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物化量表：一种衡量将他人视为工具性对象的倾向的新工具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The interpersonal objectification scale: A new measure of the dispositional tendency to treat other people as instrumental objects

　　金加·拉乔维茨-塔巴切克|莫妮卡·A·科兹洛夫斯卡|约兰塔·巴比亚克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摘要物化现象指的是将他人主要视为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同时忽视其作为人的尊严。基于努斯鲍姆（1995）的理论框架，我们开发并验证了人际物化量表（IOS），该量表能够涵盖物化的七种特征：工具性、可替代性、可侵害性、所有权，以及对主体性、能动性和自主性的否定。我们还研究了这些条目是否可以分为两类：将他人视为对象与将他人视为非主体。由于两种模型的拟合度相当，为简化起见，我们选择了单因子模型。在六项研究（样本量超过2500人）中，我们除了使用该量表外，还结合了人格测量、基于情境的物化反应指标以及另一种物化量表。包含8个条目的IOS表现出收敛效度（即与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反社会人格有正相关，与友善性和同理心有负相关），以及区分效度（与自尊或情绪无显著关联）。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良好，表明其具有类似特质的稳定性；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中测量结果稳定；并且在跨文化/语言层面也具备一定的一致性（美国与波兰）。IOS能够解释除“黑暗三要素”之外的工具性关系攻击行为中的独特变异因素，还能预测工作场合中的物化行为，其预测能力优于现有的物化量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IOS是一种在理论基础上构建的、具有良好心理测量学性质的工具，可用于评估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物化他人的倾向性。引言物化是一种去人性化行为，它意味着将一个人主要视为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而忽视其作为人的本质（努斯鲍姆，1995）。这一概念源于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思想（康德，1797/2017），该哲学认为将他人视为自身的目的本身就是一项基本道德原则。物化行为则违背了这一原则，它将他人仅仅视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从而剥夺了其作为人的尊严。例如，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指出，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常常被视为满足男性性需求的工具，其价值仅体现在外貌上（巴特基，1990）。尽管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性情境下的物化现象，但实际上这种行为模式存在于更广泛的情境之中。根据康德哲学以及当代关于物化的研究，只要一个人被主要视为满足他人需求的工具而非独立存在的个体，就有可能出现物化现象。基于这一更广阔的视角，本文介绍了用于衡量人们在不同人际关系中物化他人倾向性的量表的开发与验证过程。物化现象可能出现在各种社会情境中，包括已被广泛研究的性关系领域（如弗雷德里克森和罗伯茨，1997）、职业关系（如安德里盖托等人，2017；巴尔迪萨里等人，2022；格鲁恩费尔德等人，2008），以及亲密关系中（如马哈尔等人，2020）。无论在何种情境下，将他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都会对受害者造成负面影响。那些在性方面被物化的人往往被认为缺乏能动性、能力、智力以及人际温暖感（赫弗利克和戈尔登伯格，2009；莫里斯等人，2018）。此外，他们还被视为不值得给予道德关怀，对痛苦的感受也更为迟钝（洛赫南等人，2010；韦茨等人，2010）。研究还表明，对女性的性物化甚至可能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引发针对她们的攻击行为（瓦斯奎兹等人，2018）。性物化的后果还包括内化外部视角——即通过观察者的眼光看待自己——这种现象在女性中尤为普遍（弗雷德里克森和罗伯茨，1997）。这种自我物化现象与多种健康问题和心理问题有关（参见莫拉迪和黄，2008），包括抑郁症状加重（蒂格曼和库林，2004）、饮食失调以及智力功能下降（弗雷德里克森等人，1998；诺尔和弗雷德里克森，1998）。在亲密关系中，伴侣间的物化现象会导致双方的关系满意度降低，同时男女双方都会出现更多的自我物化现象（斯特雷兰和帕古迪斯，2018）。此外，男性对女性伴侣的物化行为会加剧女性的自我物化和身体羞耻感，进而降低她们的生活满意度（佩奇尼等人，2022）。在工作场所，物化员工的行为会降低人们对他们心理状态的认知（安德里盖托等人，2017），还会增强对他们的惩罚倾向（兰道等人，2012）。工作场所中的物化现象还可能被内化：员工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够人性化、不够温暖，对自己的人格自由意志的信念也会减弱，同时表现出更高的从众性（安德里盖托等人，2018；奥祖尔特，2020；巴尔迪萨里等人，2017）。另外，那些认为工作环境具有物化特征的员工更有可能对同事表现出粗鲁行为（贝尔米和施罗德，2021）。鉴于物化现象带来的严重危害，开展相关研究至关重要。