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e Policy》：Perceptions of self-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A Q method study through Ostrom’s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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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池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 CPRs）管理的背景下，自治理通常被视为一种优选模式，使资源使用者能够集体管理其资源。然而，关于利益相关者如何认知自治理的可行性，尤其是在正式监管薄弱、资源压力大且亟需治理改革的背景下，目前所知甚少。
在共同池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 CPRs）管理的背景下，自治理通常被视为一种优选模式，使资源使用者能够集体管理其资源。然而，关于利益相关者如何认知自治理的可行性，尤其是在正式监管薄弱、资源压力大且亟需治理改革的背景下，目前所知甚少。本研究采用Q方法（Q methodology）考察斯里兰卡小规模渔业中利益相关者对自治理的认知观点，并以奥斯特罗姆（Ostrom）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o-Ecological Systems, SES）框架作为诊断性分析视角，以解读塑造这些认知的系统性情境条件。研究识别出三个具有不同观点的因子群体，分别标记为"支持者"（Supporters）、"有条件支持者"（Conditional Supporters）和"批评者"（Critics），反映了不同程度的乐观态度与担忧。将Q因子结果与SES框架相结合的分析显示，虽然支持者倾向于自治理，但他们也承认社区能力和制度支持方面存在局限性；"有条件支持者"和"批评者"则更为谨慎，对地方管理的有效性表示怀疑。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利益相关者对自治理可行性的信心程度不一，但他们普遍认识到自治理在当前治理背景下既具有潜在效益，也存在局限性。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共同池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 CPRs）——如渔业、森林和灌溉系统——的有效治理仍是全球性的重大挑战。这类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极易因过度利用而枯竭。小规模渔业是CPR管理挑战的典型代表，为全球数亿人提供生计和营养保障，雇佣了全球90%以上的渔民，贡献约50%的全球渔获量。如此高度的资源依赖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退化，主要原因是过度捕捞，而气候变化的广泛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资源衰退趋势。
传统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即由国家机构主导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这源于正式监管能力有限，难以设计和实施因地制宜的管理方案；小规模渔业的多物种特性；捕鱼场和上岸点的广泛分散分布；以及监测和执法相关的制度和财政约束。面对这些现实，自治理作为一种替代性方案日益受到关注——即资源使用者集体制定和执行规则来管理其渔场，国家很少或不参与。Ostrom通过其开创性研究，挑战了公共资源管理必然需要国家控制或私有化的传统观念，将自治理视为地方资源使用者可以自我组织并可持续管理资源的可行替代方案。现有证据表明，自治理能够带来成功且可持续的渔业管理。
然而，迄今为止，关于自治理公共资源的现有研究大多属于事后分析（ex post），即分析地方治理已经形成或已经实施的案例。相对而言，很少有研究在自治理制度建立之前考察利益相关者参与自治理的意愿。换言之，虽然文献表明自治理在正式治理薄弱的情况下可能有效，但此类背景中的利益相关者是否将其视为理想选择仍不明确。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普遍存在，资源治理失败屡见不鲜。
实现小规模渔业的有效和可持续治理，需要理解人、生态系统和制度之间的动态互动。治理系统只有与其所处的生物物理和社会条件良好匹配时才更可能成功。Ostrom的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为分析这些复杂互动提供了有用视角，通过识别资源条件、治理结构和行动者角色等关键系统组成部分，并考察它们如何影响治理成果。本研究选择SES框架而非政治经济学等其他方法，是因为研究目标是诊断性的：理解促成或制约小规模渔业自治理集体行动的系统性情境条件。
