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风险承担意愿的比较：一种准实验方法

《Risks》：A Comparison of Risk Willingness Between Same-Sex and Different-Sex Couples: A Quasi-Experimental Approach Matthew Jaramillo, Donald Lacombe, Leobardo Diosdado and Laura Ricaldi

　　

美国家庭构成日益多样化；然而，关于金融决策者性取向多样性的研究尚未得到探讨。本研究使用消费者财务调查（SCF）数据，考察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之间在金融风险承受度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技术、Mann–Whitney U检验，以及平均处理效应（ATE）与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的解释，结果表明，不同伴侣类型之间的风险承受度在统计上存在差异；且平均而言，与异性伴侣家庭相比，同性伴侣家庭更有可能报告更高的风险承受度得分，这一差异在10%显著性水平（alpha level）下成立。两项处理效应估计均表明，该处理在1%显著性水平下具有较高影响。这一结果凸显出，不应假定不同家庭类型之间的风险偏好是同质的。上述发现强调了识别家庭构成多样性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指出，在金融规划的所有环节中纳入包容性考量具有必要性。

本文发表于《Risks》，聚焦于家庭金融决策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即家庭决策者性别组合与性取向结构可能对风险承担意愿产生的影响。研究背景在于，美国家庭结构日趋多元，但既有家庭金融与风险偏好研究大多默认“传统”异性婚姻家庭为标准分析单位，对同性伴侣家庭的风险厌恶或风险承受特征关注不足。论文指出，在美国制度与社会规范持续演变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同性婚姻法律地位和跨州承认问题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同性伴侣在法律权利、福利获取、税务申报、遗产安排及退休规划等方面所处环境已明显不同于历史时期，因此将所有家庭简单视为风险偏好同质，不符合现实，也可能误导金融规划实践。基于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理论，研究人员围绕“同性伴侣家庭与异性伴侣家庭的平均风险承受度是否存在差异”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检验。

从问题意识上看，本文所回应的是家庭金融规划领域中的一个双重缺口：其一，关于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或风险承受意愿（risk tolerance）的研究虽极为丰富，但围绕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比较的经验证据非常有限；其二，观察性调查数据在比较不同家庭类型时通常存在样本不平衡与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问题，从而削弱结论的解释力。研究人员因此强调，若不对协变量分布差异加以控制，则不同家庭类型之间观测到的风险偏好差异，可能只是收入、年龄、教育、净值、婚姻状态、是否有子女等特征差异的结果，而不是家庭类型本身所对应的效应。本文的重要性就在于，既从实证层面补充了同性伴侣家庭金融研究的不足，也从方法层面展示了准实验设计在家庭金融主题中的应用价值。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使用2016年与2019年消费者财务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SCF）合并数据，以家庭中的主要经济单位（Primary Economic Unit, PEU）为观测单元，构建同性家庭与异性家庭的比较样本。研究以自报金融风险承担意愿为因变量，量表范围为1至10，数值越高表示越愿意承担风险。核心处理变量为同性家庭状态（SSH），即依据PEU及其配偶/伴侣的性别识别家庭属于同性伴侣家庭还是异性伴侣家庭。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两阶段分析框架：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在控制收入、年龄、教育、净值、婚姻状态、种族、性别、子女、有无遗赠动机以及调查波次等协变量基础上，构建1:1最近邻无放回匹配样本；随后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匹配后两组风险承受意愿分布差异，并进一步估计平均处理效应（ATE）与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样本来源明确为SCF 2016与2019波次，初始观测量为10,646个PEU、含5个插补数据后共53,230条响应，最终进入匹配分析的为510条响应，其中处理组255、对照组255。

就技术路径而言，本文的关键方法可以简要概括为三项。第一，使用probit回归估计倾向得分，以平衡同性家庭与异性家庭在社会经济协变量上的分布，从设计层面降低选择偏差。第二，通过匹配前后标准化偏差（standardized bias）比较，检验协变量平衡是否改善，并据此评估共同支持与匹配质量。第三，在获得匹配样本后，采用非参数的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风险承受意愿，同时计算ATE与ATT，以反事实框架量化同性家庭状态与风险承受意愿差异的平均效应。

在结果部分，论文保留了清晰的分节结构和循序渐进的论证逻辑。

7. Results
这一部分首先报告了匹配质量。研究显示，倾向得分匹配前，平均标准化偏差为5.4%，中位标准化偏差为10.1%；匹配后，平均标准化偏差降至4.6%，中位标准化偏差也降至4.6%。按照文中引用标准，这意味着协变量平衡总体达到可接受水平。更具体地说，匹配前18个协变量中有11个在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均值差异显著，且有3个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超过20%的可接受阈值；匹配后，仅有1个协变量仍存在显著均值差异，且18个协变量全部低于20%阈值。由此，研究人员认为匹配过程有效降低了样本的系统性差异，使同性家庭与异性家庭之间的比较更接近准实验设计要求。

