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临床问题。从理论上讲，它引发了关于身份和意识本质的复杂问题；而从临床角度来看，它对干预措施有直接影响。有时“自我”一词被明确使用，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隐含的。然而，心理学本身可以被传统上视为主要研究人类行为某一方面的学科：自我。心理学文献中包含了大量涉及“自我”的概念和结构，如自尊（James, 1890; Rosenberg, 1979）、自我认同（James, 1890; Mead, 1913）、自我调节（Bandura, 1969; Carver & Scheier, 1981）、自我图式（Markus, 1977）、自我效能（Bandura, 1977）和自我同情（Neff, 2003）等。
上述概念和结构突显了心理学中研究自我的多种方式，范围从个体感知到社会影响和个人成长。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关于自我的早期文献来源于社会心理学，其中自我主要与社会互动、群体动态和身份过程相关联。
这种观点无疑是外部主义的，将自我视为从社会互动（例如，Mead, 1913）和情境影响中产生的，而不是个体的纯粹内在属性。这种取向可以被视为早期对情境作用的探讨方式，尽管不够精确；而后来发展出了更明确的理论和临床反思，将情境视为行为分析中的功能框架，或在接纳与承诺疗法（ACT; Hayes et al., 2012）和关系框架理论（Hayes et al., 2001）中的情境主义视角。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与自我相关的过程在心理健康和适应中起着核心作用。元分析证据表明，自尊和自我同情等结构与成人和青少年的心理福祉及减少心理病理学症状有显著关联（Muris & Otgaar, 2023; Yeo et al., 2023）。除了个体症状外，与自我相关的过程还扩展到社会领域：元分析表明，更强的社会和群体认同感可以预测更好的健康结果、更高的幸福感以及更好的社会整合（Steffens et al., 2017; Hu et al., 2024）。
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自我不仅是决定个体福祉和心理痛苦的关键因素，也是塑造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因此，“自我问题”可以被视为心理学的核心。在接纳与承诺疗法（ACT; Hayes et al., 2012）中，自我被概念化为构成心理灵活性的六个核心过程之一，既以僵化的形式（作为内容）也存在以灵活的形式（作为情境）。通常还会区分自我的三个维度：概念化的自我、认知的自我和观察的自我（Hayes & Gregg, 2000）。尽管这些区分通常在临床层面讨论，但Lattal（2012）强调，也可以通过行为分析的视角来探讨它们，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后天习得的语言库，而不是个体内在的属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我不是一种假设的实体，而是一组整合的行为库（Wilson et al., 2012）。这一框架与中间层次功能术语的概念相一致（Vilardaga et al., 2009），这些术语提供了将基本行为原则与复杂临床现象联系起来的实用抽象。这样的术语使临床工作者能够在不需要掌握整个理论体系的情况下应用行为原则，从而为针对和影响复杂的人类行为提供功能性的词汇。在这种概念化中，自我还可以被视为一种特定的行为库，通过互动在社会中习得，并从知识和意义的外部主义视角来理解：即自我行为库。
情境科学和行为科学通过采用功能主义情境主义立场并阐明激进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Skinner, 1974）来探讨自我的哲学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ACT中关于自我的讨论并不是关于心理实体的本体论地位的主张，而是语言的实用用法，这些用法已被证明对临床工作非常有用（Zettle, 2016）。
自我意识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与社交环境的互动习得的。它在我们理解自己和周围环境的能力方面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性和变革性。
自我行为库的习得通过两个过程实现：1）学习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经历；2）基于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差异，学习进行指称性关系回应（即视角采纳）（McHugh et al., 2019）。
McHugh描述的第一个过程（即学习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经历）可以用中间层次功能术语来理解，涉及通常被称为认知融合的反应模式。特别是，这种行为库通过诸如字面回应、连贯性和规则遵循等过程组织起来，这些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强了与自我相关的语言网络的稳定性和僵化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我”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通常被称为认知融合的特定类型的反应。
因此，将融合和自我仅仅描述为关联过程可能不够准确，正如Ebert（2025）所强调的；相反，应该认为自我行为库依赖于一种关系回应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字面、连贯和规则遵循（即通常被称为认知融合）的模式起着核心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解离技术可以被视为旨在改变这些与自我相关的语言库的功能属性的程序。
即使在ACT被命名为现在的名称之前，当时它还被称为综合疏远（Comprehensive Distancing; Zettle & Hayes, 1986），关于我们现在称之为自我行为库的研究就已经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早期版本的ACT中，重点在于“自我参照思维”，其目标不是取代这些思维，而是以更大的距离与它们建立联系，从而促进从自身思维中抽离的能力。这个想法后来发展成为我们现在所知的解离技术，它支持从试图使思维“符合”或变得有意义，转变为以更灵活和有用的方式与它们建立联系（Hayes, 2019）。如今，解离是治疗师促进更广泛的自我行为库和心理灵活性的主要过程之一。
虽然多项元分析已经考察了ACT在临床环境中的整体有效性（例如，Gloster et al., 2020; Kong et al., 2025; Rowe-Johnson et al., 2024），但在受控实验条件下对其具体过程的了解却相对较少。唯一一项针对实验室研究中ACT组件的元分析（Levin et al., 2012）是一个重要的初步贡献，它识别出了少数明确研究解离技术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考察与自我相关的过程，也没有分离出作为情境的自我这一组件，尽管它在ACT模型中具有核心的理论作用。此外，Levin et al.（2012）没有区分早期关于自我参照思维的研究所关注的两个主要结果：可信度和不适感（Masuda et al., 2004）。
这种区分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根本性的。正如Assaz et al.（2023）所澄清的，解离最好被理解为扩展的刺激控制的结果，在这种控制下，行为较少受到先前建立的语言功能的支配，而对替代情境线索更加敏感。可信度的降低表明关系回应的破坏，特别是维持认知融合的语言衍生功能的破坏，而不适感的变化反映了伴随这种转变的情感和动机功能的变化。区分这些结果有助于更精确地分析解离如何修改语言事件和自主行为之间的功能关系。此外，鉴于不同的解离练习（例如，重复词语、客观化思维、观察者视角框架）体现了不同的行为策略（例如选择性注意、空间疏远、关系连贯性或差异强化路径（Assaz et al., 2023），因此有必要考察这些技术是否对自我参照思维产生不同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且与自我行为库依赖于关系回应的历史一致，首先需要在非临床人群中受控实验室条件下考察这一过程的操作方式。这允许在相对典型的情境中分析它们的功能属性，然后再在可能存在额外变异性的临床样本中进行研究。通过按技术类型进行亚组分析，可以明确哪些程序操作最有效地改变自我参照语言刺激的可信度和不适感功能。
本元分析系统地综合了针对非临床样本中负自我参照思维的解离技术的实验室研究，提供了它们在情境行为科学框架内的功能机制和比较有效性的过程级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