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的氧化应激:致病机制、生物标志物和临床意义

《Antioxidants》:Oxidative Stress in Diabetic Retinopathy: Pathogenic Mechanisms, Biomarker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Caterina Toma, Diego Ferdeghini, Mohammad Mostafa Ola Pour, Sakthipriyan Venkatesan, Stefano De Cillà and Elena Grossini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4月08日 来源:Antioxidants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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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综述系统阐述了氧化应激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中的核心作用。文章从高血糖诱导的多元醇通路、AGEs形成、PKC信号等机制出发,详细分析了活性氧(ROS)过度产生、线粒体功能障碍与抗氧化防御失衡如何共同驱动视网膜神经血管损伤。文中归纳了脂质、蛋白质氧化等系统性与眼内生物标志物与疾病分期、视力预后的关联,并探讨了靶向氧化应激的治疗策略与未来转化方向,为深入理解DR病理生理及开发新型疗法提供了全面视角。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是全球范围内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它是一种由慢性高血糖驱动的、复杂的糖尿病神经血管并发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氧化应激——定义为活性氧(ROS)产生与抗氧化防御之间的失衡——是将代谢失调与视网膜损伤联系起来的核心致病机制。视网膜由于其高代谢需求、高耗氧量以及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而特别容易受到氧化损伤。
氧化应激在糖尿病视网膜中的病理生理框架
慢性高血糖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代谢通路诱导视网膜损伤,这些通路最终汇聚于ROS的过量产生和细胞氧化还原稳态的破坏。线粒体和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氧化酶是DR中ROS的主要来源。高血糖驱动下,线粒体呼吸链的电子泄漏导致超氧化物过度产生。同时,NADPH氧化酶(NOX)的活化和表达增加也在内皮功能障碍、白细胞粘附和血-视网膜屏障破坏中发挥关键作用。
高血糖激活的经典致氧化损伤通路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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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质过氧化:视网膜中富含的PUFAs是ROS攻击的主要目标,其过氧化产物会进一步引发自由基形成的链式反应,破坏膜完整性并激活促凋亡和炎症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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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醇通路过度激活:高血糖条件下,醛糖还原酶过度活化,将葡萄糖还原为山梨醇,消耗NADPH,从而削弱谷胱甘肽(GSH)再生等抗氧化能力,并改变细胞内的氧化还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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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形成:AGEs通过与AGE受体(RAGE)结合,触发包括核因子κB (NF-κB)在内的氧化还原敏感信号通路激活,刺激炎症因子释放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形成自我维持的损伤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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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激酶C(PKC)通路过度活化:PKC激活可导致一氧化氮(NO)生物利用度降低、VEGF上调、紧密连接蛋白磷酸化增加血管通透性,并促进NADPH氧化酶复合物组装,加剧氧化还原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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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粒体超氧化物作为统一的上游驱动因素:线粒体超氧化物过度产生被认为是协调上述多种下游损伤通路激活的共同上游触发因素。它通过抑制糖酵解酶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APDH),导致糖酵解中间产物积累并转入其他致病通路,这为“代谢记忆”现象提供了机制解释。