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现象，学者们试图找出其产生的具体情境。身体或性方面的物化可能源于过分关注一个人的外貌（而非其整体形象；赫弗利克和戈尔登伯格，2009），或是刻意关注目标的性器官部位（格雷等人，2011；洛赫南等人，2010），又或者是以具有性挑逗意味的姿势呈现此人（伯纳德等人，2019）。在工作场所，物化现象可能源于上下级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关系（格鲁恩费尔德等人，2008），任务执行过程中的重复性机械动作（安德里盖托等人，2017），由工作环境本身引发的算计心态（如办公室环境；贝尔米和施罗德，2021），或是对金钱的过度关注（滕等人，2016）。虽然关于导致物化现象的情境因素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针对人们物化他人倾向性的个体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开发并验证一种用于衡量人们在人际关系中物化他人倾向性的特质量表，这种量表不受具体情境的影响。开发用于评估个体物化他人倾向性的量表是以玛莎·努斯鲍姆（1995）的物化理论为指导的。这一理论推动了多个领域的研究，包括亲密关系、性关系、工作关系以及医疗关系中的物化现象研究（如巴尔迪萨里等人，2022；卡尔金斯等人，2023；格鲁恩费尔德等人，2008；斯文奥斯，2023）。弗雷德里克森和罗伯茨（1997）的自我物化理论侧重于研究个体如何自我物化，而努斯鲍姆的理论则允许我们从物化他人的视角展开分析。根据努斯鲍姆的观点，物化是一种复杂现象，它可能表现为将一个人视为对象的七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工具性——即将一个人主要视为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注重其对于达成目标的作用。其他方式还包括所有权（将人视为可被占有的物品）、否定自主性（拒绝承认他人的自我决定权）、否定主体性（忽视他人的感受）、将其视为被动存在（认为他人缺乏主动性）、可替代性（将人视为可以互换的），以及可侵害性（认为他人没有保护机制，因而容易受到伤害）。努斯鲍姆（1995）并未明确指出，物化现象的发生是否必须具备这七种方式中的全部或部分。一个人可能以其中一种或多种方式被物化，但她认为工具性是物化的核心形式。不过，对于工具性在物化现象中的作用以及工具性的具体内涵，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奥雷赫克等人（2018）将工具性描述为一种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相互帮助实现共同目标，这往往会导致人们对那些被工具化的人给出更积极的评价，同时增强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这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工具性会导致忽视一个人的尊严和主体性，而在其他情况下却能让人对其产生积极看法？努斯鲍姆（1995，第265页）给出了关键见解：“问题不在于工具化行为本身，而在于将某人主要或仅仅视为工具。”因此，除非一个人被完全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否则单纯的工具化行为并不构成物化现象。与此同时，否定一个人的尊严并不一定意味着将其视为工具。当出现去人性化现象但不存在工具性时，往往会导致人们回避与这类人接触并保持社交距离（参见格鲁恩费尔德等人，2008；哈斯拉姆，2022）。因此，没有工具性的去人性化现象或许能够促进积极的看法并增进人际关系，而单纯的去人性化则可能导致人们对此类人漠不关心并避免与其互动。在努斯鲍姆（1995）的理论框架中，物化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将一个人主要视为工具，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否定其作为人的尊严（参见巴尔迪萨里等人，2022）。这种将物化的工具性与去人性化层面区分开来的观点与霍兰德和哈斯拉姆（2013）提出的概念框架相一致，他们将努斯鲍姆（1995）所提出的物化特征分为两类：视为对象与视为非主体。视为对象的层面指的是将他人视为有用的工具，其特征包括工具性、可替代性、可侵害性和所有权；而视为非主体的层面则体现为各种去人性化行为，这些行为会否定一个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能动性（霍兰德和哈斯拉姆，2013；另见拉克鲁瓦和普拉托，2015）。依据努斯鲍姆（1995）的理论框架及其后续发展，我们将物化现象定义为：以工具性的方式看待和/或对待他人，即把他人视为有用、可替代、可侵害且可能被占有的对象，同时通过忽视他们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主性来否定其作为人的尊严。物化现象可能出现在各种社会情境中，包括性关系、职业关系、亲密关系以及医疗关系。在这些情境中，物化现象通常是通过人们对处于某种特定角色中的他人的看法，或是他们对可能引发物化行为的情境的反应来体现的，而与被观察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无关。在本文中，我们基于努斯鲍姆（1995）提出的物化现象的七种特征，将物化现象视为一种可在不同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普遍倾向。目前用于衡量个体物化他人倾向性的方法大多聚焦于性情境。例如，人际性物化量表——实施版本（ISOS-P；杰维斯等人，2018）用于评估一个人从事性物化行为的频率，而物化行为实施量表（里默等人，2022）则用于衡量男性对女性的物化行为，该量表能够捕捉基于外貌和性方面的物化行为。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不论情境如何，都去衡量人们物化他人的倾向性。