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Sustainability》：Why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are starting to accelerate via technical innovations but not through social innovations: five reasons and some critiques of transformation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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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性摘要：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加速可持续转型。本情报简报解释了为何这开始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电动汽车等技术创新中发生。基于社会-技术转型理论（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s theory），它讨论了五种加速机制：降低成本、提
非技术性摘要：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加速可持续转型。本情报简报解释了为何这开始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电动汽车等技术创新中发生。基于社会-技术转型理论（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s theory），它讨论了五种加速机制：降低成本、提升绩效、改变行动者取向、调动资金以及增加社会政治支持。虽然不否认其潜在相关性，但简报也表明这些加速机制（尚）未被激活用于社会创新和深度生活方式变革。因此，简报还批评了某些可持续转型研究流中的一厢情愿倾向。
技术性摘要：可持续转型应加速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环境问题。本情报简报旨在解释一个经验现象：快速转型开始发生在若干低碳技术（如太阳能光伏（solar-PV）、风能和电动汽车（EVs））方面，但并未发生在变革性社会创新或生活方式改变方面。它识别并讨论了五个有助于解释这种差异的原因：采用收益递增（increasing-returns-to-adoption）机制；技术、行动者与制度之间的社会-技术反馈（socio-technical feedbacks）；金融转向（financial reorientation）；议题关联（issue linkage）到更广泛的政治目标；以及社会接受度（societal acceptance）。它还进一步指出，技术创新可作为社会创新的飞轮或催化剂。并且，它对社会-技术转型文献与转型文献中的某些方法进行了批判性比较，发现前者在加速主题上比后者在理论上更成熟、经验验证更充分、政策相关性更强。
社交媒体摘要：低碳技术正开始加速可持续转型，而纯粹的社会创新却停滞不前。
# 论文解读：技术创新驱动可持续转型加速的机制与局限——基于社会-技术转型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 研究背景与问题
当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环境问题要求可持续转型加速推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22）强调2020-2030年是关键加速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2022）呼吁到2030年实现45%或30%的减排以实现1.5°C或2°C温控目标。尽管全球已有18个国家实现持续10年以上的温室气体（GHG）减排，且电动汽（EVs）全球销售份额从2020年的不足5%升至2024年的22%，可再生能源在欧洲、中国、美国的发电占比分别达到47.3%、33.6%和24.1%（分别较2010年的22.1%、18.7%、10.3%显著上升），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进展仍显缓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速现象主要出现在（部分）技术创新领域，而社会范围“观点、结构和实践的转变”（IPBES, 2024）以及生态村、转型城镇、家庭农业、慢食、时间银行、道德银行、去增长等变革性社会创新自2000年代以来被倡导却未能大规模扩散。这种差异亟待理论解释。常见的回答——技术创新更符合既得利益集团因而扩散更快，而社会创新威胁既有利益——过于简单化，低估了技术创新（如风能、太阳能、EVs）最初也曾遭到抵制，且数十年的社会-技术变迁过程改变了权力结构、观念和利益。为此，本研究旨在提供更具细微差别的解释，识别出技术创新受益的五种动态加速机制，这些机制并未（同等程度地）驱动社会创新和生活方式变革；同时批判转型文献中的某些一厢情愿倾向。论文发表在《Global Sustainability》。
## 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运用社会-技术转型理论（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s theory）框架，结合技术创新扩散的采用收益递增（increasing-returns-to-adoption, IRA）理论、社会-技术反馈循环（socio-technical feedbacks）分析、金融转向（financial reorientation）分析、议题关联（issue linkage）分析以及社会接受度（societal acceptance）分析，通过比较技术性创新（如太阳能光伏（solar-PV）、风能、EVs）与社会性创新（如生态村、去增长等）的扩散经验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IEA）、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等机构的统计报告，以及已有案例研究与综述文献），提炼出五个解释性机制，并与转型文献中的深度杠杆点理论、三球体方法、去增长及节俭充足性呼吁进行批判性比较。
## 研究结果
### 2. 采用收益递增机制
通过分析2010-2024年间太阳能光伏、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的平准化度电成本（levelised-cost-of-energy）分别下降90%、70%和62%，以及EV电池组成本在2013-2024年间下降86%的数据，研究人员发现：技术创新的扩散可触发边干边学、生产规模经济、互补创新涌现、可见性增加和信息反馈等采用收益递增（IRA）机制，形成正反馈循环，使技术更便宜、更具吸引力，从而加速扩散。社会创新虽也有学习和信息反馈，但主要涉及地点间经验迁移（Westley et al., 2017），而非扩散实体本身的显著成本降低和绩效提升。
