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ención Primaria》：Farewell, grief and depression of individuals who lost close relatives during social isolation: A mixed method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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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比较能够与临终亲属告别和不能告别的个体之间的哀伤结局，并探索哀伤和丧亲的生活经历。设计：观察性、描述性、横断面调查研究。地点：在墨西哥通过在线调查进行，对象为COVID-19大流行后的普通人群。参与者：18岁及以上、自2020年11月以来失去近亲的成年人
目的：比较能够与临终亲属告别和不能告别的个体之间的哀伤结局，并探索哀伤和丧亲的生活经历。设计：观察性、描述性、横断面调查研究。地点：在墨西哥通过在线调查进行，对象为COVID-19大流行后的普通人群。参与者：18岁及以上、自2020年11月以来失去近亲的成年人。共纳入261名参与者，中位年龄28岁（IQR 23–41）。干预措施：不适用。主要测量指标：记录社会人口学特征，使用延长哀伤障碍量表-13修订版（PGD-13-R）评估延长哀伤障碍，使用贝克抑郁量表（BDI）评估抑郁症状。定量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定性反应采用主题分析法。结果：8名参与者符合延长哀伤障碍标准。能够告别和不能告别的参与者之间延长哀伤的患病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p = 0.493）。定性分析识别出七个主要主题：COVID-19相关限制、情绪影响和应对策略、记忆与遗产、哀伤过程中的在场与参与、灵性、社会支持与家庭动态、以及突然丧失。结论：在这个墨西哥样本中，告别机会与延长哀伤障碍或抑郁症状的风险差异无关。然而，定性结果强调了告别仪式在意义建构、应对过程以及丧亲期间感知社会支持中的重要性。
哀伤是人类对失去亲人的一种自然反应，通常表现为情绪、身体和行为上的变化，多数情况下不会导致显著的心理或医学损害。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哀伤可能发展为更复杂和延长的形式，即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D），其特征为哀伤持续超过文化和社会预期的时限，并损害整体功能。PGD在一般人群中的患病率约为2%–3%，在经历突然、暴力或危重丧失的个体中可高达52%，如重症监护环境。由于其临床重要性，PGD于2022年3月被纳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修订版》（DSM-5-TR）。COVID-19大流行给哀伤过程带来了独特挑战，包括经济安全、身体接触和行动自由的丧失，以及医院感染控制限制导致家庭与住院亲人分离，减少了为潜在丧失进行情绪准备的机会。此外，葬礼仪式被严重改变，常以远程方式进行，减少了传统家庭支持和安慰。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告别机会是否与哀伤和抑郁结局相关？以往研究提示不能告别可能增加心理困扰，但结论不一，且缺乏对文化背景的深入考量。因此，本研究旨在比较能够与临终亲属告别和不能告别的个体之间的哀伤结局，并探索哀伤和丧亲的生活经历，以更好地理解这一普遍人类体验的关键方面。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在墨西哥开展了一项观察性、描述性、横断面调查研究，通过社交媒体招募自2020年11月以来失去近亲的成年人，共纳入261名参与者。研究使用PGD-13-R量表和贝克抑郁量表（BDI）进行定量评估，并通过开放式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结论显示，在定量层面，告别机会与延长哀伤障碍或抑郁症状的风险差异无关；但定性结果强调了告别仪式在意义建构、应对过程和感知社会支持中的重要作用。该研究强调了文化背景、灵性、家庭支持在塑造哀伤过程中的角色，论文发表在《Atención Primaria》。
