，从而在快速技术化的环境中保持自身价值。
**6. 触觉性（Tactility）**
工人强调自身在危险、肮脏的行业中拥有的独特身体技能（bodily dexterity）和直觉（intuition），以此对抗自动化。他们自豪于自己的速度和效率，例如在装载行李时如同玩“俄罗斯方块”（Tetris）般精准堆叠。工人指出自动化试验常以“失败”告终：例如自动驾驶拖拉机（driverless tractors）动力不足无法拖拽重物，增强现实眼镜（augmented reality glasses）在雨天或炎热天气下无法正常扫描条码，以及机械臂装载速度远低于人力（人类5分钟装50袋，机器仅装10-12袋）。工人们通过强调自身触觉（tactility）、视觉敏锐度和对物体的敏感性（如区分不同形状和重量的行李）来证明人类不可替代性，并以此获得自我安慰和情感支持。
**7. 责任感（Responsibility）**
工人将对工作的责任感和道德感（ethical responsibility）转化为情感劳动，以应对自动化局限和压力。例如，当自动托盘驱动装置（Pallet Drive Unit）因货物融化、变形或过重而卡住时，工人主动手动推拉卸货。在深夜疲劳驾驶或赶时间导致事故风险时，工人将错误内化为“人为失误”，并强调遵循流程的重要性。处理贵重物品（如保时捷汽车、金条等“敏感货物”）时，工人花费更多时间手动固定和小心移动，避免刮擦。此外，工人对自动化的态度充满矛盾：他们表面上支持机场和国家创新，私下却担忧自身岗位——一位年长工人表示“对机场和国家好，但对个人不好”。这种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体现了工人在速度、压力和安全之间承担额外责任的坚韧与勇气。
**讨论与结论总结**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尽管地理学家已关注技术采纳过程中情感的偶然性，但本研究进一步揭示，情感本身可以被工人主动调动为一种策略，以管理来自自动化的潜在压力、抵制劳动替代技术或重建自我价值感。通过樟宜机场男性工人的案例，研究发现情感劳动的三种形式——社交性、触觉性和责任感——恰恰体现了这种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的动人方式，表明情感不仅是工作的偶然产物，更是工人试图让身体、性情和感受变得重要的挣扎性尝试。然而，这些策略存在局限性：它们只能延迟而非完全克服自动化带来的清算（如利润计算、技术创新价值等），甚至可能灌输虚假的安全感。在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时代，情感劳动值得所有劳动阶层的关注，包括白领工人，因为自动化引发的个人福祉、心理和财务健康问题日益普遍。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通过关注这些情感劳动，我们不仅深入了解受威胁的工人如何重新‘感知’自己的工作，还能敏感地觉察自动化给当代工作场所带来的压力、焦虑和不适……对于樟宜机场的蓝领男性而言，尽管随着航空业快速（再）扩张，他们的工作目前尚安全，但长达十年的机器人系统试验、COVID-19疫情的影响，以及近期成立国际航空实验室（International Aviation Lab）明确旨在为货物和行李堆叠装载寻找技术解决方案，都至少为部分工人敲响了不可避免的裁员警钟。因此，工人的回应也必须最终理解其局限性——它们服务于推迟算账之日，但或许永远无法完全克服成本与利润的算术，或技术解决主义（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中蕴含的技术创新、知识、投资和知识产权的生成性角色与价值。这种视角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情感理论，将其重新定位为有时是一种并非始终有意识或知晓的策略，以延缓甚至希望消除‘坏’的未来，但同时也往往灌输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