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生物指示剂方法监测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中的汞含量

《The 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Monitoring mercury across the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System using a biosentinel approach

　　摘要

美国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为鱼类、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而设立的保护土地和水域网络。这些保护区遍布全国，尽管这些土地受到保护，但其中的物种仍然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物的影响，例如汞，这些污染物可能会沉积在远离排放源的地区。汞在水生环境中可以转化为甲基汞，并通过食物链进行生物放大，对鱼类、野生动物和人类造成危害。汞的评估受到影响其甲基化过程的因素的复杂影响，而像蜻蜓幼虫这样的生物指示物种通常能比单独测量汞沉积量提供更准确的风险估计。自2021年起，一项利用蜻蜓幼虫来评估保护区汞浓度的研究合作项目（“蜻蜓汞项目”）开始实施。我们在2021年至2023年间从美国30个保护区收集了1,356只蜻蜓幼虫进行检测。不同保护区内蜻蜓的汞浓度差异很大，范围从低于3 ng/g干重到超过2,200 ng/g干重不等。新墨西哥州的一些保护区记录到了最低和最高的汞浓度。根据一个综合的汞风险指数，该指数用于向管理者提示哪些地区的汞浓度可能引起关注，80%的采样保护区被归类为中等或更高风险。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出了汞可能对鱼类、野生动物和人类构成更高风险的水域，并提供了监测变化的基线数据。这些信息可以用于未来的研究，以探讨管理措施对汞生物积累的影响，最终确定减轻汞污染的策略。汞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元素，存在于地壳中，但由于化石燃料燃烧和采矿活动等排放，目前大气中的汞浓度是工业化前的5.5至7.6倍（Amos等人，2013年；Zhang等人，2014年）。汞被认为是一种全球性污染物，因为它可以在大气中长距离传输，并最终沉积在全球各地，甚至远离排放源的地区（Fitzgerald等人，1998年）。汞沉积到水生环境中后，可以通过自然微生物活动转化为甲基汞，这种形式更容易被生物吸收，并通过食物链在顶级捕食者体内积累到更高浓度（Lavoie等人，2013年），在高暴露水平下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具有毒性（Chan等人，2003年；Scheuhammer等人，2007年；Whitney和Cristol，2018年；Tan等人，2009年；Rice等人，2014年；Regnell和Watras，2019年）。人类接触汞的主要途径是食用受污染的鱼类、贝类或海洋哺乳动物（Sunderland，2007年）。由于高汞含量，美国各地的水域都发布了鱼类消费警告。汞污染降低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鲑鱼渔业的经济可行性（Gresh等人，2000年），预计到2050年，全球汞污染带来的累积健康成本将达到19万亿美元（Zhang等人，2021年）。虽然无机汞分布广泛，但甲基汞的产生需要特定的微生物群落条件（Benoit等人，2003年；Ma等人，2019年）。因此，即使在较小的地理区域内，甲基汞的产生也会有很大差异，因为它依赖于多种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以及与地球化学（溶解有机碳、硫酸盐、pH值）和土地覆盖类型相关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往往比无机汞的丰度更为重要（Suchanek等人，2008年；Eagles-Smith等人，2016年；Paranjape和Hall，2017年；Nelson等人，2024年）。许多这些因素都是复杂的且相互作用的，一些水生生态系统可能对相对少量的汞输入也非常敏感（Mason等人，2005年）。因此，仅通过收集测量汞输入的化学或物理数据很难准确预测汞污染的风险。生物指示方法利用某种物种或分类群作为环境条件的指标，可以提供更准确的风险估计。通过直接比较同一水域中生物指示物种与其他物种（如鱼类、鸟类、两栖动物）的汞含量以及已知的生态毒性终点，可以估算出对消费者的相对风险（Eagles-Smith等人，2020年）。美国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是世界上最广泛的专门用于保护鱼类、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公共土地和水域网络。该系统由573个保护区组成，覆盖3850万公顷陆地和3.08亿公顷海洋水域，由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FWS）管理，这些区域的管理和恢复旨在造福鱼类和野生动物种群（Nardi，2025年）。从阿拉斯加到加勒比海，每个州和许多地区都有保护区，形成了一个大陆规模的保护土地系统。这些保护土地还提供了许多休闲机会，如徒步旅行、划船、钓鱼、狩猎（在指定区域内）和观鸟。保护区采用多种栖息地管理技术来实现其设立目的，包括保护受威胁和濒危物种、监测和保护候鸟以及为水禽创造栖息地。尽管保护区是为了保护而设立的，但汞的生物积累可能对其内的物种构成严重威胁，可能扰乱生物体的健康和生态系统功能。已有记录显示，保护区内鱼类和爬行动物的汞浓度升高（Goodchild和Gerstenberger，2011年；Nilsen等人，2017年），但相关数据仍然不足。许多保护区主要由湿地组成，而湿地中的汞浓度通常较高（Driscoll等人，2007年；Hall等人，2008年；Hsu-Kim等人，2018年）。与湿地创建或维护相关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活动可能会无意中加剧甲基汞的产生。矛盾的是，旨在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或改善栖息地的管理措施可能会无意中改变生物地球化学条件，从而增加汞污染的风险（Winder等人，2020年）。因此，识别能够指示这种情况发生的生物指示物种以及测试替代资源管理策略是否能够缓解这些风险的机制非常重要（Brasso等人，2020年）。鱼类常被用作生物指示物种，因为它们与人类消费直接相关，但这种方法存在缺点，因为物种是汞浓度变化的主要来源，这在统计上难以考虑，而且全国范围内的保护区中并不总是存在相同的鱼类种类。蜻蜓幼虫（飞行成虫的未成熟水生形态；图1）最近被证明是有效的汞风险生物指示物，原因有多个。它们在全球淡水环境中广泛分布，相对较大的幼虫易于发现、捕捉和鉴定。这些捕食性无脊椎动物在水生食物链中处于中间到较高的位置，有效地连接了食物链底部的甲基汞进入和顶级捕食者体内的生物积累。在蜻蜓幼虫中测得的汞浓度与同一水域中的鱼类、青蛙和蝾螈的汞浓度密切相关（Haro等人，2013年；Jeremiason等人，2016年；Eagles-Smith等人，2020年；Nelson等人，2020年），验证了它们作为汞生物指示物的有效性。最后，蜻蜓受到公众游客的喜爱，使它们非常适合用于收集数据，以了解生态和人类健康状况（Flanagan Pritz和Nelson，2017年），这是许多生物指示项目的特点。

