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创新的群体内部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商业集团知识网络的实证证据

《TECHNOLOGY IN SOCIETY》：Intra-group Spillovers of Digit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Knowledge Networks

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在集团内产生显著横向溢出效应，通过专利数据和面板模型验证市场力量、业务关联和技术邻近性正向调节溢出强度，知识溢出和关联交易是主要传导机制，为组织创新管理提供实证支持。

　　

王欣然|翟少轩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东路967号，730070

摘要：

本研究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企业集团内部子公司之间数字技术创新的横向知识溢出效应，为理解复杂组织网络中数字进步的扩散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利用国际专利分类（IPC）系统，我们识别出270万项与IPC子类别中的数字技术创新特征完全匹配的数字发明专利，构建了衡量数字创新活动的稳健指标。通过细致的手动收集工作，我们整理了一个涵盖2007年至2020年间400多个中国A股上市企业集团母子公司对的综合性数据库。通过采用包含公司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稳健计量经济学框架，我们证明了同行子公司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产生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生产率溢出效应，提高其他集团成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我们的分析还揭示了重要的边界条件：当企业集团具有更强的市场力量，或者子公司之间存在更紧密的业务关联和技术相似性时，这些溢出效应会显著增强。通过全面的机制分析，我们确定了两个主要的传播渠道：正式的集团内部知识溢出和增强的关联方交易。这些发现通过量化数字技术中的网络外部性，为创新经济学文献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企业治理和新兴市场的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践指导。

引言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重塑了企业集团内的创新格局，为知识传播和生产率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过去十年中，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数字创新已经从新兴技术转变为企业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Bharadwaj等人，2013；Nambisan等人，2019；Hanelt等人，2021）。这种转变对企业集团尤为重要——这些由法律独立的公司组成的网络在共同的行政和财务控制下运作（Khanna和Yafeh，2007；Faccio等人，2021），主导着大多数新兴市场的经济格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到2023年，中国91%的上市公司都在使用数字技术¹。然而，尽管数字转型迅速，一个关键问题仍然鲜有研究：在这些复杂的组织实体中，数字创新是如何在同行子公司之间横向传播以产生生产率溢出的？

关于这种横向传播的理论理解受到文献中两个重要限制的制约。首先，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垂直知识流动（Monteiro等人，2008；Kumar，2013；Liu和Meyer，2020），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数字创新的去中心化和横向特性，即子公司越来越成为核心创新驱动者（Yang等人，2008；Ciabuschi等人，2011；Wu等人，2022；Lee等人，2024）。其次，传统的创新理论无法充分解释数字创新的传播，因为存在三个根本性差异：（1）数字技术的模块化架构使得跨组织单元的重组成为可能（Yoo等人，2010）；（2）其固有的网络效应创造了非线性的采用模式（Brynjolfsson和McAfee，2014）；（3）其快速演变产生了独特的知识溢出时间动态（Ciriello等人，2018）。这些限制共同导致了我们对集团内部数字创新溢出路径和机制理解的显著空白。

本研究旨在直接解决这一空白。我们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企业集团内部子公司之间的横向数字创新溢出效应。由于三个独特的制度因素，本研究提供了理想的调查背景：首先，中国的“数字中国”战略加速了所有层面企业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形成了多样的采用模式（Tao等人，2023）。其次，中国企业集团通过正式机制（如交叉持股、共享董事）和非正式联系（如共同的区域背景、人情关系）展现出特别密集的子公司网络（Fisman和Wang，2010；Jia等人，2013）。第三，中国市场机制与政府指导的共存为研究组织对技术变化的适应创造了独特的环境。

