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Placental Histiocyte Phenotypes in Chronic Histiocytic Intervillositis: A Comprehensive Immunophenotypic and Morphologic Atlas
Elise Gradhand,
Luisa Strahler,
Julia Bein,
Margarete Mijatovic,
Hannah-Ida Hullmeine,
Andreas Weigert,
Stephan Spahn,
Eva Herrmann,
Franz Bahlmann and
Ella Hullm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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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慢性组织细胞性绒毛间炎（CHI）诊断中免疫细胞鉴定与定位的挑战，研究人员利用免疫组化与多重荧光技术，系统分析了胎盘样本中巨噬细胞标志物（如CD68、CD163、CD14、HLA-DR）的表达模式与空间分布，揭示了胎儿Hofbauer细胞与母体巨噬细胞在形态与表型上的显著差异。该研究构建的形态学图谱加深了对CHI免疫微环境的理解，为改善该疾病的诊断策略与妊娠管理提供了宝贵资源。
胎盘是人类孕期至关重要的器官，是连接母体与胎儿的桥梁，不仅负责气体和营养交换，也扮演着免疫调节的关键角色。然而，胎盘中也会发生炎症性疾病，其中慢性组织细胞性绒毛间炎（Chronic Histiocytic Intervillositis, CHI）就是一种虽然罕见但影响深远的胎盘病变。这种疾病的诊断至今仍充满挑战，它完全依赖于组织病理学检查，没有特异性的临床症状或影像学征象。更为棘手的是，CHI与不良的妊娠结局密切相关，如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反复流产等。尽管已知其病理特征是在胎盘绒毛间质中积聚大量CD68阳性的巨噬细胞，但这些细胞的精确表型特征、功能状态以及空间分布模式仍未被系统阐明。这导致病理医生在日常工作中可能难以准确识别CHI，从而延误了临床干预。与此同时，COVID-19大流行也引发了关于病毒是否会影响胎盘健康的疑问。在此背景下，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深入研究，旨在绘制一份详尽的CHI免疫细胞图谱，以期为临床诊断和未来治疗提供科学依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期刊上。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首先从2019年至2024年间法兰克福大学医院病理研究所的样本库中，纳入了268例胎盘样本，构建了包含对照组（健康胎盘）、CHI/VUE（病因不明的绒毛炎）组、母体感染SARS-CoV-2组以及CHI合并SARS-CoV-2感染组在内的多个队列。研究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利用一系列特异性抗体（如CD3、CD4、CD8、CD11c、CD14、CD68、CD163、HLA-DR）对胎盘切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以量化评估不同免疫细胞在胎盘绒毛间质和绒毛基质中的表达与分布；通过多重免疫荧光技术，在少数代表性样本中同时检测CD68、CD163和MHC II（HLA-DR）的表达，以精确观察不同类型巨噬细胞的空间关系；最后，采用统计学方法（如Fisher精确检验、比值比和森林图）比较不同队列间及不同胎盘区域间标记物表达的差异，并分析其与胎儿临床结局的相关性。
2.1. 队列的临床特征
CHI和VUE病例仅出现在妊娠中晚期，这表明这些病变的发生与特定孕周阶段相关。
2.2. 组织病理学发现
2.2.1. 各区域内的标记物表达结果
对胎盘样本的分析揭示了关键的免疫细胞分布模式。在健康对照组中，CD3阳性的T淋巴细胞普遍存在于绒毛和绒毛间质空间，而CD4+和CD8+ T淋巴细胞则检测不到。相比之下，在CHI/VUE队列中，多种免疫细胞标记物的表达显著增强。其中，CD4+和CD8+ T淋巴细胞、CD11c+树突状细胞，以及巨噬细胞标志物CD14、CD68和CD163的表达均明显增加。一个关键发现是，在CHI/VUE组织中，CD68+和CD163+细胞不再局限于绒毛基质，而是在整个样本，特别是在绒毛间质中普遍存在，与健康胎盘中的分布模式截然不同。此外，与对照组相比，CHI/VUE和CHI/COVID-19合并组中的HLA-DR表达在绒毛间质显著上调，这表明母体来源的巨噬细胞处于高度激活状态。重要的是，研究还发现，单纯的母体SARS-CoV-2感染并未导致胎盘标记物表达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其表达谱与对照组相似；而当CHI合并SARS-CoV-2感染时，其免疫炎症谱与单纯的CHI病变模式一致，并未产生独特的新型病变模式。
