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s》：Governing Forest Rights Mortgage Loans Through Hybrid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ediation in China’s Collective Forest Regions
Liushan Fan,
Wenlan Wang,
Yuanzhu Wei,
Yongbo Lai and
Xingwei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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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在中国集体林区林权碎片化、市场不完善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福林贷”模式构建混合治理结构，有效链接正规金融机构与社区组织，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管理信贷风险并将地方性信任转化为可识别的信贷支持，为理解不完善市场与强社会嵌入性条件下的农村金融可行性提供了重要案例。
在中国广袤的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丰富，是许多农村家庭生计和地方发展的重要依托。然而，一个长期存在的困境是，这些宝贵的“绿色银行”却难以转化为农民手中可用的“活钱”。林权抵押贷款（Forest Rights Mortgage Loans, FRMLs）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旨在打通生态保护与农村发展之间的资金通道，但其推广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阻碍。理想中的抵押贷款，需要有产权清晰、易于估值且在必要时能以可控成本处置的抵押物。但中国集体林区的现实情况却复杂得多：林地块小而分散，产权关系层层叠叠且不完全清晰，抵押物的流转和处置渠道也极为有限。在这种条件下，按照标准信贷市场的逻辑，银行会因信息成本高、抵押物回收不确定、监督负担重而对林权贷款望而却步，借款的林农也会因手续繁琐、风险担忧而止步不前。那么，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林权抵押贷款却能够蓬勃发展起来？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制度密码？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福建省三明市的“福林贷”模式（Fulin Loan Model, FLM）。三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77.12%，具有典型的集体林区特征，但其林权抵押贷款的发展却成效显著，截至2023年已覆盖1400多个村庄，为超过1.5万户家庭提供了信贷，贷款余额超过178亿元，且据报道在调研期间不良贷款率保持为零。这为理解在产权不完整、市场不完善、社会关系高度嵌入的背景下，农村金融如何变得可行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案例。Liushan Fan, Wenlan Wang, Yuanzhu Wei, Yongbo Lai 和 Xingwei Ye 等研究人员在《Forests》期刊上发表的研究，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揭示了“福林贷”并非简单的市场借贷工具或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而是一种依赖混合治理的制度创新。
为探究“福林贷”模式的运作与持续机制，研究团队采用了嵌入式的单案例研究设计，结合了半结构化访谈、直接观察、过程追踪和文献分析等多种方法。实地调研于2021年8月在福建省三明市的四个县区展开，访谈对象涵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RCCs）信贷员、林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村干部、乡镇林业站工作人员、林业局官员及林农等共计475名参与者，以获取多角度的信息。研究通过过程追踪重建了制度化的阶段，并运用主题编码对质性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揭示链接正规金融与社区治理的具体组织实践和行动逻辑。
4.1. 重构运作机制
