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Diagnosis and Prescribing Patterns of Adult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a Tertiary Care Hospital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 Retrospec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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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在中东地区临床实践中诊断路径不明、共病负担不清、处方模式不详的现实问题,在阿联酋一家三级医院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研究。通过对157名成人ADHD患者的病历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发现ADHD诊断高度集中于精神科,且超过60%的患者伴有焦虑或抑郁障碍。药物治疗以哌甲酯为主,但存在显著的科室间诊断率差异。该研究为制定阿联酋本土化的成人ADHD标准化诊疗路径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持。
在成人世界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远非“儿童专利”。这个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为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常常伴随患者跨越整个生命周期,持续影响其职业表现、人际关系和生活质量。然而,尽管其影响深远,成人ADHD在临床实践中却常常被忽视、延迟诊断或被误诊。特别是在非精神科门诊,当它与常见的焦虑、抑郁等问题并存时,识别起来更是难上加难。这背后是医疗系统、医生认知乃至社会文化等多重障碍的交织。在中东和海湾地区,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 UAE),关于成人ADHD如何被诊断、伴随哪些精神共病、以及医生如何开具处方的实证研究尤其稀缺。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并为建立更高效、标准的临床路径提供证据,一项聚焦于阿联酋本地三级医院的研究应运而生。
这项发表在《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期刊上的研究,由位于阿联酋迪拜的Mediclinic Parkview医院(MPAR)的研究人员完成。他们采用了一项回顾性观察性研究设计,旨在描绘在该院就诊的成人ADHD患者的诊断特征、共病情况以及处方模式。研究严格遵循了《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 STROBE)指南,以确保研究的规范与透明。
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以下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首先,他们利用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诊断代码F90.x,从医院的电子健康记录(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系统中,回溯性识别了2023年5月至2024年8月期间所有年龄≥18岁、被诊断为ADHD的成年患者病历。其次,他们从这些病历中系统地提取了人口统计学特征、诊断科室、ADHD诊断层级(是首要诊断还是次要诊断)、ADHD亚型、精神共病以及处方数据。最后,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总结数据模式,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卡方检验等推断性统计方法,来比较不同门诊专科间的诊断率差异,并检验诊断类型、共病存在与处方模式之间的关联。
研究结果
研究人群与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为期16个月的研究期间,共识别出157名成年ADHD患者。其中男性略多于女性(52.2% vs. 47.8%)。年龄分布显示,最年轻的18-19岁组(24.8%)和35-39岁组(20.4%)占比最高。
诊断科室与诊断层级
研究发现,大多数ADHD诊断由精神科做出(占61.0%),其次为家庭医学科(28.0%)、神经科(10.2%)和内科(1.3%)。统计检验表明,不同专科间的ADHD诊断率存在显著差异。此外,超过60%的患者(61.1%)的ADHD是作为次要诊断被记录的,即患者同时患有其他更主要的精神或神经系统疾病。
成人ADHD诊断的时间模式
诊断案例数在2023年(80例)和2024年(77例)间基本持平。月度数据显示,病例数存在波动,在两年中的五月和六月出现高峰,而在年底和夏季月份(如2023年12月和2024年8月)则较低。
ADHD亚型与精神共病
在ADHD亚型中,注意缺陷为主型(inattentive)和未特定型(unspecified)占主导地位。研究队列中精神共病非常普遍,高达61.1%的患者被归类为“继发性ADHD”,即伴有更主要的精神疾病。其中,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和重度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是最常见的共病诊断。
ADHD药物处方模式
在整个队列开具的共509种药物中,哌甲酯(Methylphenidate)类制剂(包括Concerta和Ritalin)占所有处方的46.0%,是使用最广泛的药物。而非兴奋剂类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药物阿托莫西汀(Atomoxetine)处方率很低(1.8%)。此外,如安非他酮(Bupropion)等超说明书使用的精神药物,主要用于管理相关的精神共病,而非作为一线ADHD治疗。统计显示,药物处方类别存在显著差异,哌甲酯类处方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药物。
统计分析
推断性统计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发现:不同门诊专科间的诊断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ADHD诊断类型(首要或次要)与性别、年龄或诊断年份无显著关联。然而,ADHD亚型的分布、共病类别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且共病的出现与诊断类型显著相关——伴有精神共病的患者更可能被记录为次要ADHD诊断。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在阿联酋一家三级医院中,成人ADHD诊疗实践的几个关键特征,并与现有国际文献相互印证。首先,诊断活动高度集中于精神科,而在家庭医学科、神经科等非精神专科的诊断率较低,这提示在非专科医疗环境中,对成人ADHD的识别可能存在不足,突显了提升全科医生识别能力、建立标准化转诊路径的必要性。
其次,超过60%的ADHD是作为次要诊断与精神共病(尤其是焦虑和抑郁障碍)同时存在的。这一现象反映了成人ADHD临床评估的复杂性:其症状常与共病症状重叠,可能导致ADHD本身被掩盖或延误诊断。研究中注意缺陷为主型亚型占主导,也支持了成人ADHD表现更隐蔽、更易被忽视的观点。
在药物治疗方面,哌甲酯作为一线兴奋剂疗法占据主导地位,符合国际临床指南。然而,平均每位患者约对应3.2种药物的处方量,表明临床实践中广泛使用联合用药和针对共病的药物治疗,这反映了在共病普遍存在的成人ADHD患者中进行个体化、综合性药物治疗的复杂性。研究也指出,药品供应中断可能影响了治疗的连续性。
此项研究是少数针对阿联酋成人ADHD临床实践的真实世界研究之一,其数据直接来源于多专科门诊的医疗记录,具有重要的本土参考价值。它明确指出了当前诊疗模式中存在的专科差异、高共病负担以及复杂的用药现状。这些发现共同强调,在阿联酋的医疗体系内,亟需制定和推广全国性的、标准化的临床路径,以支持跨专科协作,对成人ADHD进行更规范、更整合的评估与管理。这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也可能减轻因未获充分诊治的ADHD及其共病所带来的长期健康与经济负担。当然,作为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其结论的推广需谨慎,未来需要更多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并整合患者报告结局和客观评估工具,以更全面地描绘和优化成人ADHD的诊疗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