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FDI）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已成为管理学、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领域研究最为深入的课题之一。FDI可能为当地经济带来的收益与跨国企业（MNEs）拥有宝贵资产（如高端技术）密切相关（Narula & Driffield, 2012）。在这种情况下，FDI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外部性和知识溢出效应上，即知识的吸收、共享及后续应用（Balsvik, 2011, Narula and Driffield, 2012）。
尽管这一话题备受关注，但关于FDI活动对国内企业，尤其是其创新影响的证据仍存在争议（Perri and Peruffo, 2016, Rojec and Knell, 2018）。在知识溢出效应方面，跨国企业子公司与国内企业之间的差异最为明显（Del Giudice et al., 2019, Jindra et al., 2009），尤其是在使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时（Rojec & Knell, 2018）。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相关企业、行业或地区的技术能力差异（Del Giudice et al., 2019）。多项研究表明，只有当接收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时，FDI的溢出效应才能显现（例如，Del Giudice et al., 2019; Demena & Murshed, 2018; Jude, 2016; Vujanovi? et al. 2022）。此外，Demena and Murshed (2018) 发现，FDI对国内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因知识转移渠道和技术差距的不同而有所差异。Castillo et al. (2020) 也指出，高技能工人及其所在企业从FDI中受益，而低技能工人所在企业的绩效可能较低。
知识溢出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跨国企业向国内企业的劳动力流动。当工人从跨国企业子公司
转移到国内企业时，这一现象尤为明显（Holm et al., 2020）。多项实证研究显示，劳动力流动是提高国内企业生产力的关键渠道（Foster-McGregor and P?schl, 2016, Jude, 2016）。然而，关于这一溢出渠道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溢出效应对数量指标（如工资溢价、创新数量等）的影响（Castillo et al., 2020, Poole, 2013; R. Li et al., 2019），而较少关注溢出带来的产品或创新质量。实际上，质量维度对于接收企业的后续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此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往往较为笼统，仅区分了企业的技术密集度水平（Kaiser et al., 2015）。然而，FDI的一个预期积极效应是促进新技术企业的诞生及其生产力的提升（Apostolov, 2017）。因此，本文的核心目标是研究FDI相关的劳动力流动对国内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为此，研究区分了劳动力流动对现有企业（中小企业或大型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特别关注研发人员的流动，即发明者流动。鉴于欧洲国家吸引和留住工程人才以发展相关产业的迫切需求，这种流动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本文的地理范围涵盖中欧和东欧（CEE）国家，特别是维谢格拉德集团（V4）成员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自2004年加入欧盟以来，这些国家成为西方国家FDI流入的主要目的地。V4国家还常被视为“高素质工程和科学人才的供应源”（Lewin et al., 2009），这可能促使跨国企业更愿意与当地员工合作，并增加前跨国企业员工成为企业家的潜力。然而，这些国家仍被认为缺乏吸收能力（Fifeková & Nemcová, 2015），这可能限制了知识溢出的积极效果。此外，V4国家的专利往往被西方总部注册（Kadlec et al., 2022），这既反映了V4国家发明者的技术实力，也可能表明他们在专利申请和管理方面经验不足。因此，FDI相关发明者流动的效应难以准确预测。
因此，本研究关注V4国家内的发明者从跨国企业流向国内企业的流动情况。具体而言，研究重点关注具有跨国企业经验的员工对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区分了初创企业和现有企业。实证分析使用了2005–2019年的雇主-员工层面面板数据。数据收集始于V4国家加入欧盟之后，结束于能够获取完整企业及创新数据的最后一年。为了将员工与相应企业关联起来并追踪其创新绩效，研究人员使用了PATSTAT 2021a中的专利数据。通过分析专利申请中的发明者-申请人组合来确定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联（Tóth & Lengyel, 2021）。企业特征（如规模、年龄、所有权和行业）通过Orbis企业数据库进行识别，并确定了跨国企业向国内企业的发明者流动情况。
对于每家曾有跨国企业员工的国内企业，利用粗略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方法创建了对应的“统计孪生企业”。由此形成了包含这些企业及其“统计孪生企业”的面板数据集。创新数量通过企业当年申请的专利数量来衡量。由于创新质量有时难以量化（Higham et al., 2021），本文采用两个常用维度进行评估：专利的影响力和新颖性（Knuepling et al., 2022, Kovacs et al., 2019）。同时，研究也区分了初创企业和现有企业。
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的结果表明，发明者流动对国内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有积极影响。这一结果表明，V4国家的本土企业能够成功整合所学知识，不仅模仿西方企业的创新成果，还能自主开展创新——超出了Fifeková & Nemcová (2015) 的预期。尽管年轻企业在创新方面通常更具生产力，但研究未发现初创企业这一变量对创新有显著影响。因此，尽管理论上初创企业应更具灵活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利用外国知识方面并不一定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