### 3. 技术、行动者与制度之间的社会-技术反馈
通过梳理挪威家庭EV购买行为（Ryghaug & Toftaker, 2014）、电力与汽车行业企业战略转变（Geels & Ayoub, 2023, 2025）以及政策学习（Pahle et al., 2018; Schmidt & Sewerin, 2017）等实证研究，研究人员发现：清洁技术的扩散通过二阶学习过程改变行动者（用户、企业、政策制定者、公众）的信念和利益，形成投资增加、政策支持、消费采纳、正面话语等更强的行动，进一步加速扩散。这种反馈被视为一个飞轮或催化剂，可激活共演化过程。而社会创新由于要求偏好、信念和实践的根本改变，立即面临既有结构和制度的社会文化与政治障碍，缺乏类似技术可借助的逐步累积动力，因此难以规模化或加速扩散。研究人员借此批评了深度杠杆点方法（Abson et al., 2017; Davelaar, 2021）和三球体方法（O’Brien, 2018），指出它们缺乏对深层认知文化改变的操作化和经验验证（Allen & Malekpour, 2023; Dorninger et al., 2020），且忽视了“浅层”杠杆点（如技术）通过共演化促进深层变化的时序性。
### 4. 金融转向
通过分析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从2004年的330亿美元飙升至2024年的2.083万亿美元（BNEF, 2025），而社会创新及SDGs投资规模远不及此的数据，研究人员发现：商业银行、对冲基金、养老基金等大型金融行动者（2022年管理超过400万亿美元资产，FSB, 2023）倾向于投资市场经济的清洁技术（当被视为有利可图时），而不投资社会创新。社会创新通常以意识形态和社会需求为驱动（Seyfang & Smith, 2007），往往缺乏规模扩张商业计划、小额分散、与商业投资者的偏好不匹配；此外，政策制定者通过补贴、拨款等降低清洁技术投资风险，但对社会创新的金融政策支持有限，使其仅依赖基金会、众筹或社会影响投资者（Hossain, 2018; Mulgan, 2019）。因此，技术创新比社会创新更易吸引大规模金融投资。
### 5. 议题关联到更广泛的政治目标
通过分析全球创新竞赛中中国的主导地位（2023年生产80%太阳能光伏模块、65%风电机舱、80%EV电池、55%电解槽，IEA, 2024b; RMI, 2024）引发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切，以及随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 2022）和欧盟《净零工业法案》（2023）的推出，研究人员发现：清洁技术能更容易地与经济增长、竞争力和安全等更广泛政治目标挂钩，从而调动财政部、经济与工业部等强大政治行动者的支持，通过绿色产业政策实现加速。社会创新则未能实现这种与强大政治目标及部门的类似关联，其诉诸的“公平、正义、人与自然互惠关系”等原则（IPBES, 2024）虽崇高但难以动员加速所需的广泛政治支持。研究人员指出转型研究中政策工具开发是“最紧迫但发展最不充分的方面之一”（De Castro et al., 2025: 4）。
### 6. 社会接受度
通过引用欧洲调查（Dubois et al., 2019）显示公民愿意做出微小改变（如增加回收）但不愿放弃汽车、飞行或成为素食者的发现，以及英国气候变化与社会转型中心（2022）指出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并未显著转化为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变的报告，研究人员发现：社会对清洁技术（风能、太阳能PV、EVs）的接受度高于根本性生活方式改变。然而，近年民粹主义兴起、误信息运动及绿色反弹导致对可持续目标和特定技术的负面话语，引发接受度挑战和政策削弱。因此，研究人员呼吁务实重置（Dasgupta, 2025; Ritchie, 2024等），从牺牲、成本、缩减叙事转向直接关乎人们日常生活（生活成本危机、就业、生活质量）的解决方案。清洁技术（如太阳能PV、EVs、热泵）因IRA机制可降低消费者账单、带来更清洁空气和更少噪音，更易实现这种重置；而转型文献中倡导的节俭、充足、去增长等很可能仅对少数深绿人士和学者有吸引力（Blühdorn, 2013）。此外，社会科学家（Collier, 2018; Crouch, 2004; Goodhart, 2017）指出绿色反弹的深层根源（工资停滞、就业前景恶化、精英对工人的鄙夷），意味着呼吁行为改变可能适得其反，而以针对性支持帮助低收入家庭安装绿色技术可能更易被接受。
## 讨论与结论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上述发现并不意味着社会创新或宏观文化信念变革对大规模转型不重要——历史上福利国家创建、妇女投票权、育儿与住房新模型都曾依赖它们（Mulgan, 2019; Westley et al., 2017）。但现有证据表明，深层可持续导向的生活方式和实践变革至今尚未以显著规模和速度扩散，尽管已被倡导和试验15-20年。历史案例研究（Olsson, 2017: 70）表明“大规模变革性变化可能耗时甚久，有时数百年”，Westley（2017: 241）警告对社会创新的一厢情愿思想：它们转变社会所需的时间对于寻求快速解决问题的愿望是一则清醒剂。这与此文引言强调的紧迫时间线（2030年实现大幅减排）相矛盾——已无时间等待社会创新形成和扩散、社会运动壮大或资本主义根本变革。
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为：在未来5-10年内，技术创新比纯粹的社会创新在加速可持续转型方面具有更大潜力。作为进一步变化的催化剂或飞轮，新技术的加速扩散也可能激发信念、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后续变革。这种社会-技术共演化正是社会-技术转型框架的核心（Geels, 2024; Sovacool et al., 2025），该框架已在经验上得到验证，并为不同转型阶段（包括加速阶段）制定了政策策略和工具（Geels et al., 2019; Meadowcroft & Rosenbloom, 2023等）。十年前Feola（2015: 386）已诊断转型文献“缺乏对转型的严格概念化”，而近期特刊社论（De Castro et al., 2025: 3）仍指出该文献未提供“关于转型时间性的明确处理，包括对不同转型阶段及可加速或阻碍进展的反馈循环的理解”。因此，研究人员认为社会-技术转型框架比转型文献中的有影响力方法更适合加速主题且更具政策相关性。社会-技术转型框架还涉及社会与技术创新的交互，这是学者们可进一步研究以调和当前不同研究流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