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凋亡、炎症以及亚硝化应激(以过氧亚硝基等活性氮物种RNS过度生成为特征)进一步加剧了视网膜毛细血管退化和血-视网膜屏障破坏。此外,氧化应激还能诱导持久的表观遗传改变和非编码RNA调控异常,并改变细胞外囊泡(EVs)的分泌和货物,从而在疾病进展和细胞间通讯中扮演双重角色。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的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
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为DR中的氧化还原失衡和氧化损伤提供了生物学证据,有助于疾病严重程度分层和进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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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生物标志物:包括脂质过氧化标志物(如丙二醛MDA、4-羟基壬烯醛4-HNE)、蛋白质氧化标志物(如晚期氧化蛋白产物AOPPs、羰基化蛋白)以及氧化性DNA损伤标志物(如8-羟基-2'-脱氧鸟苷8-OHdG)。临床研究表明,这些标志物的循环水平在DR患者中升高,并与疾病分期(从非增殖性DR到增殖性DR)呈正相关。同时,患者常表现出抗氧化防御系统(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总抗氧化状态TAS)的活性或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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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内生物标志物:房水和玻璃体样本能更直接地反映局部视网膜损伤。在DR患者的房水中可检测到MDA、8-OHdG、NO和蛋白质羰基等氧化损伤标志物水平升高,同时总抗氧化能力(TAC)降低。在玻璃体中,脂质过氧化产物、氧化蛋白、DNA损伤标志物(如8-OHdG)以及亚硝化应激标志物硝基酪氨酸的水平在晚期DR中显著升高,并与新生血管活动、纤维增殖等相关。EVs,尤其是外泌体,因其货物分子(如特定microRNA、蛋白质)可反映亲本细胞的氧化还原状态,已成为有潜力的新型生物标志物来源。
这些生物标志物与临床结局密切相关。研究显示,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水平随DR严重程度增加而升高,并与最佳矫正视力(BCVA)下降相关。在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中,系统性及眼内氧化应激标志物水平升高,并与黄斑中心视网膜厚度增加等结构改变相关,提示氧化应激在血管渗漏和慢性炎症信号中起作用。此外,氧化应激也与视网膜缺血相关,其标志物在缺血性视网膜病变中升高。
生物标志物对进展和治疗的预测价值及局限性
纵向研究表明,基线系统性氧化应激标志物水平升高可能预测DR的发生和进展。改善血糖控制等干预措施可部分调节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然而,在晚期DR中,即使经过治疗,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通常仍保持升高,提示广泛微血管和神经视网膜损伤发生后可逆性有限。
不过,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仍面临挑战。系统性标志物(如MDA、AOPPs、8-OHdG)缺乏组织特异性,也常见于糖尿病肾病、神经病变等其他并发症,且受糖尿病病程、肾功能、合并症等多种因素影响。眼内标志物虽更具视网膜特异性,但采样具有侵入性。此外,生物样本处理、检测方法缺乏标准化、患者群体异质性以及多数研究为横断面设计等因素,也限制了其临床转化的可比性和可靠性。
治疗意义与未来方向
鉴于其核心致病作用,氧化应激是DR中有吸引力的治疗靶点。除了传统的抗氧化剂(如维生素C、E、α-硫辛酸)补充外,更具机制针对性的策略,如抑制多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激活转酮醇酶(使用硫胺素或其衍生物苯磷硫胺)、调节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信号通路等,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前景。非诺贝特、血管紧张素II受体阻滞剂等具有多效性作用的药物,也通过调节氧化应激等途径表现出视网膜保护作用。
未来,结合代谢组学和氧化还原蛋白质学等新技术,识别新型、特异性更高的氧化应激相关生物标志物至关重要。将氧化应激标志物与炎症、血管生成和神经退行性标志物整合,可能提供更全面的疾病分子特征。同时,EVs不仅作为生物标志物,其作为“无细胞”疗法递送载体穿透生物屏障的潜力也值得探索。然而,鉴于氧化应激信号网络的复杂性,未来的治疗可能需要同时靶向氧化应激、炎症和代谢失调的组合策略。
结论
氧化应激是驱动DR的核心机制,它将代谢、炎症、血管和神经退行性过程整合在一起。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与临床结局存在分期相关性,其中脂质过氧化产物(如MDA)、氧化性DNA损伤标志物(如8-OHdG)和总抗氧化能力测量目前显示出较强的临床一致性和转化潜力。未来应优先发展整合系统性、眼内氧化标志物与结构成像、功能参数的多模式生物标志物组合。在一个更广泛的、多通路治疗框架内靶向氧化应激,可能是预防或延缓DR进展的关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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