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Public Child Welfare》：County variations in child maltreatment risk and service responses during and post the COVID-19 pandemic: a mixed-method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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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解释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考察美国密苏里州儿童虐待风险及儿童与家庭服务供给自疫情前至疫情后期间的变动，并重点关注县级层面的差异。定量阶段运用行政数据分析县级差异，定性阶段通过对服务提供者（n=15）和父母/照护者（n=9）的访谈，为定量结果提供情境化解
本研究采用解释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考察美国密苏里州儿童虐待风险及儿童与家庭服务供给自疫情前至疫情后期间的变动，并重点关注县级层面的差异。定量阶段运用行政数据分析县级差异，定性阶段通过对服务提供者（n=15）和父母/照护者（n=9）的访谈，为定量结果提供情境化解释。
研究发现，儿童虐待报告率与服务供给在COVID-19期间显著下降，虽在防控措施解除后出现部分反弹，但多数指标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下降幅度在高贫困率县（child poverty rate）、黑人/非裔美国人（Black/African American）人口占比更高的县，以及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定性数据揭示了三个核心机制：一是监督监测系统（surveillance system）因学校关闭及服务中断而遭到破坏，导致儿童可见性降低；二是扩大的经济支持（包括现金补助与食品援助）缓解了家庭压力，减少了部分报告驱动的风险因素；三是系统内对黑人家庭过度报告问题的反思加剧，伴随种族公正运动兴起，强制性报告者可能在呼叫热线前更为审慎，导致黑人人口集中县的报告下降更为显著。研究强调，报告率下降并非反映真实虐待风险降低，而是监测结构中断与系统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提示需要针对县级贫困、种族构成和城乡条件制定差异化的家庭支持与服务供给策略。
该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Public Child Welfare》（《公共儿童福利期刊》）。研究背景源于COVID-19大流行对儿童福祉及家庭服务的深层冲击。行政数据显示，疫情初期儿童虐待报告率因社交距离政策骤降，随后随防控措施解除而回升，但学界担忧报告下降可能反映的是监测接触减少而非真实风险降低。更为关键的是，此前研究已揭示县级层面在贫困率、种族/民族构成和城乡分布上的结构性差异深刻影响儿童福利系统（child welfare system）的运作，而疫情可能加剧了这些既存不平等。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国家层面或单一城市趋势，缺乏对县级差异的系统考察，尤其缺乏将行政数据与服务提供者及家庭亲身经历相结合的分析。为何在同一州级集中化系统内，不同县级单位的报告与服务模式呈现分化？哪些结构性因素在疫情期间被放大或重塑？该研究正是为了回应这些关键问题而开展，通过定量与定性证据的整合，揭示疫情冲击下儿童保护服务体系的不平等韧性，为后疫情时代的差异化政策干预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开展了解释性序贯混合方法（explanatory sequential mixed methods）研究，以美国中西部州密苏里为案例，分析2019年3月至2022年8月期间115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儿童虐待报告及儿童保护服务（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CPS）数据，并与24名参与者（15名服务提供者、9名父母/照护者）的深度访谈相结合。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第一，行政数据的多源链接，基于联邦信息处理标准（Fed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 FIPS）编码整合密苏里州儿童服务部门（Missouri Children's Division）月度发布的儿童虐待报告、证实（substantiation）、寄宿安置（out-of-home placement）、家庭中心服务（Family-Centered Services, FCS）和密集家庭内服务（Intensive In-Home Services, IIS）数据，以及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县级儿童贫困率、种族/民族构成数据和美国农业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城乡连续体编码（Rural-Urban