图1：A）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军工厂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中的一只成年灰沙蜻蜓（Progomphus borealis），B）一种未知物种（Gomphidae科）的蜻蜓幼虫（若虫）。蜻蜓汞项目（DMP）是一项全国性的倡议，旨在让科学家和社区志愿者共同评估保护土地上的汞风险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https://www.nps.gov/subjects/citizenscience/dragonfly-mercury-project.htm）。该项目利用蜻蜓幼虫作为汞生物指示物，推进科学理解并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以降低汞的健康风险。该项目让年轻志愿者参与一些最原始的自然区域的体验式学习活动，提高人们对保护挑战的认识（Watkins等人，2018年；Eagles-Smith等人，2020年；Dragonfly Mercury Project，2020年；Flanagan Pritz等人，2022a，2022b）。迄今为止，已有超过8,500名公众参与者代表DMP在185个保护区内进行了志愿服务。他们的样本收集工作帮助识别出超过三分之二采样点存在较高的汞风险，突显了进一步探索全国汞来源和驱动因素的机会。我们的研究目标是：1）使用已建立的DMP协议系统地在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中实施汞监测；2）汇编有关保护区汞污染普遍性和程度的基线信息；3）研究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中的汞污染空间分布，并将其浓度与其他管理机构（如国家公园管理局、土地管理局、美国林业局、部落国家以及州或县公园）管理的保护土地上的汞浓度进行比较，以更好地了解管理活动如何影响甲基汞的产生和生物积累。

研究区域

我们在美国大陆的30个保护区进行了研究（图2）。数据收集自FWS定义的各种水生地点，包括河流、溪流、湖泊、池塘、水库、泉水和湿地（Cowardin等人，1979年）。数据收集在所有四个季节进行，因为季节对蜻蜓幼虫中的汞浓度影响很小（Willacker等人，2023年）。气候、海拔、动物群落组成、地形和主要植被在纬度、海拔和生态梯度上都有所不同。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的目的和管理原则——通常以相对密集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来支持鱼类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与其他土地管理机构不同，这为与其他保护土地（如非FWS管理的地点）的比较提供了重要背景。所有保护区的土地用途主要是保护、管理和/或恢复鱼类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但具体管理活动根据每个保护区的设立目的而有所不同。