在完成匹配之后，研究人员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评估两组风险承受意愿是否存在统计差异。结果显示，零假设为Risk Tolerance (sss = 0) = Risk Tolerance (sss = 1)，检验统计量z = ?1.867，Prob > |z| = 0.0618。由此可见，在5%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两组风险承受意愿均值相等的零假设；但在10%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零假设。这意味着，经匹配后，同性伴侣家庭与异性伴侣家庭在平均报告风险承受意愿上存在边际显著的统计差异。数值上，匹配后异性伴侣家庭平均风险承受得分为5.54/10，而同性伴侣家庭为5.87/10，后者高出0.33，标准误约为0.15。该结果支持“同性家庭平均更愿承担金融风险”的经验判断。

随后，研究进一步通过处理效应估计增强解释力度。ATE结果为0.258，标准误为0.063，在1%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这表示在反事实意义上，若比较所有样本处于“同性家庭状态”与“异性家庭状态”两种条件下的平均结果，同性家庭状态对应更高的平均风险承受意愿。文中还依据ATE与因变量合并标准差计算Cohen’s D，估计值为0.902，表明效应量较大。ATT结果为0.487，标准误为0.134，同样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ATT仅针对处理组反事实进行比较，因此这一结果表明，对于实际处于同性家庭组的样本而言，其报告的平均风险承受意愿相较其“如果处于异性家庭状态”的反事实结果要高出0.487。ATE与ATT共同表明，家庭性别组合结构与风险承担意愿之间存在具有统计支持的差异。

从结果的实质含义看，本文并未将同性伴侣家庭视为单一文化标签，而是强调其与异性伴侣家庭在人口学结构、劳动参与、子女情况、财富形成路径、金钱管理方式等方面本就存在系统差异，因此风险偏好不应被预设为一致。研究所揭示的，是家庭金融规划中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异质性来源。尤其是在风险测评常被视为金融规划起点的情况下，如果规划师沿用同质化假设，可能会忽略特定家庭类型在目标设定、资产配置与风险沟通中的差异需求。

讨论部分围绕研究意义、实践启示与局限展开。首先，文章认为本研究强化了家庭多样性识别在金融规划中的必要性。风险承受度是金融规划初始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续投资组合设计、现金流规划、退休安排与遗产目标都受到这一变量影响。既然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在平均风险承受意愿上表现出差异，那么金融服务提供者在开展客户画像、风险问卷解释及投资建议时，需避免隐性偏见与“一刀切”式假设。其次，论文从方法论上强调，准实验框架中的倾向得分匹配有助于在观察性数据条件下改进组间可比性，这对于社会人口结构差异显著、组别规模悬殊的家庭金融研究尤为重要。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也明确指出若干限制。其一，调查中难以控制的隐匿混杂因素（obscured confounders）仍可能影响估计，如社会规范、金融规划师的歧视态度、金融咨询可得性、金融建议来源以及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等。其二，同性家庭在样本中的占比仅约1.8%，导致最终可用于匹配分析的样本规模有限，可能影响结论的外推性与估计稳健性。其三，SCF以PEU为报告单位，家庭风险承受意愿可能由单一受访者代表全体成员作答，因此家庭层面的风险偏好测量存在信息压缩问题。其四，尽管研究在匹配中控制了性别变量，但未进一步区分男-男伴侣与女-女伴侣的内部差异，而既有文献与文中理论框架均提示这种细分可能具有重要解释价值。

论文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研究使用2016年和2019年SCF数据，检验将自身识别为同性家庭金融决策者的伴侣与异性家庭金融决策者伴侣之间潜在的风险承受度差异。研究采用两阶段倾向得分匹配与检验流程，以降低非随机样本带来的选择偏差。结果表明，在10%显著性水平下，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在平均报告风险承受度方面存在统计显著差异，且同性伴侣的平均风险承受度更高。对照组异性伴侣的平均风险承受得分为5.54/10，处理组同性伴侣为5.87/10。ATE显示，同性伴侣相较异性伴侣平均高出0.258；ATT显示，对同性伴侣组自身而言，其平均风险承受度一般高出0.487。研究因此认为，鉴于同性伴侣在群体特征上不同于异性伴侣，不应假设两者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同；在金融规划实践与学术研究中，都应更加重视家庭构成的多样性及其对风险偏好评估的影响。

总体而言，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填补了同性伴侣家庭风险承受意愿比较研究的证据空白；二是以倾向得分匹配结合Mann–Whitney U检验及ATE、ATT估计，提高了观察性数据分析的可比性与解释力度；三是为金融规划实践提供了基于家庭多样性的实证提醒。论文最终传达的核心信息是，家庭类型并非无关紧要的背景变量，而是可能影响金融风险态度的重要结构性特征。对于《Risks》所关注的风险识别、评估与管理议题而言，这一研究将家庭多样性正式纳入分析视野，具有明确的方法价值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