研究人员为开展本研究主要用到以下几个关键技术方法：1) 使用延长哀伤障碍量表-13修订版（PGD-13-R），该量表包含13个Likert条目（评分范围13–65，切分≥30），评估与哀伤相关的五个领域；2) 使用贝克抑郁量表（BDI），该量表包含21个自评条目，用于将抑郁症状分类为最小、轻度、中度和重度；3) 采用Braun和Clarke提出的六阶段主题分析框架对开放式回复进行定性分析，包括熟悉数据、生成初始编码、搜索主题、审查主题、定义主题和撰写报告。样本来源为墨西哥一般人群，通过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hatsApp等社交媒体平台和带有QR码的传单招募参与者。
研究结果部分包含以下内容：
社会人口学特征：261名参与者中位年龄28岁（IQR 23–41），77.01%为女性，84.29%为异性恋，59%为单身，82.76%有宗教信仰。129名参与者（49.42%）能够与亲属告别，132名（50.57%）不能，后者中77.27%归因于COVID-19相关预防措施。
延长哀伤：8名参与者（3.06%）符合延长哀伤障碍标准，其中5人未能告别。能够告别和不能告别组之间延长哀伤的患病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p = 0.493）。中位符合标准数分别为1.0（IQR 0.0–1.0）和0.0（IQR 0.0–1.0），无显著差异（p = 0.47）。
抑郁和物质滥用：能够告别组BDI总分中位数为11.0（IQR 3.5–20.5），不能告别组为13.0（IQR 2.2–21.0），无显著差异（p = 0.41）。分类BDI评分组间也无显著差异（p = 0.108）。药物、烟草、酒精、镇静剂和镇痛剂的使用在组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
主题分析：通过定性分析识别出七个主要主题：COVID-19相关挑战、情绪影响与应对机制、记忆与遗产、在场与参与、灵性与宗教实践、支持系统与家庭动态、以及突然或意外丧失。各主题均通过参与者直接引文支持，例如COVID-19相关挑战涉及通过电话或视频告别、无法举行葬礼等；情绪影响强调悲伤与接受并存的混合感受；记忆与遗产反映墨西哥文化中对逝者的正面记忆；在场与参与突出最后一次相遇的重要性；灵性与宗教实践包括天主教弥撒和传统葬礼；支持系统显示家庭作为核心支持来源，但部分参与者感到支持缺失；突然丧失被描述为创伤性体验。
讨论部分总结：葬礼和哀悼仪式在文化宗教系统中发挥心理社会支持作用，COVID-19大流行深刻改变了这些实践。以往研究认为不能告别与心理困扰增加相关，但本研究定量结果未发现组间差异，表明哀伤反应高度异质。定性发现强调了告别在主观哀伤经验中的重要性，尽管统计上不显著。抑郁症和物质使用无差异与定性中的情感深度形成对比，表明定量测量可能捕捉症状强度但无法反映哀伤的叙事轨迹。告别作为应对机制得到定性支持，与以往主题分析一致。墨西哥文化中的纪念仪式、宗教实践和家庭支持网络可能解释了为何告别不是强统计预测因子。研究局限性包括自评问卷的电子管理、社交媒体抽样偏差（可能低估某些年龄组和在线频率低的人群）、未探索与逝者的感知关系，以及仅使用单一开放式问题可能不足以全面获取哀伤现象学。研究人员强调，假定COVID-19死亡本质更糟糕可能增加哀伤者的焦虑，实际的哀伤过程无线性阶段，受文化和信念影响。新科技平台为公开表达哀伤提供了新机会。
研究结论部分：本研究提供了对墨西哥人群哀伤过程和抑郁倾向的见解，识别出COVID-19相关挑战、情绪影响和应对机制、记忆与遗产、在场与参与、灵性和宗教实践、支持系统和家庭动态、以及意外丧失和突然死亡等主题。与初始假设相反，未发现患重度抑郁障碍的风险有统计学显著差异。同样，未能证明没有机会告别或参与告别仪式的亲属出现复杂哀伤的风险更高，这与定性结果不同。本研究还贡献了以下认识：在墨西哥样本中，不能告别与延长哀伤障碍或抑郁症状的风险无关；定性发现强调告别在哀伤主观体验中的象征性和情感价值；结果突出了文化背景、仪式、灵性和家庭支持在塑造哀伤过程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