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rebral Circulation - Cognition and Behavior》:Recognizing, managing, and preventing cognitive sequelae after stroke. A narrative review
卒中后认知障碍(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PSCI)影响高达三分之一的卒中幸存者,是导致长期残疾和生活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其异质性表型反映了急性脑血管损伤与慢性血管病变、炎症、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功能障碍以及许多患者共存的神经退行性变之间的相互作用。临床表现因病灶部位而异,最常见的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缺陷,记忆、语言、视觉空间功能及神经精神领域的损害程度各异。认知轨迹从早期部分恢复至持续或进行性下降不等。
诊断仍具挑战性,因为隐匿性脑血管疾病和重叠的神经退行性过程可能模拟或加重缺陷。因此,推荐采用结合重点认知筛查、必要时神经心理学评估及神经影像学的一步一步诊断策略。在许多急性卒中场景中,CT仍是常规的一线检查方式,而MRI在条件允许时可提供更详细的表征。新兴辅助手段包括神经轴索损伤、炎症和血管性脑损伤的体液生物标志物,以及可能支持特定人群纵向监测的数字和电话工具。
治疗选择仍然有限。非药物干预,包括认知康复、体育活动和多模式神经康复,是当前管理的核心,尽管针对PSCI的高质量证据稀缺。预防至关重要,应侧重于血管危险因素控制、生活方式调整、认知储备和社会参与。本叙述性综述综合了当前关于PSCI机制、表现、诊断和治疗证据,并强调了协调护理路径及将认知健康常规纳入卒中护理的优先事项。
1. 引言
PSCI是卒中常见且异质性的并发症,患病率估计因定义、评估的认知领域、使用的工具及评估时间而有显著差异。从细微的特定领域缺陷到明显的痴呆,PSCI是导致长期残疾、生活质量下降和功能独立性丧失的主要原因。其社会相关性因卒中幸存者群体(包括年轻成人)的增长而进一步放大,在这些人群中,认知后遗症可能严重影响重返工作岗位和长期社会参与。尽管现有大部分机制和纵向证据来自缺血性卒中队列,但更广泛的PSCI临床概念并不局限于缺血性卒中,也包括出血性卒中后的认知障碍。
卒中后的认知轨迹是动态的而非一致的。虽然部分患者(尤其是轻中度卒中后)在最初几周至三个月内显示出部分改善,但恢复往往不完全,相当比例的患者会出现持续性损害或后期进行性下降。因此,PSCI不应被视为单一的静态综合征,而是一种异质性和不断演变的临床实体。
PSCI的临床表现同样具有异质性,常影响注意力、记忆、执行功能、语言和视觉空间能力。这种异质性可以理解为卒中前易感性、本次卒中特征以及急性期后演变的生物学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与先前的多维PSCI框架一致。相关影响因素包括基线脑健康、认知储备、隐匿性或显性神经退行性病理、病灶位置和范围,以及可能塑造后续认知轨迹的次级机制。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卒中后认知结局的显著变异性。
另一个挑战在于区分卒中相关认知能力下降与先前存在或混合的病理改变。这在老年患者中尤为相关,因为隐匿性脑血管疾病、小血管病、无症状梗死和共存的神经退行性过程可能影响表现和预后。鉴于卒中后长期认知后遗症负担日益加重,需要对PSCI有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本综述综合了当前关于其病理生理学、临床表现、诊断挑战和治疗方法的证据,同时强调了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关键的未满足需求。
2. PSCI的病理生理机制
PSCI是卒中前脑易感性、病灶特征和网络中断以及卒中后血管、炎症和神经退行性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些病理生理过程对于风险分层、靶向预防和开发疾病修饰干预措施至关重要。认知缺陷的表现和严重程度不仅受本次卒中的特征(包括位置、体积和类型)影响,还受先前存在的脑血管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产生协同作用加速认知衰退。此外,潜在机制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反映了遗传易感性、血管危险因素谱和环境暴露的差异。本章探讨导致PSCI的关键病理生理途径,从急性缺血性损伤和慢性小血管病到常与脑血管病理共存的广泛神经退行性过程。
2.1. 急性缺血性损伤和关键病灶