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采用Q方法并结合SES框架，以斯里兰卡北部两个渔村为案例，考察利益相关者对自治理的认知观点。该地区是理想的案例地：小规模渔业仍是沿海生计的核心，但正式监管能力薄弱，资源利用冲突持续存在，渔获量持续下降；此外，渔业合作社的存在（虽不直接参与治理）为利益相关者理解或回应自治理理念提供了熟悉的制度结构。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Q方法（Q methodology）这一混合方法，结合定性探索与定量分析以揭示共享观点。与标准调查方法不同，Q方法关注揭示个体内部和个体之间的观点模式，较少关注谁持有某种观点，而更多关注观点本身的性质。研究步骤包括：（1）确定研究领域和利益相关者群体（P-set），包括渔民及其妻子等社区利益相关者，以及政府渔业部门官员、非政府组织（NGO）代表和渔业治理学术专家等机构利益相关者，采用目的性抽样以捕捉多样化的知情观点；（2）构建话语集（concourse）和Q陈述集，基于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对250户小规模渔业家庭的调查、关键知情人访谈、焦点小组讨论以及政策文献回顾，最终从90条初始陈述中筛选出34条作为Q-set，并按SES框架的一、二级变量进行分类组织；（3）数据采集，获得Griffith大学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HREC）批准后，在渔村现场进行Q排序，54名参与者将34条陈述按-4（最不同意）至+4（最同意）的类正态分布进行排序，随后进行简短的半结构化访谈以了解排序理由；（4）数据分析，使用Ken-Q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和Varimax旋转，提取三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49%），以≥0.55的严格标准确定显著负荷。
## 三、研究结果
### 3.1 利益相关者对自治理的认知观点
**支持者（Factor 1）**：该群体完全由社区成员组成，以渔民（67%）及其妻子为主，无机构利益相关者。他们将自治理视为从现有捕鱼实践向更具适应性的基于努力量的方法转变，认为自治理可简化当前过于复杂且脱离社区实际的管理体系。他们对本地实施充满信心，认为监测可行且成本较低，社区主导的监测倡议获得支持，渔民因熟悉当地环境而最适合作资源管理。该群体强烈反对自治理只是实验性尝试、渔民缺乏合作性、社区缺乏领导力等失败叙事，也拒绝接受自治理将导致权力滥用或非法捕捞增加的观点。
**有条件支持者（Factor 2）**：该群体更多样化，以女性为主（69%），渔民妻子占多数，还包括政府和 NGO 代表。他们认为捕鱼限制在提供公平补偿的前提下可能在自治理下成功，但指出鱼类流动性使库存管理困难、社区内信任缺失是合作的主要障碍。该群体对技术局限性表示担忧，强调需要外部专家指导，并指出灾后执法困难和与邻近社区冲突的可能性。他们对自治理能否支持可持续资源利用、维持稳定鱼价、简化管理系统等核心要素日益持怀疑态度，尤其质疑社区独立设计规则的能力。
**批评者（Factor 3）**：该群体背景最为多样，社区成员和机构行动者（政府、NGO、学术界）比例均衡。他们强烈认同自治理可能导致地方领导滥用权力、加剧非法捕捞和过度捕捞，认为成功需要大量财政支持。该群体对地方领导能力、开放获取性质下的过度捕捞管理表示担忧，对本地规则制定的适当性、制裁的公平管理、管理的简化效果等均持否定态度，尤其根本性地拒绝社区具备有效管理渔业所需知识的观点，表明对地方化治理潜力的深度不信任。
**跨群体共识**：所有群体均强烈认同非法拖网捕捞破坏资源可持续性和社区管理有效性；鱼群已严重衰退使有效渔业管理日趋困难。各方中度认同自治理可促进性别平等，以及自治理在解决跨界捕鱼冲突方面可能无效。在经济考量上，各方中度共识拒绝任何管理系统可在不确保渔民稳定收入的情况下运作的观点。
### 3.2 基于SES框架的利益相关者观点解读
**资源单元（Resource Unit）**：三个群体对资源单元（以鱼类流动性为评估指标）的强调几乎相等，表明对鱼类流动性挑战的共同关切。鱼类跨区域迁移的不可预测性降低了地方规则和监督的有效性，突出了跨社区协调合作的必要性。
**资源系统（Resource System）**：各群体对资源系统生产力下降给予同等重视，反映出对资源基础恶化状态的共享认知，这被广泛视为自治理的约束条件，因为生产力下降侵蚀了可持续地方管理的基础。
**治理系统（Governance System）**：支持者对该组成部分的强调最高，有条件支持者和批评者则较低但在二者之间相似。