我们的研究通过解决上述限制，对文献做出了四项实质性贡献。首先，与以垂直流动为中心的观点不同，我们开发并测试了一个新的框架，用于理解网络化组织中的横向数字创新传播，强调了数字技术的独特属性如何重塑传统的知识流动模式。其次，超越传统理论，我们识别并量化了两种特定机制——知识溢出和相关交易——通过这些机制，数字创新的独特特征在子公司之间产生了生产率溢出。第三，我们展示了组织和技术因素（包括市场力量、业务关联性和技术接近性）如何调节这些溢出效应，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理解。第四，我们的发现为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基于实证的见解，帮助他们预测数字化转型路径并设计促进横向知识流动的组织结构，表明支持关键子公司的数字创新可以在整个企业集团中产生乘数效应。

我们的实证分析利用了2007年至2020年中国企业集团的全面数据。我们使用企业搜索平台获得的最终控制人和股权链数据系统地构建了所有权网络，涵盖了400多个主要企业集团。为了衡量数字创新，我们采用国际专利分类（IPC）代码，从近1000万项发明中识别出270多万项数字技术专利，遵循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的分类框架。核心分析考察了同行子公司的数字创新如何影响其他集团成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我们的结果揭示了三个主要发现。首先，我们证明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正向溢出效应，证实了同行子公司的数字创新显著提高了其他成员的生产率。其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市场力量强、业务相关性强或子公司间技术接近度高的集团中，这种效应更为明显。第三，机制测试验证了集团内部知识溢出和正式相关的交易都是这些生产率溢出的重要传播渠道。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2节发展我们的理论框架和假设。第3节描述数据和方法论。第4节和第6节分别展示实证结果、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测试。第7节讨论主要发现及其对实践的启示。

部分摘录

企业集团中数字创新的横向溢出效应

企业集团内部数字创新溢出的现象是创新经济学、组织理论和技术预测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交汇点。我们的理论框架整合了三个基础视角：创业的知识溢出理论，解释了知识如何跨越组织边界（Arora等人，2021）；基于资源的企集团视角，强调了内部资源的战略价值

数据

我们使用企业搜索网站的爬虫工具，识别了2007年至2020年中国企业的最终控制人和股权控制链。通过手动整理信息，我们根据企业是否拥有相同的控制人来判断它们是否属于同一集团（Cai等人，2019；Khanna和Rivkin，2001）²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展示了企业集团内部数字创新产生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基线估计。我们的实证策略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其中包含了公司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以减少潜在的遗漏变量偏差并加强因果关系的识别。第（1）列报告了一个简约的规范，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Diginno（衡量同行子公司的数字创新存量），以及

企业集团的市场力量

随着市场力量的增强，企业集团积累了更多样化和广泛的知识（Knott和Turner，2019）。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多功能工具，可以无缝整合到各种技术系统中。这种整合促进了不同技术和行业之间的知识重组和创新。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企业集团内部知识来源的多样性和深度越大，

集团内部知识溢出

为了严格识别和量化企业集团内的知识溢出渠道，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专利数据库的综合性测量系统。我们的方法建立在创新经济学文献中建立的方法论框架之上（Jaffe等人，2000；Bloom等人，2013），同时解决了新兴市场中企业内部知识流动的特定测量挑战。

我们构建了三个不同但互补的指标

结论

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2007年至2020年400多个中国A股上市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隶属关系数据库，并识别出270多万项IPC级别的数字技术专利，以此来表征数字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我们探讨了同行子公司的数字技术创新对其他子公司TFP增长的影响，以及潜在的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王欣然：撰写 – 审稿与编辑、撰写 – 原稿撰写、可视化、验证、监督、软件使用、资源获取、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资金筹集、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翟少轩：撰写 – 审稿与编辑、验证、监督、项目管理、正式分析

未引用的参考文献

Belenzon等人，2019；Colombo和Delmastro，2004；Giannetti等人，2015；Olley和Pakes，1996；Tao等人，2023b。

利益冲突声明

无。

致谢：

我们感谢甘肃省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24ZX013）、广东省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GD25YYJ34）以及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ZD086）的财政支持。

王欣然，女性（1994-），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兴趣：数字技术、创新管理和企业金融。电子邮件：[e-mail]；电话：[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