Continuum Codes, RUCC）；第二，基于COVID-19政策节点（2020年3月紧急状态及学校关闭、2020年7月学校复课指导、2021年5月恢复正常运营）和虐待报告季节性模式（考虑寒暑假影响）构建四个分析时段：疫情前（2019年3月–2020年2月）、初期封锁（2020年3月–8月）、重新开放（2020年9月–2021年5月）和疫情后（2021年6月–2022年6月）；第三，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回归比较各时段与对应基期的差异，并通过交互效应分析检验县级贫困率、黑人居民比例和 rural/urban status对COVID-19相关变化的调节作用，同时以中断时间序列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第四，定性阶段采用半结构化一对一访谈，通过社区组织招募及滚雪球抽样，运用归纳式主题分析（in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按Braun与Clarke六步法开发编码手册，由四人研究团队独立编码、讨论并确定主题，使用Dedoose软件管理数据，直至达到内容饱和。
研究结果显示，定量结果部分，描述性统计表明115个县样本的平均月度儿童虐待报告率为5.46/
（SD = 2.44），即每月约5–6名儿童/
被报告至儿童福利机构。各指标在2020年3–5月初期封锁期间较2019年同期大幅下降，随后逐步回升但未完全恢复。OLS估计显示，报告率在2020–2022年各季节均显著低于疫情前基线；证实率无显著变化；寄宿安置率在2020年3–5月、9–12月和2022年3–5月显著下降；家庭中心服务在初期封锁及后续时段持续显著减少；密集家庭内服务在2020年3–5月、2021年1–2月和9–12月下降，但在2020年及2022年夏季反而上升。交互效应分析发现，贫困率、黑人居民比例和 rural/urban status与年份存在显著负向交互作用，即高贫困县、黑人居民占比更高县和农村县的报告率及服务下降更为 pronounced。预测得分图示显示，高贫困县虽基线服务率最高，但下降幅度最大，且2021年低贫困县服务已超疫情前水平时，高贫困县仍处大幅低位。
定性结果部分，主题一"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儿童虐待风险"揭示报告下降的双重机制。一方面，15名参与者表达了对儿童可见性降低的深切担忧——学校、教堂、课后项目关闭使儿童与强制性报告者（mandatory reporters）的接触锐减，调查员无法入户访谈，虚拟互动难以评估风险，形成"监督系统中断"；另一方面，12名参与者指出扩展的经济支持（如额外食品券、现金补助）、家庭内部监护加强及社区非正式支持网络发挥了保护作用，缓解了压力并改善了儿童安全。
主题二"县级差异"中，子主题"经济弱势县的更大降幅"（9人提及），参与者归因于资源匮乏、服务获取障碍及对正式系统的不信任；子主题"黑人居民集中县的更大降幅"（5人提及），参与者认为经济支持扩展减少了压力源，同时种族公正运动提升了对过度监视和歧视性报告的认识，促使报告者在呼叫热线前更为审慎；子主题"农村县的更大降幅"（3人提及），参与者指出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不足、学校运营恢复更慢导致监督更弱，但定向资源投放也可能降低了部分风险。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综合定量与定性发现指出：第一，报告率下降不仅源于真实风险变化，更深刻反映了监测基础设施的中断，且后疫情时代混合服务模式虽扩大可及性，却可能削弱面对面观察的机会，需在促进服务可及与保障儿童安全间寻求平衡；第二，经济支持的缓冲作用表明，物质资源投入可有效降低虐待风险，可为未来危机应对提供政策参考；第三，县级差异模式提示结构性不平等在危机中被放大，高贫困县的服务下降与服务中断和资源匮乏相关，而非需求减少；第四，黑人集中县的降幅较大既可能反映种族公正运动带来的系统反思，也需警惕是否导致真正处于风险中的儿童被系统遗漏，强调需在减少歧视性报告与保障儿童安全间取得平衡；第五，农村县的发现与Nunez等人基于国家数据的研究不一致，可能源于州际政策差异和分析时段差异，呼吁更多研究进行验证。研究局限包括单州背景的限制、时段不完全平衡、虐待类型未细分、定性样本通过社区伙伴招募而非随机代表、缺乏邻里层面数据等。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的启示表明，直接与服务机构提供者和家庭接触，以了解他们如何应对COVID-19的挑战，对于厘清驱动定量趋势背后的机制至关重要。县级差异凸显了对家庭支持采取量身定制方法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危机期间受贫困、种族/民族差异以及城乡分布影响严重的社区。在因系统接触减少而降低支持性参与机会的经济弱势县，加强收入支持和扩大物质资源获取尤为关键。在黑人居民比例较高的县，政策应通过投资于反种族主义实践、与社区组织合作以及促进对家庭需求的支援性而非惩罚性回应，明确应对监视和报告的种族化模式。对于农村县，通过便捷虚拟选项、移动支持和激励措施扩大当地服务提供者网络来改善服务获取，有助于减少结构性隔离。总之，这些有针对性的策略凸显了超越一刀切方法的重要性，并根据塑造报告和服务供给模式的具体县级条件来定制预防和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