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革命”是否为技术变革推动历史的最新例证？

《IEEE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Magazine》：Is the AI “Revolution” the Latest Exampl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Driving History?

　　

关于“人工智能（AI）”技术发展方向的警示，主要来自两类群体：一类是新兴技术风险收益评估专家，另一类是研发、测试并推广AI系统的科学家、工程师及企业高管。这两类群体的共同目标是吸引公众关注，推动社会对AI的广泛接纳，同时倡导建立负责任的“防护栏（guardrails）”机制，提升对潜在非预期后果的透明度。此类对新兴技术的关切表达遵循既定的历史模式——这一模式最早可追溯至85年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信件，信中探讨了原子弹研发的可行性。本文探讨这类预警（无论初衷如何）如何强化了具体技术变革必然发生的认知，并催生出“适应优先于抵制”的倾向。对整体性技术体系的有条件接纳，压制了主张延缓或暂停技术落地的声音，进而挤占了通过社会建构替代性工程路径的空间——这类路径或可达成近似效果，却能将社会与经济层面的冲击降至更低。本文凸显了公众对AI的“确定性、必然性”认知，与学界强调新兴技术可塑性及其受社会塑造的理论框架之间的鸿沟。

《人工智能“革命”是否为技术变革推动历史的最新例证？》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AI）的公共讨论普遍陷入一种认知悖论：公众与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将AI视为脱离社会控制的自主力量，而科学技术研究（STS）学界则长期主张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认知割裂导致对AI风险的应对局限于“适应性调整”与“防护栏设置”，而非对社会需求与技术路径的重新协商。本文发表于《IEEE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Magazine》，旨在揭示预警话语如何强化技术决定论迷思，并呼吁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员指出，从爱因斯坦致罗斯福的原子弹预警信到当下AI风险警示，这类预警虽出于善意，却往往默认技术发展的不可阻挡性，进而挤压了替代性技术路径的探索空间。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历史比较分析法与话语分析法，以20世纪以来的技术预警案例（含原子弹研发、汽车安全、环境保护、互联网兴起等）为参照，对比STS学界的社会建构论与公共领域的决定论叙事差异。研究未涉及实证样本队列，核心通过对政策文本、公开演讲、学术著作的交叉分析，提炼预警范式的共性特征，并结合Langdon Winner的经典理论框架展开批判性反思。

研究结果

爱因斯坦信件与预警范式

研究人员首先以1939年爱因斯坦签署的致罗斯福信件为核心案例，指出该信件确立了现代技术预警的三大特征：威胁被描述为紧迫且关乎国家存亡；具有跨国破坏性；预警来源为掌握核心技术知识的内部群体。这类预警会触发“防御性竞赛”——为避免敌方率先掌控技术，各国被迫加速研发，最终催生原本试图规避的风险。曼哈顿计划的启动正是这一逻辑的直接结果，而战后此类预警逐渐常态化，甚至引发公众麻木，形成“忽视范式”。

公共叙事中的技术决定论

通过对伯尼·桑德斯2025年AI主题演讲、乔·拜登2026年卸任演说及科技企业声明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从进步派政客到行业领袖，均将AI描述为“外生于社会的自主力量”。桑德斯虽提出32小时工作制、财富再分配等应对方案，但其前提仍是默认AI对就业的冲击不可避免；科技巨头则一边强调“负责任创新”，一边将责任定义权收归己方。这种叙事与STS学界的社会建构论形成鲜明对立——后者认为技术路径始终存在多元选择空间，而非单一必然走向。

互联网的乌托邦叙事反思

研究人员以蒂姆·伯纳斯-李1999年的著作《编织万维网》为例，指出早期互联网叙事同样充满决定论色彩：将互联互通预设为天然正向的力量，完全忽略数字鸿沟、虚假信息、监控资本主义等潜在风险。这种“技术自动带来进步”的认知，与当下AI讨论中的乐观与恐慌并存现象高度相似，均回避了对技术设计本身的价值审视。

回归温纳的技术批判

通过重审Langdon Winner 25年前的论述，研究人员指出：STS学界过度沉浸于社会建构论的微观历史分析，却未能有效回应公共领域的技术焦虑。Winner批评学界忽视了自身理论与大众认知的脱节——当公众普遍相信技术轨迹不可更改时，强调“行动者网络”“解释灵活性”的学术概念难以转化为现实干预路径。

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总结，当前AI讨论的核心矛盾在于：学界知晓技术具有可塑性，公共叙事却将其固化为必然发生的“自然现象”。这种“虚假意识”导致社会失去对技术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只能被动适应。要打破这一困局，需超越“适应vs抵制”的二元框架，承认技术约束的客观性，同时通过公共参与重构技术研发的价值导向。研究最终呼吁：不应再将技术决定论视为无需论证的前提，而应将其作为批判性分析的起点，在技术落地前主动探索多元替代路径，避免重蹈历史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