在五个二级变量中，各群体对"组织"（政府机构和NGO等正式机构）的重视程度一致，将其视为关键的赋能条件和需求；支持者对"集体选择规则"（规则形成和政策决策过程）高度重视，而另外两群体则较低，反映对可行性和合法性的怀疑；"监测"（社区成员观察、报告和确保合规）获得支持者强烈认同，但另外两群体因腐败、偏见和实际执法挑战而持保留态度；"在用规则"（主要反映开放获取条件）被批评者更多强调，视为自治理的关键障碍；关于"制裁"（违规处罚），各群体对其公平性和实用性均信心有限。
**行动者（Actors）**：有条件支持者和批评者比支持者更强调该领域。在六个二级变量中，"资源重要性"（对渔业的经济依赖程度）是唯一各群体表达相似关切的要素，高依赖性被视为自治理的障碍，可能导致行动者优先考虑短期资源使用而非保护。"社会资本"（信任、问责和社区凝聚力）在有条件支持者和批评者中获得更高重视，表明有限的信任和合作可能阻碍自治理；"领导力"呈现类似模式，后两群体强调地方领导能力不足的挑战。"技术和资源管理经验"方面，有条件支持者表达最多关切，指出有限的技术能力和过去的失败（特别是气候冲击下）是自治理的风险。"SES知识"获得支持者和有条件支持者的相似重视。
**互动（Interactions）**：支持者更强调该领域。在"冲突"（资源获取、执法或机构权限争端）方面，各群体均将其视为可能制约自治理成功的严重关切；"自组织活动"（社区成员独立协调经济行动的能力）各群体均给予较低重视，表明对外部支持缺乏的情况下有效市场型自组织的有限信心；"捕捞水平"（根据鱼类可得性调整捕捞努力量）和"投资活动"（发展替代生计）被支持者更多强调。
**结果（Outcomes）**：支持者对"社会绩效"（治理的分配和公平效应，包括可持续资源利用和性别包容）更为乐观，而有条件支持者和批评者表达更大谨慎，反映对精英俘获或利益不均的担忧；"生态绩效"（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韧性和状况）方面，批评者最强调生态风险，有条件支持者也共享此关切，支持者则表现出更大信心。
##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将小规模渔业的治理挑战置于开放获取、正式监管薄弱和地方生计高度依赖资源的背景中考察。通过Q方法与SES框架的结合，研究人员首先识别了三个清晰界定的观点群体——支持者、有条件支持者和批评者，然后以SES框架作为诊断工具评估塑造自治理认知的因素。
关于研究问题一（利益相关者对自治理的不同观点），支持者的乐观态度可能反映其作为合作社官员的双重角色，使其能直接从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中受益，也受较高感知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有条件支持者以女性为主，其谨慎立场可能源于对生计风险的更大敏感性，将自治理转型视为可能使家庭面临收入不稳定、政府支持减少或管理失败等不可预见挑战的因素；政府和非政府代表的谨慎则源于对社区能否在没有强有力制度支持下有效实施自治理的怀疑。批评者的怀疑反映了渔民间合作与遵规的普遍性担忧，以及非社区利益相关者对社区技术知识、资源和组织能力的质疑。
关于研究问题二（SES框架组成部分如何塑造观点），研究发现虽然各方在生态压力源和生计依赖性上存在广泛共识，但在治理安排和行动者能力方面的认知分歧最为尖锐。资源单元的流动性和资源系统的生产力下降被各群体一致视为结构性挑战；治理系统领域产生最大分歧，支持者信任地方规则制定、监测和制裁，而有条件支持者和批评者则对公平性、执法和问责表示怀疑，更强调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组织支持；行动者领域中，社会资本、领导力和技术能力的认知差异强烈塑造了态度。
关于研究问题三（自治理的启用条件、障碍及利益相关者需求），研究发现各方在几个共同主题上趋于一致：知识是关键的赋能条件，但对生态衰退、冲突和薄弱监测的制约存在广泛共识，特别是在跨界管理和灾后执法方面。利益相关者明确呼吁组织支持（法律认可、冲突解决、能力建设资源）和技术支持（特别是用于监测炸鱼、拖网偷捕等非法活动的工具），反映社区治理并非孤立运作而需要与外部行动者建立伙伴关系。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在该情境下分析利益相关者对自治理的认知，并首次将Q方法与SES框架整合，为渔业治理文献提供了新颖贡献。研究结论指出，尽管利益相关者对自治理的信心程度不均，但对其潜在效益和局限性存在广泛认同。理解这些认知为洞察塑造小规模渔业自治理可行性的系统性情境条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突出了治理改革必须同时应对机遇与约束的领域。未来研究可采用选择实验等方法系统比较不同治理安排（如自治理、共同管理或集中管理）的偏好，以进一步指导资源衰退和制度薄弱情境下的渔业治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