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MO Real World Data and Digital Oncology》：The role of socioeconomic position in use of systemic anticancer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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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近年来，用于全身抗癌治疗（Systemic Anticancer Therapy, SACT）的新药在降低癌症死亡率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人们担忧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Position, SEP）可能对患者获得这些治疗产生影响。目的：
背景：近年来，用于全身抗癌治疗（Systemic Anticancer Therapy, SACT）的新药在降低癌症死亡率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人们担忧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Position, SEP）可能对患者获得这些治疗产生影响。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癌症患者启动SACT、治疗类型和治疗强度的社会经济差异，并找出可能表明治疗障碍的差异。方法：研究人员利用丹麦癌症登记系统（Danish Cancer Registry）对2008年至2020年在北丹麦地区（North Denmark Region）被诊断为实体瘤的成年患者进行了一项队列研究。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收入、最高受教育程度、同居状况、种族和治疗中心距离进行分类。结果指标包括启动SACT、静脉治疗、不同的SACT方案、SACT费用、仅治愈性治疗和单克隆抗体使用。分析调整了年龄、年份、合并症和分期，并按性别、癌症组和预期治疗目的进行了分层。结果：研究人员确定了42364名患者，其中12792名（30.2%）启动了SACT。观察到社会经济差异，受教育程度低、低收入或独居的患者启动SACT的比例较低。这些患者群体还表现出累计费用减少、静脉治疗次数减少以及不同的SACT方案数量减少，这在妇科、肺部和上消化道癌症中尤为明显。观察到的差异在接受姑息治疗目的的患者中最为显著。结论：这项研究表明SACT的使用存在社会经济差异，处于不利地位的患者使用率较低，这主要体现在姑息治疗方案中。观察到的一些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其涉及的复杂社会经济机制。
论文解读：社会经济地位对全身抗癌治疗使用的影响
研究背景与意义
尽管近年来全身抗癌治疗（Systemic Anticancer Therapy, SACT）的进步降低了癌症死亡率，但在全民税收资助的医疗体系中，患者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Position, SEP）仍可能成为获取治疗的障碍。既往研究表明，教育背景、人际网络、劳动力市场依附及收入等社会经济学特征与癌症生存率密切相关，除生活方式和诊断分期外，治疗差异也是导致生存差异的重要原因。此前丹麦的相关研究较少，且缺乏基于个体层面的SACT管理与SEP关联的数据。因此，研究人员在北丹麦地区开展了一项泛癌种研究，结合行政登记数据、丹麦癌症登记系统（Danish Cancer Registry, CAR）及区域SACT给药数据库，旨在全面评估SEP对SACT启动、类型及强度的影响，并识别潜在的治疗障碍。该研究成果已发表于《ESMO Real World Data and Digital Oncology》。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为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纳入2008年至2020年间北丹麦地区（覆盖约60万人口）确诊的成年实体瘤患者（排除非黑色素瘤皮肤癌）。研究人员通过民事登记系统（Civil Registration System, CRS）标识符将患者与行政登记系统链接，获取SACT给药数据（来自ARIA OIS肿瘤内科数据库）、人口统计学信息及SEP指标（包括教育、收入、同居状况、种族、居住地距专科医院的距离）。SACT定义为解剖治疗化学（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 ATC）分类系统L组药物（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排除了内分泌治疗（L02）。治疗量化指标包括累计费用、静脉（Intravenous, I.V.）治疗次数、不同SACT方案数、是否仅接受治愈性治疗及是否使用单克隆抗体（ATC L01F）。统计分析采用多变量线性模型、泊松回归和逻辑回归，调整了年龄、诊断年份、性别、癌症部位、Elixhauser合并症指数及TNM（肿瘤-淋巴结-转移）分期等混杂因素和中介因素。
研究结果
1. 患者基线特征
研究共纳入42364名确诊患者，其中12792名（30.2%）启动了SACT。启动SACT的队列中女性占56%，中位年龄为65岁（IQR 56-72）。各癌症组中，脑/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癌症的SACT启动率最高（71.5%），而罕见及定义不明的癌症最低（6.6%）。在确诊队列中，低收入组患者比例较高（30.5%）。
2. SACT启动的差异
调整混杂因素后，长教育年限（OR 1.27）、高收入（OR 1.43）及同居状态（OR 1.61）与启动SACT呈正相关。非丹麦裔（OR 0.89）无显著关联，居住距离也未显示出明确模式。这种关联在不同癌症部位间相似。
3. SACT使用的差异
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长教育、高收入及同居状态与更多的I.V.给药次数、更多的不同SACT方案数以及更高的累计费用相关。同居者和丹麦裔患者使用单克隆抗体的几率更高。仅接受治愈性治疗方面未发现明显的SEP模式，但与距离呈负相关。
4. 不同亚组的SACT使用差异
按性别分层显示，男性中高收入（RR 1.18）和同居（RR 1.17）与更多I.V.治疗相关，而女性中长教育（费用比1.30，方案RR 1.08）的效应更显著。按治疗意图分层发现，社会经济差异主要集中在姑息治疗目的的患者中，而在仅接受治愈性治疗的患者中未观察到显著差异。按癌症组分层显示，妇科、肺部和上消化道癌症的社会经济差异最为显著，其中同居状态与累计费用的关联比值在妇科癌症中高达2.31。
5. 相关性与生存差异
SEP各项指标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代表不同概念。标准化5年生存概率在不同SEP组间存在差异。敏感性分析显示，考虑SEP对治疗的“总效应”（未调整中介因素）时，关联更强；而将分析限定于生存期超过1年的患者时，观察到的差异减弱，但仍保持低SEP导致SACT使用减少的趋势。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证实，在北丹麦地区的实体瘤患者中，SACT的启动、类型及强度均存在社会经济差异。处于不利社会地位（如低教育、低收入、独居或非丹麦裔）的患者，其SACT使用率显著降低，且这种差异在接受姑息治疗的患者中最为突出。虽然部分差异可归因于诊断时分期较晚或合并症较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差异无法由此解释，可能涉及患者偏好、临床决策中对体能状态的评估差异或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同居状态是影响治疗启动的重要决定因素，这可能与社会支持不足有关。研究强调了在临床实践中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需求的重要性，特别是独居患者，以减少因社会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癌症治疗结局不平等。尽管在大多数指标上差异较小，但在特定人群和治疗情境下的发现仍提示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消除医疗系统中的健康不公平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