PSCI最直接的原因是局灶性缺血性损伤,导致关键认知网络内的神经元死亡和连接中断。组织缺失对认知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范围,主要取决于其位置。丘脑、海马和基底节等关键区域尤为重要,即使这些区域的微小病灶也可能导致显著的认知缺陷。卒中亚型进一步影响认知结局:大面积皮质梗死往往导致特定领域缺陷,而小血管病导致的卒中则与更弥漫的皮质下损害相关,尤其影响注意力、处理速度和执行功能。
在许多患者中,急性梗死是叠加在预先存在的脑易感性之上的转折点。在此事件之后,认知轨迹可能因病灶特征、基线储备、并发的小血管病和共存的神经退行性病理而分化为部分恢复、持续性损害或后期衰退。这一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何部分患者早期出现特定领域的改善,而其他患者则出现后期恶化。
2.2. 慢性机制
2.2.1. 炎症和血脑屏障功能障碍
随着PSCI进展至亚急性和慢性期,长期过程变得越来越重要。缺血性损伤引发免疫反应,涉及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活化以及促炎细胞因子释放。虽然初期具有脑保护作用,但慢性炎症可导致继发性神经元损伤并破坏突触可塑性,即使在远离原发梗死区的脑区也是如此,从而促进认知衰退。持续的血脑屏障功能障碍可能通过促进外周免疫介质进入和代谢废物清除受损进一步加剧这些过程。
卒中并发症也应在此机制框架内考虑。感染——尤其是肺炎和尿路感染——在卒中后很常见,并与急性和中期PSCI相关。这种关联可能是由全身炎症应激、血脑屏障脆弱性、继发性神经元损伤和生理储备减少共同介导的。在临床上,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预防感染和早期治疗可能是减少卒中后认知发病率的可行策略。
2.2.2. 血管病理:小血管病和心房颤动
在慢性血管机制中,小血管病是卒中后认知能力下降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等血管危险因素的个体中。小血管病影响脑部的小动脉、微动脉、微静脉和毛细血管。它包括一系列病理变化,包括白质高信号(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腔隙性梗死和脑微出血,这些都会导致认知障碍和痴呆。这些慢性机制涉及年龄依赖性过程,包括动脉僵硬、血管氧化应激和内皮功能障碍。
心房颤动是卒中后认知能力下降的另一个可能因素,但在不同研究中,这种关联的独立性难以一致确立。提出的机制包括反复发生的显性或隐性栓塞性损伤、慢性脑灌注不足以及与共存的小血管病的相互作用。然而,观察到的关联可能受到卒中严重程度、复发卒中负担和潜在血管性脑损伤的影响。因此,心房颤动应被视为血管性脑易损性和复发性栓塞风险的重要标志,而将心房颤动与PSCI联系起来的具体途径仍需进一步明确。
2.3. 与神经退行性变、储备、复原力、抵抗力、衰弱和遗传学的相互作用
缺血性损伤可加速淀粉样蛋白-β聚集和tau相关的神经退行性过程,促进混合性血管和神经退行性病理,从而使诊断和治疗复杂化。在此背景下,储备、复原力和抵抗力的概念有助于解释卒中后认知结局显著的个体间差异。
认知储备是指大脑在无明显临床表现的情况下耐受结构性损伤的潜在能力。因此它指的是在存在脑病理的情况下耐受或补偿现有脑病理而不立即出现临床表现的能力,而抵抗力描述的是尽管暴露于风险中仍能首先限制此类病理发展的能力。它在一生中由教育水平、职业复杂性和认知刺激活动所塑造。认知复原力反映了大脑通过可塑性、网络重组和募集代偿途径实时适应急性和慢性损伤的动态能力。
尽管概念上不同,但这些结构与脑储备、脑复原力、代偿和衰弱等相关概念重叠。脑储备和脑复原力通常更多地指结构或生物学能力,而认知储备和认知复原力描述的是尽管存在脑病理或损伤仍能维持认知表现的能力。这一更广泛的概念词汇与PSCI相关,因为看似相似的梗死负荷或白质损伤的患者可能会经历显著不同的认知轨迹和对康复的反应。恢复还受临床因素的影响,如高龄、糖尿病、病灶负荷和位置,以及早期执行功能或其他特定领域的缺陷,所有这些都与较差的认知结局相关。
衰弱描述了生理储备减少和对应激源易感性增高的状态,可能对卒中后的恢复和认知结局产生不利影响。这在老年卒中人群中尤为相关,最近的数据表明,卒中前衰弱比卒中前的依赖更能预测卒中后神经认知障碍,这强调了在整个患者易感性而非孤立的卒中严重程度的重要性。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当衰弱与卒中前认知状态一起考虑时可能最具参考价值,因为衰弱加认知的综合框架可能更好地支持卒中人群的风险分层、治疗选择和康复计划。在老龄化卒中人群中,衰弱应与储备和复原力一起纳入预后评估和康复计划中。
