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利他主义在强化循环商业模式与提升企业绩效中的作用探析：一种双方法分析

《Cleane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Exploring the role of green altruism in strengthening circular business models and enhancing firm performance: A dual-method analysis

　　

本研究考察循环商业模式（Circular Business Models, CBMs）如何通过绿色利他主义（Green Altruism, GA）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绩效。基于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与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研究人员对印度500名管理层受访者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整合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的双方法路径。结果表明，绿色利他主义（GA）在循环商业模式（CBMs）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凸显其作为一种行为机制的重要性。在循环商业模式各维度中，循环供应链实践与废弃物减量被识别为最强的形成性驱动因素。fsQCA结果揭示了通向高绩效的5条等效终局路径，其中4条路径包含绿色利他主义（GA），从而证实了其在组态中的核心地位。该研究通过整合循环性的行为维度与技术维度作出理论贡献，并为致力于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提供了可操作性启示。

该文发表于《Cleane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聚焦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CE）语境下循环商业模式（Circular Business Models, CBMs）如何作用于企业绩效，并进一步揭示绿色利他主义（Green Altruism, GA）在其中所承担的关键行为中介机制。研究背景在于，随着自然资源加速消耗、废弃物持续增加以及环境规制不断趋严，企业被迫重新审视传统线性生产与消费体系。循环经济因强调再利用、再循环与再设计而被视为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修复的重要范式。然而，既有研究虽已反复指出企业导入循环实践具有潜在价值，但不同企业在实施后所获得的绩效结果并不一致，有的企业实现了资源优化和市场收益，有的企业则在落地过程中遭遇技术、组织和协同障碍。由此表明，仅从技术实施层面理解循环转型仍然不足，尚需进一步识别推动循环实践转化为绩效优势的行为与组织机制。研究人员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将绿色利他主义纳入分析框架，试图解释企业如何通过环境责任感、自发性生态承诺与非功利性的亲环境行为，将循环能力真正转化为绩效表现。

在理论层面，研究以资源基础观（RBV）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双重支撑。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若能形成有价值、稀缺、难模仿且不可替代的能力，便可能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据此，循环商业模式被理解为一种多维度能力组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则强调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及其他外部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共享责任与共同价值创造。研究据此提出，企业绩效的提升不仅依赖于内部循环能力的积累，也取决于这些能力能否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协同相契合，而绿色利他主义恰是增强这种契合的重要行为纽带。文章同时指出，印度作为快速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既面临经济扩张压力，也承受显著环境负担，因此是观察循环实践与行为导向相互作用的适宜情境。

为回答循环商业模式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绿色利他主义是否发挥中介作用、以及高绩效是否存在多条不同组态路径等问题，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将循环商业模式视为二阶构念的分析框架。该构念由资源效率、废弃物减量、循环供应链管理、循环产品创新和利益相关者协作5个一阶维度共同构成。企业绩效则同时包含财务与非财务表现。研究结论显示，循环商业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非主要通过直接技术收益实现，而是主要依赖绿色利他主义这一行为机制；同时，不同循环维度之间存在多种可通向高绩效的组合方式，这为理解循环经济绩效提供了线性关系之外的组态视角。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两类关键技术方法。其一，基于印度制造业、服务业与能源行业中中大型企业管理层的500份有效问卷，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效度、路径关系及中介效应，并以重复指标法处理循环商业模式这一二阶层级构念。其二，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标准化潜变量得分进行校准，构建真值表并识别导致高企业绩效的充分条件组态，从而揭示等效终局（equifinality）与因果非对称性。

在研究结果部分，文章首先给出了“4.1. PLS-SEM results”的分析结论。“4.1.1. Measurement model assessment”表明，所有潜变量均具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与收敛效度。循环商业模式、绿色利他主义和企业绩效的组合信度（CR）与Cronbach's α均达到较高水平，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超过阈值，Fornell-Larcker判据与异质单质比率（HTMT）也支持区分效度成立。该结果说明研究所采用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质量，为后续结构模型估计奠定了基础。

“4.1.2. Model fit and predictive accuracy”显示，模型总体拟合处于可接受范围。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和标准拟合指数（NFI）表明模型与数据之间具有较好的匹配度。决定系数R²结果显示，循环商业模式对其高阶构念的解释力较强，绿色利他主义的R²为0.618，说明循环商业模式可解释其约62%的变异；企业绩效的R²为0.457，表明循环商业模式与绿色利他主义共同解释了接近一半的绩效差异。该结果说明模型具有较为稳健的预测能力。