研究方法

在2021年至2023年的三年期间，我们使用既定的协议从30个保护区的85个地点收集了蜻蜓幼虫（Eagles-Smith等人，2020年；Flanagan Pritz等人，2022a；图2）。我们优先选择了I类保护区（具有特别保护措施以防止空气质量或能见度进一步恶化的保护区）以及之前有其他物种（如鱼类）汞研究数据的保护区。其他选择标准包括靠近可进入的水域以及考虑受威胁或濒危物种的情况（即避免敏感物种的栖息地）。我们与保护区工作人员合作，在可能的情况下招募和培训当地社区成员参与样本收集工作。2021年在11个保护区进行了采样（Ash Meadows、Bill Williams River、Bitter Lake、Bosque del Apache、Desert、Havasu、Imperial、Okefenokee、Pahranagat、Valle de Oro、Wichita Mountains）；2022年在12个保护区进行了采样（Alamosa、Bitter Lake、Bosque del Apache、Deer Flat、Edwin B. Forsythe、Havasu、Lostwood、Mingo、Ohio River Islands、Rocky Mountain Arsenal、Sonny Bono Salton Sea、Valle de Oro）；2023年在13个保护区进行了采样（Bitter Lake、Cape Romain、Fish Springs、Harris Neck、Mattamuskeet、Medicine Lake、Monte Vista、Moosehorn、Muscatatuck、Seedskadee、St. Marks、UL Bend、Valle de Oro）。2021年采样的3个保护区中有2个在2022年重新采样，其中2个也在2023年重新采样。在每个保护区，我们从1-3个不同地点收集了最多20只蜻蜓幼虫（至少10只）。在每个保护区内，我们选择能够最大化地理范围和环境异质性的地点，例如海拔、土壤基质或水体类型的差异。我们使用抄网收集蜻蜓幼虫，并将其与水体中的沉积物和杂物分开。我们使用野外鉴定钥匙和指南鉴定幼虫的科属，并用塑料尺测量其总长度到最接近的毫米。分类鉴定和长度测量后来由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验证，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正。每个样本都装入预先标记的聚乙烯密封袋中，并在8小时内冷藏。我们戴手套或使用干净的塑料勺子处理所有蜻蜓幼虫，以尽量减少潜在污染。我们在现场记录了地点特征（纬度和经度、基质、地形、植被覆盖）并拍摄了照片。蜻蜓幼虫被冷冻后，使用干冰在夜间运输到位于俄勒冈州科瓦利斯的美国地质调查局污染物生态研究实验室（USGS CERL）进行进一步处理。实验室的准备工作和分析过程遵循了Eagles-Smith等人（2020年）描述的方法。具体来说，工作人员首先将蜻蜓幼虫鉴定到相应的科属，然后在50°C下干燥48小时。对于总干质量超过30毫克的样本，工作人员会进行均质化处理；而对于质量低于30毫克的样本，则直接进行分析。为了测定汞浓度，工作人员采用了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方法7473（2000年版本），使用的设备包括日本Nippon公司的MA-3000仪器或美国Milestone公司的DMA-80直接汞分析仪。质量保证措施包括使用经过认证的参考物质、定期校准检查、空白样本以及重复实验。重复实验之间的差异小于10%，所有结果都在完全回收率的5%范围内。

在数据分析之前，我们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对数转换，以使残差符合参数统计检验的假设。已知不同蜻蜓科属的觅食生态和生活史特征会影响幼虫体内的汞浓度（Eagles-Smith等人，2020年）。为了考虑这些差异，我们根据Eagles-Smith的方法将所有汞浓度转换为等效浓度。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浓度均以Aeshnid等效值报告，并且由于浓度数据呈对数正态分布，我们采用几何平均数或反转换后的最小二乘法来表示中心趋势和标准误差。