2.2.2. 胎儿状态与标记物表达强度的临床相关性
研究人员还分析了免疫标记物的表达强度与胎儿临床结局之间的关联。他们定义了“异常胎儿状态”（RFS）组，包括存在宫内生长受限、严重分娩窘迫或Apgar评分≤8的病例。结果显示，与“正常胎儿状态”（UFS）组相比，RFS组的胎盘样本中，CD8+ T淋巴细胞、CD11c+细胞、CD14+、CD68+和CD163+阳性细胞的检出率均显著更高。这提示胎盘炎症反应的强度，特别是这些促炎细胞的增多，与胎儿不良结局存在直接关联。
2.3. 统计学评估
2.3.1.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数据评估：各队列内胎儿和母体区室中免疫组化标记物的表达强度
统计分析确认了上述发现的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在CHI/VUE队列中，相较于对照组，CD4、CD8、CD11c、CD14、CD68和CD163等标记物的表达均显著上调。而CD3的表达在炎症和健康组织中均有，未显示显著差异。对于仅感染SARS-CoV-2的队列，与对照组相比，其标记物表达无显著变化。这些统计结果进一步证实，CHI/VUE相关的炎症反应具有独特的免疫细胞特征。
2.3.2. 跨队列分析的标记物表达强度比较
通过森林图比较不同队列间的表达差异，结果清晰显示，CHI/VUE组在多个免疫细胞标记物上，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更高的比值比。这支持了该病变具有特异性免疫浸润模式的假说。同样，CHI/COVID-19组与CHI/VUE组相比，并未显示显著差异，再次印证了病毒本身并未导致新的病变模式。
3. 结论与讨论部分总结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关于慢性组织细胞性绒毛间炎（CHI）的综合免疫表型图谱，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科学意义。首先，研究明确了CHI的“免疫指纹”：它不仅是CD68+巨噬细胞的累积，还伴随着CD4+/CD8+ T淋巴细胞、CD11c+树突状细胞以及CD14+、CD163+巨噬细胞的显著增多。这些细胞在绒毛间质中的广泛浸润，是区分CHI与健康胎盘的核心特征。HLA-DR在绒毛间质巨噬细胞中的高表达，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细胞的母体来源和活化状态。
其次，研究阐明了胎盘炎症与胎儿预后的直接联系。研究发现，胎盘内促炎细胞（特别是CD8+ T细胞、CD68+、CD163+巨噬细胞）的富集程度，与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分娩窘迫和低Apgar评分显著相关。这为理解CHI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机制提供了线索：免疫细胞的聚集和相关的细胞因子风暴可能损伤绒毛结构，阻碍母胎界面的物质交换，并引发局部缺氧，最终影响胎儿发育。
再次，研究厘清了SARS-CoV-2感染与CHI的关系。一个关键结论是，单纯的母体SARS-CoV-2感染不会导致胎盘产生新的、特异性的炎症病变模式。当感染与CHI共存时，其胎盘免疫表型与单纯的CHI无法区分。这表明，病毒感染本身并非直接致病因素，但可能通过其他机制（如诱发或加重已有的免疫反应）与CHI的发生发展相关联，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后，本研究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实用工具。研究证实，CD68是一种强大且易于使用的标记物，其广泛、弥漫性的阳性模式（尤其是在绒毛间质中）能够帮助病理医生在日常工作中更准确、更直观地识别CHI。通过排除感染性病因并结合CD68的染色模式，可以大大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从而有助于对受影响女性进行更及时的监测和管理，特别是在具有复发风险的后继妊娠中。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胎盘炎症微环境的科学认知，还通过创建详尽的形态学与免疫表型图谱，将基础研究发现转化为可应用于病理诊断的实用知识，对改善CHI的诊断流程和未来探索靶向治疗策略具有重要价值。研究的局限性包括CHI/COVID-19合并组的样本量较小，以及未检测胎盘组织中的病毒基因组，这些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