“4.1.3. Structural model and hypothesis testing”进一步呈现了路径检验结果。首先，在循环商业模式的形成性维度中，循环供应链（CSC）对循环商业模式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废弃物减量（WR），资源效率（RE）与循环产品创新（CPI）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利益相关者协作（SHC）未表现出显著直接作用。这说明，在样本企业中，供应链闭环化与废弃物最小化是构成循环商业模式的最关键技术基础。其次，在核心结构路径上，循环商业模式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仅达到边际显著，而循环商业模式对绿色利他主义具有极强正向作用，绿色利他主义又显著提升企业绩效。由此可见，仅有循环实践本身并不足以稳定转化为绩效优势，必须经由企业内部与外部的环境价值认同、亲环境行为与责任意识加以放大。

“4.1.4. Mediation and indirect effects”是全文的关键结果之一。该部分表明，绿色利他主义在循环商业模式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循环商业模式通过绿色利他主义影响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显著且数值较大，明显强于其直接效应。进一步分解可见，循环供应链、废弃物减量和循环产品创新等维度，均能够通过“循环商业模式→绿色利他主义→企业绩效”的链式路径产生显著间接影响。该发现说明，循环转型若要产生可观绩效，其核心并不仅是流程改造，更在于塑造组织中的环保认知、价值承诺与利他性行动倾向。

接着，在“4.2.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部分，研究转向组态分析，以补充线性模型的不足。“4.2.1. Calibration and truth table analysis”介绍了fsQCA的数据校准与真值表构建过程。研究将PLS-SEM提取的标准化潜变量得分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并设置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非隶属三个锚点。真值表分析筛选出了与高企业绩效具有较高一致性的条件组合，为后续组态识别提供了基础。

“4.2.2. Sufficient configurations for high firm performance”指出，最终识别出5条足以实现高企业绩效的组态路径，整体解的一致性与覆盖率均较高。该结果直接证明，高绩效并不存在单一路径，而是可以通过不同条件的组合加以实现，体现出循环转型的多路径性与情境适应性。

“4.2.3. Configuration insights and interpretations”对5条路径进行了具体解读。第一条路径强调循环产品创新、利益相关者协作、废弃物减量与绿色利他主义的组合，可视为创新驱动型路径。第二条路径则以循环供应链替代废弃物减量，说明供应链循环化可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与废弃物减量类似的功能。第三和第四条路径均以资源效率、循环供应链和绿色利他主义为核心，只是在利益相关者协作与废弃物减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第五条路径则是技术维度最完整的一条路径，整合了循环产品创新、循环供应链、资源效率、利益相关者协作与废弃物减量，即使未包含绿色利他主义，也能够导向高绩效，但该路径覆盖率较低，说明能够全面整合所有技术维度的企业并不常见。

“4.2.4. Configurational role of green altruism (GA1)”进一步强调了绿色利他主义在组态中的中心地位。绿色利他主义出现在5条高绩效路径中的4条，说明其不仅在线性模型中是中介变量，在组态模型中同样是普遍存在的重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利益相关者协作虽然在线性路径中未呈显著作用，但在多条高绩效组态中反复出现，说明其并非无效变量，而是更适合作为与其他条件协同发挥作用的“组态性条件”。这一发现也恰好体现了PLS-SEM与fsQCA在解释逻辑上的互补性。

在“4.3. Integration of PLS-SEM and fsQCA findings”部分，研究人员将两种方法的结果综合起来。PLS-SEM揭示了净效应与中介机制，fsQCA则揭示了因果复杂性和等效终局。二者共同支持一个核心结论：企业实现循环转型成功，必须同时重视技术维度与行为维度。换言之，循环产品创新、废弃物减量、资源效率与循环供应链等能力固然重要，但若缺乏绿色利他主义所代表的环境责任、道德承诺与生态导向，这些能力很难稳定转化为卓越绩效。

讨论部分进一步总结指出，文章在理论上将循环经济研究从单纯技术逻辑推进到“技术—行为”融合逻辑。研究证明，绿色利他主义既是连接循环商业模式与企业绩效的认知—行为桥梁，也是高绩效组态中的放大器。文章同时表明，循环商业模式并非以统一方式作用于所有企业，不同企业可以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与情境条件，形成不同的循环能力组合。对管理实践而言，这意味着企业不应将循环转型理解为单一技术改造，而应把环保价值、员工与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承诺纳入战略设计。对政策层面而言，这意味着推动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技术支持、资金机制与制度激励，也需要环境教育、绿色文化塑造和多方协作平台。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为：本研究表明，循环商业模式作为由资源效率、废弃物减量、循环供应链、循环产品创新和利益相关者协作构成的多维构念，并不会仅凭技术实施直接转化为更高企业绩效；相反，这一关系完全通过绿色利他主义实现中介。该发现强调，环境价值观与可持续行为导向是循环实践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必要通道。组态分析进一步表明，通向高绩效存在5条不同的等效终局路径，说明企业在循环转型过程中具有战略灵活性，但前提是所选择的循环维度之间保持一致性，并将环境价值嵌入实施过程。总体而言，研究通过整合PLS-SEM与fsQCA，深化了对循环经济绩效形成机制的理解，也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兼顾技术能力建设与行为价值培育的系统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