我们比较了来自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FWS）保护区的蜻蜓体内汞浓度与2021至2023年间由DMP在包括美国其他保护区在内的415个地点收集的蜻蜓样本（n=9,330）的汞浓度。这些非FWS保护区的地点主要包括国家公园服务单位（占85%）、国家自然地标（4%）、野生与风景河流合作管理区（4%）、土地管理局管理的土地（2%）、国家森林（2%）、其他州或地方土地（2%）以及部落土地（1%）。我们使用一般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来评估FWS保护区与非FWS保护区之间汞浓度的差异，其中保护区类型（FWS或非FWS）作为固定效应，地点和年份作为随机效应。我们还使用一般线性模型检验了不同采样年份之间的差异，同样考虑了地点和年份的交互作用。为了评估汞对水生生态系统的风险，我们根据Eagles-Smith等人（2020年）开发的综合损害指数来评估汞浓度，该指数用于估计鱼类及依赖水生环境的野生动物是否超过了预设的损害阈值。该指数根据不同分类的汞浓度严重程度进行分级，从而可以判断汞浓度是否对人类或野生动物的健康构成威胁（表1；图S1）。

**结果**：
来自FWS保护区的单个蜻蜓幼虫的总汞浓度范围从<3 ng/g干重到>2,200 ng/g干重（n=1,356），其中最高浓度是最小浓度的1,000多倍（图3）。根据综合损害指数（Eagles-Smith等人，2020年；表1），30个保护区中有24个（80%）至少有一个地点被归类为中等损害风险，4个（13%）被归类为高风险，2个（7%）被归类为严重损害风险（图3）。FWS保护区的平均汞浓度（93.1 ± 5.7 ng/g干重 ± 标准误差）低于2021至2023年间由DMP在非FWS保护区采集的样本的平均浓度（124.1 ± 5.4 ng/g干重；F1, 3,773 = 28.8, P < 0.001；图4）。

2021至2023年间，在美国30个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采集的85个地点的蜻蜓幼虫总汞浓度（ng/g干重）数据表明，汞浓度被转换为Aeshnid等效浓度以考虑不同科属之间的差异。箱形图显示了最小值、第一四分位数、中位数、第三四分位数和最大值，异常值以单独点表示。不同颜色的绿色用于区分不同保护区内的地点。虚线表示综合损害指数的阈值，该指数根据蜻蜓体内汞浓度与鱼类体内汞浓度以及它们对鱼类、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的已知影响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显示的4个类别分别代表低风险（绿色）、中等风险（橙色）、高风险（红色）和严重风险（紫色）。

FWS保护区与非FWS保护区之间，被归类为不同综合损害类别的蜻蜓幼虫比例存在差异（表1）。我们使用卡方检验来检验这些比例的均匀性，并通过Fisher的精确方法进行事后比较（Shan和Gerstenberger，2017年）。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JMP V14.0软件（SAS Institute，北卡罗来纳州卡里市）完成。

**结论**：
FWS保护区的蜻蜓幼虫总汞浓度范围广泛，从<3 ng/g干重到>2,200 ng/g干重。根据综合损害指数，24个保护区（80%）至少有一个地点被归类为中等损害风险，4个（13%）被归类为高风险，2个（7%）被归类为严重损害风险。FWS保护区的平均汞浓度低于2021至2023年间DMP在非FWS保护区采集的样本的平均浓度。FWS保护区与非FWS保护区之间，被归类为不同综合损害类别的蜻蜓幼虫比例也存在差异（图5）。具体而言，FWS保护区的蜻蜓幼虫中有更高比例被归类为轻度或无损害（31.5%对比13.2%；调整后残差=21.7，P < 0.001），而中等损害（41.2%对比55.4%；调整后残差=?11.0，P < 0.001）和严重损害（7.2%对比10.1%；调整后残差=?3.7，P = 0.021）的比例则较低。FWS保护区与非FWS保护区之间，被归类为低损害（17.2%对比19.3%；调整后残差=?2.1，P = 0.102）或严重损害（2.9%对比2.0%；调整后残差=2.3，P = 0.079）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在2021和2022年都进行采样的5个地点中，我们发现某些地点的蜻蜓汞浓度存在年度变化（图6）。例如，在Bitter Lake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2021年和2023年Unit 5湿地的蜻蜓汞浓度平均值更高（分别为15.4 ± 1.6 ng/g干重和17.9 ± 1.9 ng/g干重，对比2022年的6.9 ± 0.7 ng/g干重；F1,201 = 24.5，P < 0.001）。在Valle de Oro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2021年的蜻蜓总汞浓度高于2022年和2023年的Salida Sandia SW湿地（2021年：686.4 ± 68.7 ng/g干重，2022年：48.7 ± 4.9 ng/g干重，2023年：65.1 ± 6.7 ng/g干重；F1,201 = 208.4，P < 0.001）以及Visitor Center Pond（2021年：462.2 ± 49.5 ng/g干重，2022年：163.4 ± 16.4 ng/g干重，2023年：98.5 ± 10.2 ng/g干重；F1,201 = 55.8，P < 0.001）。在2021年和2022年都进行采样的另外两个地点，总汞浓度没有年度变化（Havasu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Beal Lake：F1,130 = 0.1，P = 0.817；Valle de Oro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Rio Grande River：F1,130 < 0.1，P = 0.855）。

