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Norm conflicts and morality: The CNIS Conflict model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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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引入了一种新的道德冲突模型（Conflict model），以解决传统CNI模型在评估个体道德倾向时对冲突和不变性假设的局限性。研究人员通过结合论点任务和多层次过程树（MPT）建模，在实验中验证了该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参与者在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之间的冲突。结果表明，新模型不仅提高了对个体道德观点的分类能力，还揭示了与利他主义、心理病态等特质的关联，为道德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更精细的分析工具。
在现实世界的道德困境中，人们常常面临艰难的选择：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还是坚守不伤害无辜的道德原则？从二战期间杜鲁门总统决定使用原子弹，到当代反恐行动中如何权衡平民伤亡，这些极端案例凸显了功利主义（追求整体福祉最大化）与义务论（强调道德约束和人的尊严）之间的深刻冲突。心理学研究长期利用“电车难题”等牺牲性困境来探讨这种道德两难，但传统方法存在明显局限——它们往往简单地将行动等同于功利主义、不行动等同于义务论，却无法区分真正的道德倾向与一般的行动偏见或反社会特质。
为了更精准地测量个体在道德冲突中的真实倾向，一项发表在《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上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道德冲突模型”（Conflict model）。该研究基于广泛使用的CNI模型（一种分离后果敏感性、规范敏感性和不行动偏见的流程分离模型），但进行了两项关键改进：首先，它遵循Skovgaard-Olsen和Klauer（2024）的方法，扩展模型以检验参数的不变性假设是否被违反；其次，它专门建模了参与者在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反应倾向之间感到冲突的情况。
研究主要运用了多水平过程树模型、论点任务与计分任务、结构方程模型以及验证性实验设计。在论点任务中，研究者通过虚拟同伴辩论来激发参与者的反思性态度，并利用贝叶斯潜在类别模型对参与者的道德观点进行分类。同时，研究测量了一系列利他和利己的协变量，以探究接受工具性伤害的背后动机。
实验结果如下：
实验1：通过冲突模型建立道德剖面
研究采用了一个2（后果：大于 vs. 小于成本）× 2（规范：禁止性 vs. 指令性）的被试内设计，并引入了“跳过”选项。参与者完成了12个道德困境场景，每个场景都有“预期手段”和“可预见副作用”两种因果结构版本。通过计分任务，研究者成功识别出四个潜在的道德观类别：义务论、功利主义、双重效应学说和利他主义。模型比较显示，新的CNIS-Conflict-latent14a模型在拟合数据和预测外样本准确性上均优于传统的CNI和CNIS模型。参数分析表明，不同潜在类别在C（后果敏感性）和N（规范敏感性）参数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功利主义者的平均C参数高于义务论者。此外，研究还发现了跳过反应在冲突和非冲突项目之间存在不对称性，这支持了冲突检测机制的存在。
实验2：冲突模型的验证研究
一项预注册实验检验了冲突模型参数（特别是冲突检测/解决路径）的区分效度及其冲突参数的结构效度。结果支持了冲突参数的心理测量特性，表明它确实捕捉到了参与者在面对道德冲突时的独特心理过程。
实验3：回应格式的对比
第二个验证研究对比了不同道德困境判断的回应格式。研究发现，与传统的、不允许跳过的格式相比，允许参与者在感到冲突时选择“跳过”困境的格式能产生更有效的测量结果。这进一步证明，考虑参与者的冲突体验对于准确评估道德判断至关重要。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成功开发并验证了CNIS冲突模型，该模型通过整合冲突检测与解决机制，显著提升了对个体道德决策过程建模的准确性和解释力。它突破了传统CNI模型对参数不变性和确定性响应过程的强假设，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人们在面对道德两难时的内心挣扎。研究发现，个体可以依据其反思性态度被清晰地分为义务论、功利主义、双重效应学说和利他主义等不同类别，且这些类别在模型参数和外部动机测量上表现出系统差异。更重要的是，该研究为“接受工具性伤害是否源于对更大利益的真诚关切”这一长期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结果表明，对于功利主义者群体而言，接受伤害与对全人类的认同正相关，而与原发性心理病态和道德利己主义负相关，这更支持H1（对更大利益的关切）假说，而非纯粹的H3（反社会动机）假说。总之，这项研究不仅为道德心理学提供了更精细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也对理解现实世界中复杂的道德判断、个体差异及其背后的动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