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国际化对颠覆性创新的多维影响：作用机制与经验证据

《TECHNOLOGY IN SOCIETY》：The Multidimensional Impact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Disrup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s and Evidence

　　

摘要：随着全球产业与价值链重构，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日益成为多国战略举措的焦点。本文阐明研发（R&D）国际化在促成颠覆性创新中的作用。基于2008—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模型，证实R&D国际化深度（RDI_depth）与广度（RDI_range）均促进颠覆性创新。国际协作创新（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Risk-taking Capacity）是R&D国际化转化为颠覆性创新的关键传导渠道。数字化转型与金融开放度因提供前沿知识的替代获取渠道，部分削弱R&D国际化的正向影响；较强的本土创新能力则通过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制约边际收益。美国实体制裁（U.S. Entity Sanctions）通过引致资源向制度相容地区再配置，放大R&D国际化的正向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能力基础较弱的企业显现更强的追赶效应，这一效应在非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SOEs）及无国际化背景CEO领导的企业中尤为突出；中国非东部地区企业未显著受益于R&D国际化。上述发现深化了对国际化战略如何与企业能力及地缘环境交互影响颠覆性创新的理解。

论文解读：《R&D国际化对颠覆性创新的多维影响：作用机制与经验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既有文献多将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国际化视作沿既定技术轨迹进行能力利用或渐进式改良的机制，对其如何通过跨境异质知识重组触发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指能重塑价值网络并取代在位者的根本性技术创新）关注不足。尽管国际R&D扩张是获取新颖知识、多元视角与先进技术的有效途径，但此前尚未系统考察R&D国际化各维度（深度与广度）如何结合企业特征与外部条件（含地缘政治制裁）促进或抑制颠覆性创新产出。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创新依赖陷阱"，亟需从规模扩张转向前沿突破。因此，研究人员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3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R&D国际化深度（RDI_depth，企业在已有海外R&D目的地的投入强度）与广度（RDI_range，企业海外R&D布局的国家/地区数）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中介机制、调节边界及异质性效应，并进一步考察美国实体制裁的外生冲击作用。该研究发表于《TECHNOLOGY IN SOCIETY》。

二、主要关键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手动收集企业海外R&D子公司设立及投入数据构建RDI_depth与RDI_range；被解释变量颠覆性创新（Disr_inno）依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专利数据库，参照Byun等（2021）方法，通过聚合企业历史专利前四位IPC分类号界定现有技术域，将突破性进入全新IPC四位码技术域且被后续引证广泛的发明专利识别为颠覆性创新并赋值为1否则为0；控制企业层面及年度—行业固定效应，建立面板Probit/Panel OLS模型进行基准回归；采用工具变量法（IV）及滞后项处理内生性；以国际联合专利申请衡量的国际协作创新（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与管理层风险承担水平（Risk-taking Level，以ROA波动及业绩落差期投资激进程度测度）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地区金融开放度、本土创新能力（ Indigenous Innovation Capability，以本土专利申请量与质量衡量）及美国实体制裁虚拟变量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按企业高新属性、产权性质（SOE与非SOE）、CEO是否具有海外背景、所在区域（东部与非东部）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

三、研究结果

Literature Review and Hypothesis（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研究人员整合全球知识搜寻（Global Knowledge Sourcing）、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与颠覆性创新理论框架，提出R&D国际化通过接入异质知识池促进跨界重组从而产生颠覆性创新，并推导国际化深度与广度均正向影响颠覆性创新；国际协作创新与管理者风险承担为其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金融开放与本土地创新力为边界条件；据此形成待检假设。

Explained variable: Disruptive innovation（被解释变量：颠覆性创新）

说明数据源自CNIPA中国专利数据库，匹配上市公司后获2,712,690条专利记录，剔除外观设计专利，按Byun等（2021）方法以企业既有发明专利前四位IPC分类号构建现有技术域，将跨入全新四位IPC技术域且有高后续引证的发明专利界定为颠覆性创新。

Result（结果）

表4显示方程（4.1）估计结果，（1）—（6）列中RDI_depth与RDI_range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R&D国际化深度与广度均促进颠覆性创新，经济意义上一个标准差增加对应Disr_inno显著提升；中介检验表明国际协作创新与风险承担能力中介效应显著；调节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和金融开放部分削弱主效应（提供替代前沿知识渠道），强本土创新能力因路径依赖约束边际收益；美国实体制裁正向调节主效应（引致资源向制度相容地区再配置）；异质性表明非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SOEs）、无国际化背景CEO企业及创新基础弱企业追赶效应更明显，中国非东部地区企业获益不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研究结论部分）

尽管R&D国际化长期见于创新文献（Ferraris et al., 2021; Vrontis & Christofi, 2021），本研究结果表明其更具深远战略意义：使尤其是后发企业能够打破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探索新技术领域并在地缘政治约束下主动重塑创新轨迹。利用2008—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综合面板数据集，实证发现如下：（1）R&D国际化深度（RDI_depth）与广度（RDI_range）均显著促进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2）国际协作创新（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Risk-taking Capacity）是将R&D国际化转化为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微观传导渠道；（3）数字化转型与金融开放度因提供前沿知识替代获取途径，部分弱化R&D国际化的正向影响，而较强的本土创新能力通过路径依赖限制边际收益；（4）美国实体制裁（U.S. Entity Sanctions）通过诱发资源向制度相容区域再配置，放大R&D国际化对颠覆性创新的正向效应；（5）异质性效应显示创新能力基础较弱企业——尤指非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SOEs）及由无国际化经历CEO领导的企业——表现出更强追赶效应，中国非东部地区企业未从R&D国际化中显著受益。上述发现推进了关于国际化战略如何与企业能力及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交互塑造颠覆性创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