总体而言，FWS保护区与非FWS保护区之间，在不同综合损害类别中的蜻蜓幼虫比例存在差异（图5）。在2021至2023年间，我们对FWS保护区和非FWS保护区的蜻蜓幼虫进行了重复采样，发现某些类别的个体比例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在3个保护区的5个地点中，有3个地点在2021年和2022年都进行了采样，其中3个地点在2023年再次进行了采样。在这些地点中，我们发现某些地点的蜻蜓汞浓度存在年度变化。我们观察到在不同生态区域的保护区中，以及同一生态区域内的蜻蜓体内汞浓度存在极端差异，其中新墨西哥州的保护区记录到了最高的和最低的汞浓度。这些结果进一步强调了当地环境特征和过程对汞生物积累的显著影响，这与其他大尺度地理分析的结果一致，表明与不同栖息地相关的环境特征经常能够解释景观范围内汞浓度的变化（Eagles-Smith等人，2016a, 2020；Fleck等人，2016；Janssen等人，2024；Nelson等人，2024；Kotalik等人，2025）。过去几十年里，北美的大气汞含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燃煤电厂的排放减少以及商业产品中汞的使用被淘汰（Zhang等人，2016）。然而，生态系统对汞的吸收仍然主要受当地环境因素的影响，因为水生生物体内甲基汞的生物积累受到多种特定于地点的因素的影响，包括土地覆盖类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生产力、食物网结构等（Eagles-Smith等人，2016b）。因此，水生环境中的甲基汞浓度并不总是与水或沉积物中的总汞浓度相关（Benoit等人，2003；Drott等人，2008；Mitchell和Gilmour，2008）。特定地点的管理活动也可能起到作用，因为水资源管理对水生系统中的汞生物积累有重大影响（Eagles-Smith等人，2016b；Willacker等人，2016），并且已被确定为观察到的类似模式的一个解释因素（Eagles-Smith等人，2016a）。对于那些重新采样的保护区，有多种因素可以解释2022年汞浓度下降的原因（图6）。水流的变化（干旱与洪水）会影响汞的传输和甲基化细菌的活动（Bishop等人，2020）。这是导致年际间汞浓度差异的最可能因素之一，因为这两个保护区都位于干旱地区，并且拥有山区流域，因此经常出现干旱和洪水。另一个可能的相关因素是沉积作用，因为当可用的汞与颗粒结合并沉入沉积物时，可以降低甲基汞的浓度，但疏浚或建设活动可能会将储存的汞释放到水柱中并被甲基化（Stein等人，1996；Ullrich等人，2001）。较高的水温通常会增强微生物活动，而较低的温度则会减缓甲基汞的生成（Monperrus等人，2007；Johnson等人，2016），温度效应可能主要由特定地点的气候条件决定（Braaten等人，2014）。这些因素单独或共同作用，可能导致年际间的差异。一项关于盐沼麻雀汞暴露的长期研究发现，缅因州Rachel Carson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血液和羽毛中的总汞浓度在2000年至2017年间有所下降（Lane等人，2020），表明之前在其他保护区也记录到过汞浓度的下降。我们的研究仅包含了3年的数据，并且只有少数重新采样的地点，因此很难判断这些差异是反映了环境条件的变化还是随机变异。未来从这些保护区收集的数据可以帮助确定驱动年际间汞浓度差异的环境因素。如前所述，保护区工作人员经常使用水资源储存和输送技术，因此有可能评估这些技术如何影响汞的甲基化。研究人员可以模拟预期的水文变化，例如由于融雪或强降雨导致的水流增加（这可以稀释可用的汞或改变溶解有机物的输送），或者模拟反复的湿润周期（这与较高的甲基汞浓度相关；Snodgrass等人，2000）。实验还可以包括水生植被的种植，因为温暖的环境可以提高植物的生产力，从而帮助固定汞并减少其被甲基化的机会（Jiskra等人，2018；Pompeani等人，2018）。实验还可以模拟已知会从沉积物中释放汞并增加溶解有机物的极端天气事件，从而导致更高的甲基汞生成（Heim等人，2023）。实验结果可以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例如决定何时何地将水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确保管理措施不会无意中为鱼类和野生动物创造不利条件。许多保护区正在应对相关问题（例如有害藻类的大量繁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实验的结果可能有助于缓解其他水生污染物的问题。保护区已经为许多研究提供了生物实验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探索汞风险与特定地点因素（如平均降水量、温度或建立目的）之间的关联。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气候变化对汞循环和生物积累的影响，以及全球变化和污染物对鱼类和野生动物的协同影响。在更多保护区进行采样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全国范围内受保护和管理的地区的汞浓度情况，提高预测鱼类、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风险的能力。这些大规模的数据集为野生动物管理者提供了景观尺度的视角，并可以支持开发针对不同地点的汞风险缓解方案。保护区相对密集的管理为研究各种水资源和栖息地管理措施对汞甲基化和生物积累的影响提供了许多机会。这有助于识别能够减少甲基汞生成的水资源管理技术，并考察这些减少措施对鱼类和野生动物的影响。最后，保护区的监测数据可以用来评估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并为与决策者沟通提供证据。