研究揭示了“福林贷”的运作是一个高度制度化、多阶段协同的过程。其核心是村级的林业专业合作社，它并非单纯的经济组织，而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由村干部通常担任领导的信用中介和社区权威机构。运作始于合作社的成立，它负责聚集零散林权、组织集体担保基金。信贷评估则采用“双轨制”：农信社负责收集家庭收入、资产等正式信息，而村委会则基于对借款人声誉、可靠性和社区地位的“软信息”进行核实，这大幅降低了逆向选择风险。随后，乡镇林业站提供简化的林权抵押备案服务，取代了繁琐的正式登记程序，加快了贷款流程。贷款发放后，还款监控并非由银行独力承担，合作社和村委会持续进行非正式的监督和干预，形成了一个结合正式金融纪律与非正式社区执行的持续监控体系。这种多阶段的协作，将信贷流动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了可管理的风险。
4.2. 担保结构：在社区内部化风险
“福林贷”的稳定性关键在于其独特的担保结构，即“反向抵押”（reverse collateralization）。林农不是直接将林权抵押给银行，而是抵押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为这笔贷款向银行提供担保。这种安排将抵押物执行的负担从正式的法律程序转移到了基于社区的治理结构。村民需向村里的林业担保基金缴纳一定资金（如每户2万元），形成风险资金池。当出现还款困难时，首先启动的是合作社和村委会的早期预警和非正式解决机制；若问题持续，集体担保机制和成员义务开始共同吸收风险。这使还款从个人合同义务转变为一种准集体责任，依靠社区内的监督和渐进式制裁来维持还款纪律，减少了对流动性差的抵押物进行市场化处置的依赖。
4.3. 关键行动者的行为逻辑
模型的持久性依赖于对不同行动者异质性利益的整合与对齐。对农信社而言，与社区组织的合作重塑了信息环境，降低了筛查和监督成本，而地方政府的行政协调、简化和利息补贴（如将名义年利率7.8%通过3%的林业贴息降至约4%）则降低了制度实验的“先行成本”，使得林权贷款从一个高风险产品转变为可预测的业务。对林农而言，合作社的支持、简化程序、利息补贴以及通过合作社进行反担保的安排，不仅降低了财务门槛，也缓解了他们对失去土地的担忧，改变了其主观风险预期，从而提升了借款意愿。林业专业合作社则扮演了核心的组织经纪人角色，连接政策、银行和林农，通过管理担保基金、核实信息、监督还款等职能巩固了其在乡村治理层级中的权威地位。地方政府和林业部门则充当了制度协调的推动者，通过提供政策合法性、简化程序和政策激励，为整个混合治理结构的运行创造了条件。
4.4. 制度整合与混合治理的浮现
上述机制——运作序列、风险内部化和行动者对齐——共同构成了一种混合治理结构。这既非纯粹的官僚体系，也非市场机制，而是国家权威、金融纪律和社区规范相互建构的制度空间。其结构逻辑体现在宏观（国家政策）、中观（县级和乡镇政府协调）和微观（合作社与村委会操作化规则）三个层面的对齐上。这种混合治理并不消除结构性约束，而是通过组织中介重新安排管理这些约束的制度环境。
4.5. 综合：模型在有利地方条件下奏效的原因
研究发现，“福林贷”在三明变得可行，是因为它在有利的地方条件下，将结构性劣势重组为可治理的制度安排。零散的林地块通过合作社得以聚合；不完整的产权通过社区治理嵌入而成为可用的信贷支持；薄弱的抵押物市场因内部化处置而变得不那么关键；信息不对称则因社区知识的制度化而变得易于管理。这表明，组织中介在使林权抵押贷款变得可治理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研究的讨论部分进一步提炼了其理论意义。首先，它深化了金融联结理论，表明联结的持久性依赖于能将不同制度逻辑“翻译”过来的中间组织形式（如合作社、担保基金），而不仅仅是抽象连接。其次，它扩展了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理论，展示了集体行动原则如何从公共资源治理延伸到金融治理，担保基金结构通过将问责和监督嵌入社区关系，创造了相互监督的激励。最后，案例表明，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往往不是通过激进的政策或市场自由化单独完成，而是通过渐进构建组织基础设施来实现，这些基础设施调解了政策目标、正式程序与地方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
然而，研究也指出了模型的局限性与条件性。“福林贷”的成功依赖于三明相对有利的条件，包括较强的村级治理、运作良好的合作社、密集的社会关系及协调的地方行政支持。其有效性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未必能直接复制到所有地区。此外，由村干部主导的合作社可能带来选择性进入和微妙的排斥机制，影响分配的公平性。模型的长期可持续性在人口外流、社会基础变化的背景下也面临考验。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通过对“福林贷”模式的深度剖析，揭示了在中国集体林区，通过构建融合国家协调、金融纪律与社区权威的混合治理结构，可以使林权抵押贷款在产权不完整、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变得可行。其重要意义在于为理解制度创新如何在不完善市场与强社会嵌入性环境中发生提供了生动的中国案例，并为思考更广泛的农村金融包容性和资源治理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制度视角。尽管存在推广的条件限制，但其中蕴含的组织中介和混合治理原则，对于在类似背景下设计和发展农村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