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长期以来一直是管理学者和实践者的核心议题，他们致力于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运营效率。许多企业担心在人工智能（AI）时代被落下，而数字化转型是实现AI的先决条件。AI需要由集成系统（例如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和强大的技术基础设施（例如云计算和物联网传感器）提供的数据支持。尽管数字化转型具有巨大潜力，但其成功率仍然只有30%（Inoxoft, 2025），这一结果也得到了全球首席信息官（CIO）调查的证实（Gartner, 2024）。DT项目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多个组织的临时合作，以实现这种协作的数字化组织变革（McGrath & McManus, 2020）。DT项目的高失败率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项目治理挑战（Ramesh & Delen, 2021; Tabrizi et al., 2019），尤其是在协作变革的背景下。
然而，DT项目的频繁失败本质上与多个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这些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制度逻辑，包括咨询公司、IT服务与系统集成公司、变革管理专家等。具体来说，由于专业知识不足，企业经常寻求管理咨询公司、大学和IT公司的帮助（Kempeneer & Heylen, 2023）。这种多元化的合作不仅带来了互补的资源，也涉及由不同制度逻辑导致的利益冲突（Greenwood et al., 2011）。这些不同的制度逻辑使得DT项目的实施变得复杂，因为合作方遵循自己的价值观和规范，最终导致误解和冲突，威胁到协作努力的治理（Qiu et al., 2019）。例如，大型IT公司遵循市场逻辑（Venkataraman et al., 2016），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软件包，对客户进行最小程度的调整，而不是提供完全重新设计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同样，大学遵循学术逻辑（Cai & Mountford, 2022），可能会倾向于研究丰富性的现象，这可能会以严格的项目里程碑和操作截止日期为代价。
尽管迫切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但现有文献对于理解合作DT项目中的制度不匹配现象提供的知识仍然有限。一些研究反复记录了DT项目的失败（Chadhar & Daneshgar, 2018; Liu et al., 2011），而解决方案主要来自对不同阶段组织过程冲突的探讨（Morquin et al., 2023）。大多数研究尚未就DT的本质达成共识（Hanelt et al., 2021）。当前的学术讨论集中在组织如何受到DT的影响或需要如何适应DT（Benner & Waldfogel, 2020; Singh et al., 2020）。尽管普遍认同DT项目的失败率很高且存在显著的制度摩擦（Kempeneer & Heylen, 2023），但对于缓解和协调策略的理解仍然有限。传统的静态项目治理视角无法解释多方参与者的动态协调。DT项目中不同制度逻辑带来的治理挑战仍未得到解决。最近的一些进展揭示了成功数字化转型项目的关键因素（Correani et al., 2020），但尚未揭示交付协作DT项目的复杂性，尤其是对于数字化成熟度较低的公司和非数字行业而言。因此，我们提出以下问题：
如何缓解数字化转型项目中的制度复杂性？
基于制度逻辑的视角（Thornton & Ocasio, 1999），我们旨在理清合作方在数字化转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动态。这使我们能够从过程性和互动性的角度来处理合作方不同的价值观和规范。鉴于我们研究问题的实践性和理论性，并遵循负责任研究的呼吁（Unterhitzenberger et al., 2024），我们采用了行动研究方法来获得理论见解，并通过与实践者的共同探究来弥合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的差距（Reason & Bradbury, 2008）。
我们的研究对DT背景下的项目治理、项目利益相关者管理以及DT项目文献做出了几项贡献。首先，我们的研究从过程角度提供了关于如何治理DT项目的理论见解，以协调不同合作伙伴的努力。其次，我们的研究还通过剖析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度不匹配的动态和缓解策略，为项目利益相关者管理文献做出了贡献。第三，我们通过探讨协作DT项目如何从解决非技术问题中受益，丰富了DT与项目管理交叉领域的知识。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我们回顾了关于DT项目、组织变革和制度理论的文献。其次，我们讨论了采用参与式探究来理解DT项目的行动研究设计。第三，我们展示了从行动研究中得出的发现。最后，我们的研究通过回答研究问题来总结，提供了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