至少有三项研究采用了专门用于衡量这种普遍倾向性的量表（拉乔维茨-塔巴切克等人，2025；滕等人，2016；王和克鲁姆胡伯，2017）。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们改编了格鲁恩费尔德等人（2008）最初用于评估上下级关系中物化现象的量表。初步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人在物化他人的倾向性上存在差异；不过，这种改编后的量表主要关注工具性特征（10个条目中有7个），而对否定自主性和主体性等去人性化特征的覆盖程度很低。仅仅强调工具性特征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它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去人性化现象。因此，我们致力于开发一种能够反映努斯鲍姆（1995）所强调的物化他人倾向性的持久个体差异的测量工具，这些方面包括工具性以及对他人的尊严的否定。在开发这一量表时，我们还参考了霍兰德和哈斯拉姆（2013）的模型，将其作为判断该量表潜在结构的辅助依据。研究概述我们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基于努斯鲍姆（1995）的理论模型，开发出一种可靠且有效的量表，用于衡量人们物化他人的倾向性。为此，我们设计了人际物化量表（IOS），用以评估人们物化他人的先天倾向。量表的开发经历了多个阶段，并已获得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在研究1中，我们首先生成了候选条目，随后通过专家评审和初步分析对这些条目进行了优化。研究1研究1的目的是根据努斯鲍姆（1995）的理论，生成、优化并挑选出用于全面衡量此处所定义的物化现象的量表条目。量表的构建遵循了一种迭代式的、以理论为基础且结合数据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符合行业内的最佳实践建议（如克拉克和沃森，2019；德维利斯和索普，2021）。根据我们对物化现象的定义，我们初步列出了若干条目。我们确保每一条目都能体现将他人主要视为……的研究2在研究2中，我们通过对新数据集中的不同子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然后再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研究1中确定的因子结构。这种分样本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评估IOS在不同子样本中是否具有稳定的单维度结构。此外，我们还利用全部样本测试了该量表在性别和年龄维度上的测量一致性，以确定该量表是否具有跨群体的稳定性。研究3研究3的目的是通过考察IOS的时间稳定性来评估其可靠性。参与者在间隔三周后再次完成该量表测试。首先，我们通过计算每个时间点上IOS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来评估该量表的重测信度。接下来，我们通过比较两次测试中IOS总分与各单项得分的关联程度来评估反应的稳定性。最后，为了检验潜在层面构念的稳定性，我们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4中，我们通过检测美国和波兰样本中的测量不变性，来评估IOS在文化和语言上的等价性。研究5有两个目标：首先，我们试图为IOS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提供证据。鉴于物化行为的对立性质，我们预计IOS会与其他对立特质呈现正相关，这些特质包括“黑暗三角”特质（自恋、反社会性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脆弱型自恋、特权意识以及人际剥削行为；同时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呈负相关。基于以往的研究，研究6旨在进一步评估IOS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预测效度和增量效度。我们预计IOS会与现有的衡量他人物化倾向的工具——GTOOP（Lachowicz-Tabaczek等人，2021年）呈现正相关，该工具改编自Gruenfeld等人（2008年）的研究，侧重于工具性方面的考量；同时预计IOS会与共情能力呈负相关，这些关联共同能够支持其收敛效度。相比之下，我们……总体讨论：借鉴玛莎·努斯鲍姆（1995年）关于物化的概念，我们开发了一个用于衡量人们物化他人的倾向性的量表。在六项研究中，所得结果为该量表的理论依据、结构效度及预测价值提供了证据。此外，该量表还表现出良好的信度。基于此，IOS将物化行为理解为将人主要视为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认为人是可替代的、可被侵犯的……作者贡献说明：Kinga Lachowicz-Tabaczek：写作——审稿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监督、方法论、研究设计、资金获取、概念构建。Monika A. Koz?owska：写作——审稿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方法论、研究设计、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Jolanta Babiak：写作——审稿与编辑、方法论、研究设计、资金获取、数据整理。利益冲突声明：无。致谢：该项目得到了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2020-2026年度“卓越计划——研究型大学”项目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波兰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