遗传易感性也可能通过影响神经可塑性、炎症信号传导、对小血管病的易感性以及脑血管和神经退行性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导致PSCI的异质性。在最可能的候选基因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相关通路与卒中后的认知恢复相关,而载脂蛋白E(Apolipoprotein E, APOE)因其与阿尔茨海默型神经退行性变的既定联系而备受关注,尽管其在PSCI中的独立效应证据仍不一致。更具探索性的发现涉及昼夜节律基因和相关通路,但这些关联需要进一步验证。目前,遗传标记最好被视为生物学异质性和恢复潜力的贡献因素,而非用于常规PSCI分层的独立工具。
3. PSCI的临床表现
PSCI表现为一系列异质性缺陷,由病灶特征、卒中前认知状态和血管危险因素决定。症状通常在急性期出现,但也可能随时间发展或恶化。虽然部分患者经历部分恢复,但持续性损害很常见,会严重干扰日常生活功能并降低生活质量。
3.1. 核心特征:执行功能障碍和注意力缺陷
执行功能障碍和注意力缺陷是PSCI最普遍的特征之一,通常比记忆障碍更为明显。这些缺陷通常由额叶-皮质下网络损伤引起,表现为计划、转移注意力和解决问题方面的问题——这些能力对于独立生活和参与及坚持康复计划至关重要。
3.2. 其他认知领域
记忆障碍也很常见,但通常反映的是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的挑战,而非典型的海马遗忘症。患者可能在编码和检索信息方面遇到困难,尤其是在复杂或分散注意力的环境中。这种模式与当前的血管性认知障碍指南一致,其中记忆困难通常以编码和/或检索效率低下为特征,而非阿尔茨海默病典型的巩固受损。
语言和视觉空间缺陷通常取决于病灶位置。语言功能障碍,包括失语症,在左侧半球卒中后很常见,并可能对沟通和社会参与产生长期影响。相比之下,右侧半球病灶更可能导致空间注意力缺陷,特别是半侧空间忽视,从而导致空间意识和视觉空间处理困难。
3.3. 常见合并症:精神症状
抑郁、焦虑、淡漠和情绪不稳等精神症状常与认知缺陷相伴。这些症状可能加剧感知到的损害并降低康复动机,从而进一步损害功能结局。常规筛查和综合管理这些情绪和动机障碍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功能恢复和整体生活质量。
PSCI的诊断异质性因失语症等言语障碍和抑郁症等共存情感障碍而更加复杂,这些障碍可能掩盖测试表现并模拟或加重认知障碍。神经精神症状应作为全面的卒中后认知护理的一部分进行积极评估和处理,因为抑郁、淡漠、焦虑、疲劳和睡眠相关问题可能与认知缺陷和功能恢复相互作用。因此,当怀疑或确诊PSCI时,跨学科管理非常重要。
3.4. 常规临床实践中的诊断局限性
尽管这些多样化的临床表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准确和早期的识别需要跨所有认知领域的系统评估。然而,在常规卒中护理中,认知筛查的实施仍然不一致,许多患者除非表现出明显的行为改变或自我报告困难,否则仍未接受评估。尽管标准化神经心理学测试仍然是诊断的金标准,但由于资源限制、时间要求、患者疲劳以及对常规卒中服务中认知评估的关注有限等原因,其实际应用常常受限。重要的是,理解PSCI中的特定领域模式不仅对准确诊断至关重要,而且对预后和制定个体化干预措施也至关重要。
4. PSCI诊断的结构化和新兴方法
准确和及时诊断PSCI仍然是一项核心挑战,需要多步骤评估方法。目前的诊断路径常常受到筛查实践不一、获得正式神经心理学评估的机会有限以及在常规临床护理中对潜在脑病理表征不完整等因素的阻碍。
4.1. 临床评估的多步骤方法
准确和及时诊断PSCI需要结构化的多步骤方法。对于初步认知筛查,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是卒中后亚急性环境中的一个有用选择,对于较轻的缺陷可能比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更敏感;然而,它不应取代全面的临床或神经心理学评估,并且在失语症、忽视或视力障碍患者中可行性较低。
全面的神经心理学评估仍然是定义卒中后认知特征的参考标准。它在有持续主诉、无法解释的功能困难或筛查结果不一致的患者中特别有价值。在更典型的病例中,这种详细评估可能有助于识别更提示主要为血管性或主要为阿尔茨海默型过程的模式,但在个体患者——尤其是具有混合病理的老年人——中,这种区分通常仍然具有挑战性,不应过分强调。
除了直接的认知测试外,基于知情者的工具,如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知情者问卷(Informant Questionnaire on Cognitive Decline in the Elderly, IQCODE),可以提供有关卒中前认知的有价值的基线信息。当直接测试不可靠时(例如在急性卒中阶段),它们特别有帮助,并且可能支持识别先前存在的认知衰退。