我们的结果验证了一种稳健、成本相对较低且高效的方法，用于评估全球最大的鱼类、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网络中的汞浓度。这些测量结果可以作为监测工具，用于随时间监测和检测特定保护区内汞水平的变化。根据目前的结果，我们得出结论，汞风险在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中存在差异，反映了广泛的现场条件——这与其他受保护地区的模式相似。我们的结果结合未来收集的数据可以用来识别问题区域并指导管理措施。最终，保护区的数据可以用于描述区域性的汞浓度模式或基于土地管理机构的差异。例如，可以比较国家公园与地理位置相近、生态区域相似的保护区之间的汞浓度。此外，汞浓度数据可以与保护区关于鱼类和野生动物物种的人口参数数据（如 occupancy 或 survival 数据）相结合，以研究种群层面的影响。最后，保护区的监测数据可以用来评估旨在降低大气汞水平的努力，并为决策者提供信息。

本项工作的支持来自科罗拉多州Fort Collins的FWS自然资源项目中心、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美国地质调查局生态系统任务区和环境健康计划以及国家公园基金会。我们感谢许多社区科学家、志愿者和保护区工作人员在项目后勤和采样方面的协助，包括R. Albers、T. Allen、E. Barr、X. Barraza、S. Beauchaine、C. Bell、J. Bourne、P. Castrovillo、M. Christman、S. Connors、J. Contois、D. Craver、L. Cruz、G. DeAlessio、L. Dean、K. DesRoberts、D. Easton、A. Elliott、D. Farmer、E. Halsell、K. Hayes、M. Higgins、J. Howland、L. Jaebker、N. Koeltzow、M. Klosterman、L. Landowski、M. Locher、L. Lopez、D. Lucas、M. Lusk、D. MacDonald、J. Magno、B. Mense、S. Miller、J. Ming、P. Moffett、E. Neidhardt、R. Noriega、E. Owens、J. Owen-White、B. Pendley、E. Rader、S. Rappaport、M. Reeves、V. Rettig、K. Richardson、J. Robb、J. Samuelson、T. Serrano、R. Shafique、J. Shore、K. Sliwa、J. Smith、G. van Praag、R. Theel、A. van Winden、R. Vinson、C. Weise、D. Wilder、C. Yost。我们还要感谢美国地质调查局污染物生态研究实验室的A. Lee、S. Collins、K. Livengood、C. Rumrill、T. Glidden、J. Pierce、B. Johnson和D. Dubose提供的实验室支持。本文中的发现和结论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观点。任何使用公司或产品名称仅出于描述目的，并不意味着政府的认可。这是Dragonfly Mercury Project的第19份出版物。

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所有数据均可在DMP数据仪表板上公开获取（https://geonarrative.usgs.gov/dmpdatadashboard/）。副主编：Daniel Coll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