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能源贫困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目标，但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截至2023年，约有23亿人——接近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无法获得清洁烹饪燃料和现代能源技术（世界银行，2023年）。同时，据估计仍有6.75亿人没有电力供应，深陷严重的能源匮乏之中（国际能源署，2024年）。缺乏可靠和可持续的能源来源导致了一种持续的贫困循环，使数百万人无法满足基本的能源需求（Aristondo和Onaindia，2018年；Zhang等人，2023年；Bednar等人，2023年）。
区分长期能源贫困和短期能源贫困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有效扶贫策略和缓解能源匮乏至关重要。虽然政府补贴等临时措施可以缓解短期能源贫困，但往往无法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长期能源贫困通常源于深层次的结构性限制。例如，教育水平的不足会系统性地限制家庭采用现代能源的能力，从而削弱其经济韧性（Aba等人，2019年；Apergis等人，2022年；Batool等人，2023年）。因此，这两种形式的贫困反映了根本不同的挑战。有效的缓解措施需要准确诊断能源贫困的根本原因，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
识别长期和短期能源贫困有助于理解能源匮乏的严重后果。从社会影响来看，长期能源贫困会损害公共健康——尤其是通过加剧固体燃料燃烧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并通过限制弱势家庭参与集体活动而加剧社会排斥（Lu等人，2020年；Abbas等人，2020年）。相比之下，短期能源贫困主要引发短期心理压力，导致家庭福祉的阶段性中断（Liddell和Guiney，2015年；Martey等人，2022年）。从经济角度来看，长期能源贫困通过降低生产力和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形成贫困陷阱，而短期能源贫困则扰乱短期消费模式，削弱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韧性（Charlier和Kahouli，2019年；Sambodo和Novandra，2019年）。
近期文献强调了区分长期和短期能源贫困的必要性（Pourkhanali等人，2023年；Ozdemir和Koukoufikis，2024年）。基于持续时间的方法已成为这种区分的常用方法，通过跟踪一定时期内贫困事件的频率来确定家庭能源贫困状况。例如，Drescher和Janzen（2021年）通过设定持续时间阈值来概念化长期能源贫困，如果家庭贫困事件的累计持续时间超过观察期的特定比例（如70%），则将其归类为长期贫困。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家庭经历的是短期而非长期能源贫困。同样，Vera-Toscano和Brown（2022年）将观察期内经历能源贫困时间少于50%的家庭归类为短期贫困，超过这一阈值的家庭则被视为长期贫困。他们的分析表明，澳大利亚的能源贫困主要是短期的。Li和Luo（2023年）也采用了类似的基于持续时间的方法来区分中国的长期和短期能源贫困。
基于持续时间的分类提供了一个直观且易于操作的阈值计数标准，但它存在两个明显缺点。首先，该方法依赖于家庭经历能源贫困的观察窗口比例。由于关键阈值是预先确定的，窗口的日历长度直接影响长期贫困的分类。例如，一个家庭在五年的追踪调查中经历了三年的能源贫困，可能在扩展到八年的调查中被重新分类为短期贫困。其次，这种传统方法忽略了能源贫困的深度。它仅记录家庭低于规定阈值的次数，而忽略了不同家庭之间贫困强度的差异。因此，即使是围绕贫困线的微小波动，甚至贫困线本身的变化，也可能深刻改变家庭的整个贫困轨迹（Foster和Shorrocks，1988a；Simshauser，2021年）。尽管基于持续时间的规则仍适用于一般贫困测量，但它们不足以指导扶贫政策干预。有效的政策制定需要根据家庭能源成本负担的严重程度进行区分，而不仅仅是根据贫困阈值的跨越次数。
为了解决这些局限性，本研究引入了一种创新方法，将家庭能源贫困分解为长期和短期两个组成部分。我们采用了Foster-Greer-Thorbecke（FGT）指数，将能源贫困状况在时间上进行汇总，从而捕捉到无法负担能源支出的财务负担。调整后的指数将基本能源需求的支出与能源需求的短期波动效应结合起来。得到的能源贫困指标进一步分为长期和短期两个要素：长期贫困反映了持续无法负担基本能源服务的能力，而短期贫困则源于临时性的中断。与基于持续时间的方法不同，我们的框架考虑了不同家庭之间能源贫困强度的差异，并揭示了其根本的结构特征，从而为分析和解决能源匮乏的动态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视角。
本文在三个方面为现有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识别策略，将贫困强度纳入长期和短期能源贫困的分解中，从而超越了传统基于持续时间方法的局限性。我们的指标不依赖于贫困暴露的持续时间，能够提供每个家庭面临的困难持续性的绝对衡量。具体来说，我们将家庭能源支出的增加分为由常规消费需求驱动的部分和由偶发外部冲击引发的部分；由此产生的无法负担的能源成本分别被归类为长期和短期贫困。这一程序在公理上是有根据的，满足了构成伦理上连贯的贫困指数所需的单调性和一致性公理（Sen，1976年；Ravallion，2015年），同时继承了政策目标所需的分组和时间分解属性（Foster和Shorrocks，1988b）。
其次，本研究改进了FGT指数以测量能源贫困。FGT指数在收入贫困分析中已被广泛使用，因为它能够在一个统一的参数框架内捕捉贫困的发生率、深度和不平等（Li和Li，2021年；Croon等人，2023年；Oyebamiji和Khan，2023年）。我们重新概念化了该指数以适用于能源贫困问题，因为能源贫困是由与收入贫困不同的驱动因素引起的。准确识别需要同时评估家庭的能源支出模式和收入水平。为此，我们通过系统地修订其识别标准和参数来改进FGT框架，从而扩展了该指数的适用性，并为分析能源贫困提供了实用的定量工具。
第三，本文提出了一个适用于不同经济体的通用框架来分析能源贫困。以中国为例——考虑到其多样的能源生产和复杂的消费模式——我们展示了该方法在识别长期和短期能源贫困方面的实际应用。这一例子验证了我们方法的适应性，并为其他面临能源贫困的国家提供了可操作的见解。最终，我们的发现丰富了国际上关于能源贫困动态的讨论，并有助于设计更有效的缓解政策，使我们的方法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不可或缺的工具。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发展了家庭能源贫困的规范分解框架。第3节使用中国微观数据展示了该方法的实证应用，并证明了其相对于传统基于持续时间指标的优势。第4节详细分析了在不同社会人口和经济特征下的长期和短期能源贫困的分解情况，提供了中国能源匮乏的全面画像。第5节总结了研究结果并讨论了政策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