时间是结构化PSCI评估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亚急性阶段进行针对性认知评估可能有助于识别值得密切随访、全面神经心理学评估和个体化康复计划的患者。然而,目前的指南不支持对所有卒中幸存者进行不加区别的常规筛查,最佳评估时机和频率仍未得到充分明确。在标准化时间间隔(如3、6和12个月)重新评估可能提高对持续性、迟发性或进行性损害的检测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善个体化治疗。
在急性和亚急性环境中,PSCI还应与其他原因引起的波动性或出现新的认知功能障碍相鉴别,特别是谵妄、复发性卒中、代谢或感染性并发症以及卒中后症状复发(Post-stroke recrudescence)。谵妄在卒中后很常见,可能模拟或掩盖正在演变的PSCI,而卒中后症状复发可导致既往缺陷的短暂再现而无新发梗死。区分这些实体对于准确诊断、适当的检查和纵向管理至关重要。
在选定的卒中人群中,早期特定领域神经心理学测试可提供临床上有用的额外细节,特别是当筛查结果、患者报告的症状和功能表现不完全一致时。在此背景下,选定的辅助工具可能支持适当患者的标准化和纵向随访,但它们应被视为临床医生指导评估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年人以及患有失语症、忽视、视力障碍、运动受限或数字素养低的患者可能无法可靠地完成自我管理的评估,而在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详细的测试——无论是数字的还是其他的——可能既不可行也无临床必要。
4.2. 神经影像学的作用
神经影像学在PSCI的诊断和风险分层中起着关键的互补作用。许多卒中幸存者携带隐匿性脑血管病理,这些病理可能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但会显著影响认知轨迹和治疗反应。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在许多环境中(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以及资源丰富的卫生系统)仍然是急性卒中护理的标准一线成像方式。然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可以更详细地表征关键梗死、白质高信号、腔隙性梗死、脑微出血和其他与PSCI相关的结构标志物,因此当需要更精细地评估导致认知障碍的结构性因素时,MRI的信息量更大。即便如此,指南对常规使用影像学标志物进行认知预后判断的支持仍然有限,最明确的信号与MRI上的显著白质高信号有关。同时,临床获得的CT仍可能有助于识别PSCI持续风险增加的患者,特别是在记忆和注意力等领域,尽管目前应将其解释为观察性证据,而非支持基于CT的常规认知预后判断。
4.3. 未来方向:生物标志物和数字工具
PSCI的诊断和监测格局正在向整合体液生物标志物和可扩展认知工具的多模式、风险分层方法演变。
神经丝轻链(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仍然是神经轴索损伤最有希望的标记物之一,而tau、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和炎症标记物也在研究中。
血管性认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转化例子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血管因素对认知障碍和痴呆贡献的生物标志物”(Biomarkers for Vascular Contributions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mentia, MarkVCID)联盟,该联盟旨在识别和验证小血管病相关血管因素对认知障碍和痴呆贡献的影像学和体液生物标志物。虽然并非专门针对PSCI,但该框架高度相关,因为它说明了统一的多中心生物标志物流程如何改善更广泛的血管性认知障碍的风险分层和试验准备状态。MarkVCID框架内优先考虑用于进一步验证的候选生物标志物包括基于影像和生理学的测量,如骨架化平均扩散率峰值宽度、自由水、动脉硬化的MRI标志物和脑血管反应性,以及选定的血液标志物如神经丝轻链,从而说明了最终可能支持血管性认知障碍中更符合生物学基础的分层和统一临床试验设计的多模式组合类型。
与此同时,数字和远程工具代表了PSCI评估和纵向监测的潜在重要进展。在合适的患者中,这些方法可能增强更广泛的临床应用性、标准化和纵向随访,并且在无法进行面对面评估时特别有用。
基于电话的工具,如改良电话认知状态访谈(modified Telephone Interview for Cognitive Status, TICSm)和电话版MoCA,当无法进行面对面评估时可支持纵向监测。然而,实施时需要谨慎:认知测试的数字版本不能假定与其纸质版本具有相同的可靠性、有效性或规范框架,有限的数字化访问或素养可能会加剧弱势群体的差异。因此,这些方法应在卒中特定人群中进行验证,并在更广泛的临床背景下进行解释。
