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知识生产治理：学术判断、权力结构与学科地理中心化

《Globalizations》：Governing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 IR through academic judgement

本文聚焦国际关系学(IR)知识生产长期被美英为中心的“英语圈”(Anglosphere)主导的现实，引入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知识观，揭示期刊编辑与学术协会如何以“学术判断”为治理手段维系学科不平等，并通过实证数据证实顶尖IR期刊作者与决策者高度集中于美英高校，指出这种地理中心化限制了学术想象力与多元声音，呼吁增强学者自我反思与制度透明度，推动真正全球化的IR研究。

　　

引言：谁定义了国际关系的“真理”？

国际关系学（IR）常被视为一门探讨战争、和平与全球秩序的学科，但鲜少有人追问：这门学科的“知识”究竟由谁生产？为何主流理论总带着美英视角的烙印？现实中，尽管学界反复呼吁“去殖民化”“全球化”，顶尖期刊的编委名单、会议议程仍被少数国家的高校学者垄断——这不仅是地域偏差，更是权力运作的结果。

一、问题缘起：知识生产的隐形围墙

长期以来，IR领域的批判声音层出不穷：后殖民学者指出“认识论暴力”压制了非西方视角；新马克思主义者揭露经济不平等如何扭曲学术资源分配。然而，这些批判多停留在宏观结构，鲜少触及学科内部的微观治理机制——即日常学术实践中，谁有权判定研究的“科学性”？

这正是本文的核心关切。作者认为，福柯关于“权力-知识相互构成”（power-knowledge interdependence）的理论，恰能解开这一困局。在福柯看来，知识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总是与权力纠缠：权力决定何种知识被认可，知识又反过来巩固权力的合法性。而在IR领域，“学术判断”（academic judgement）正是这种权力的具象化——期刊编辑对投稿的“拒稿”、学术协会对会议议题的筛选，看似是技术性决策，实则是定义学科“真理”的治理行为。

二、研究方法：数据透视“英语圈”霸权

为验证这一观点，作者采用了混合方法：既借鉴福柯的“谱系学”与“问题化”思路，追问知识权威的历史形成；又通过实证三角测量，锁定具体决策者的地理位置。研究聚焦两类核心主体：

1. 1.
   顶级IR期刊：选取Scimago排名前11的期刊（如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分析其编委会成员与第一作者的机构归属；
2. 2.
   学术协会：以国际研究协会（ISA）和欧洲国际研究协会（EISA）为例，梳理其执行委员会与理事会的成员构成。

数据覆盖2023年初始收集期至2025年修订期，重点观察决策者的地域分布变化。

三、结果：美英主导的地理图景

（一）期刊：从编委到作者的“双重集中”

数据显示，11本顶级IR期刊全部由美英出版社发行，编委会成员高度集中于美国（约60%）和英国（约20%），仅有3名成员来自全球南方高校。更惊人的是，2023-2025年间发表的1828篇原创文章中，第一作者单位属美国的占35%，英国占18%，其他全球北方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占39%，而全球南方学者仅占6%。

（二）协会：治理结构的“西方底色”

ISA的执行委员会几乎全由美国高校学者组成，2025年仅增加1名全球南方代表；EISA理事会虽稍多元，但仍以西欧学者为主，东欧与南欧声音稀缺。

这些数字并非偶然——它们揭示了学科治理的深层逻辑：掌握“学术判断”权的主体，恰恰来自资源最丰沛的美英高校，他们的评价标准无形中成为学科“真理”的标尺。

四、讨论：学术判断作为治理术

为何这种集中化值得警惕？作者借福柯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指出：学术判断不仅是把关，更是“管理学科”的技术。它通过三重机制固化不平等：

1. 1.
   合法化垄断：美英学者通过制定评审标准，将自身研究定义为“科学典范”，边缘化非西方理论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实证成果；
2. 2.
   想象力的束缚：为通过评审，全球学者被迫模仿美英写作范式（如“问题-理论-实证”结构），导致学术创新受限；
3. 3.
   主体的自我规训：学者内化了这套评价体系，将“发表压力”视为常态，却未质疑其背后的权力结构。

更严峻的是，这种格局与新自由主义大学体制合流：影响因子、排名等指标进一步强化了美英中心的资源循环，让“马太效应”（Merton, 1968）在知识生产中愈演愈烈。

五、结论：走向反思性的全球IR

文章的落脚点既是批判，也是行动召唤。作者承认结构性问题难以瞬间瓦解（如出版商业模式、高校资金差距），但提出两条路径：

• •
  系统层面：期刊与协会需提高透明度，公开审稿流程与多样性承诺的具体进展，而非仅做表面宣言；
• •
  个体层面：IR学者应开启“自我治理”——反思自身在权力网络中的位置（如教育背景、机构资源），主动挑战单一的评价标准。

最终，打破“英语圈”垄断不是要推翻学术判断本身，而是要让这种判断容纳更多元的“真理”。唯有如此，IR才能真正从“美英的学科”变为“全球的学科”。

（注：本文原载于《Globalizations》，以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视角，为理解学术不平等的微观机制提供了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