展望未来,数字评估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从结构化测试扩展到被动数字表型分析,涉及从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等个人设备连续、不引人注目地收集数据。这可能能够量化现实世界的功能和行为标志物,包括日常活动水平的变异性、睡眠-觉醒规律性、移动模式和沟通节奏,从而补充标准的神经心理学评估。然而,实现这一潜力需要仔细关注设备变异性、平台特定规范、数据解释和公平获取。
最终,结合针对性认知评估、必要时全面神经心理学评估、适当的神经影像学以及选定的数字或基于生物标志物的辅助手段的统一多步骤路径,可能提供早期发现和纵向监测的有力途径,同时保留必要的临床背景。
4.4. 全球视角:PSCI的种族和地区差异
了解PSCI的种族和地区差异对于准确诊断、适当风险评估和有效临床管理至关重要。不同种族区域群体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血管风险负担、教育背景以及既定风险因素对认知影响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生物学差异。美国基于人群的数据,包括REGARDS研究(Reasons for Geographic and Racial Differences in Stroke),进一步表明黑人卒中幸存者的卒中后认知能力下降可能比白人更严重。随着该领域向更个体化的诊断策略迈进,在不同人群中公平获得准确的PSCI检测和全面的卒中后支持应始终是核心优先事项。
5. PSCI的当前和新兴治疗方法
PSCI的管理仍然是临床护理中的一项重大挑战。这主要是由于该疾病的异质性、缺乏专门批准的药物以及认知管理未能充分融入常规卒中护理路径。虽然对卒中后认知负担的认识不断提高,但针对性干预措施的实施仍然不一致。
5.1. PSCI的药物策略:一个发展中的领域
迄今为止,药物方法主要集中在症状缓解或重新利用影响血管或神经退行性机制的制剂。最近,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针对炎症、氧化应激、突触功能障碍和受损神经可塑性等潜在病理生理过程的疾病修饰和神经修复化合物。然而,强有力的PSCI特异性证据仍然有限,尚无药物显示出足以支持常规使用的明确疗效。
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一个重要例子是CODEC研究,这是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试验,旨在评估Cerebrolysin在卒中后认知能力下降中的疗效和安全性(ISRCTN88122184)。假设Cerebrolysin对PSCI发挥多效性神经修复作用,包括支持神经可塑性和减弱继发性损伤途径。因此,这项试验特别重要,因为它采用了专注于PSCI的设计并进行了长期的认知随访。
作为随机证据的补充,CREGS研究(Cerebrolysin REGistry study in Stroke)提供了来自约1800名中度急性缺血性卒中(NIHSS 8-15)患者的跨国、高质量比较有效性数据。在这种真实世界环境中,认知结局倾向于Cerebrolysin组,在治疗组的总体目标人群中,90天MoCA评分更高,并且在基于基线IQCODE(>3.3)显示有卒中前认知能力下降证据的患者中,效果更为显著。
其他药物策略仍处于探索阶段;胆碱酯酶抑制剂如多奈哌齐和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ate, NMDA)受体拮抗剂如美金刚,在一些血管性或卒中后认知障碍人群中最多显示出适度的症状获益,但证据仍然不一致,不足以支持专门用于PSCI的常规使用。综上所述,现有证据凸显了对具有标准化认知终点和更长随访期的、方法学上稳健的PSCI特异性试验的需求,以便更可靠地评估药物策略并指导未来的循证实践。
5.2. 非药物干预:当前实际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
目前,非药物干预代表了PSCI管理的重要实用组成部分,尽管PSCI特异性证据的强度因干预类型而异,且总体上仍然有限。越来越多的证据强调了认知康复、体育锻炼和创新神经康复技术的益处。结合生活方式调整和血管危险因素管理的多领域项目也在卒中后环境中进行了测试。例如,随机奥地利多因素干预预防缺血性卒中后认知衰退研究(Austrian Polyintervention Study to Prevent Cognitive Decline after Ischemic Stroke, ASPIS)试验评估了一项在卒中后三个月内启动的为期24个月的多因素生活方式干预。然而,与标准护理相比,该干预并未显著减少认知衰退;这一中性结果可能部分反映了主要是轻度卒中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