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性大鼠的幼年社交玩耍与社会认知技能发展:是“雨露均沾”还是“旱涝不均”?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Juvenile social pla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cognitive skills in male rats: Does everyone benefi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4月13日 来源: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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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为探究丰富的社交玩耍机会是否对个体的社会认知发展均有同等裨益,研究人员以雄性大鼠为模型,开展了关于幼年粗野打斗玩耍(RTP)与成年期社会能力及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神经元结构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即使在RTP机会充足的环境中,仍有约20.4%的个体未能从中获益,其成年后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并伴有mPFC第III层锥体神经元树突修剪减少。该研究揭示了从玩耍中获益的能力存在个体差异,为理解玩耍干预的差异化效果提供了重要神经行为学证据。

  
在动物世界里,打闹玩耍并非仅仅是消磨时光的游戏,它很可能是塑造大脑、学习社交规则的关键“训练营”。对于大鼠而言,粗野打斗玩耍(Rough-and-tumble play, RTP)是其幼年期最主要的社交游戏形式。以往大量研究表明,丰富的RTP经历能够促进社会认知灵活性,并通过一种被称为“树突修剪”的过程,精细化大脑中一个与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的区域——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相反,如果限制或剥夺幼年大鼠的玩耍机会,它们成年后往往会表现出社会能力缺陷,并且其mPFC神经元的树突分支会过度生长,即树突修剪不足。
然而,一个有趣且未解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当玩耍机会充足时,是否所有个体都能平等地从中获益? 换句话说,是“雨露均沾”还是存在“旱涝不均”?在人类儿童中,基于游戏的干预措施并非对所有人都同样有效。那么,在受控的动物模型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一些先前的研究暗示,即使在未受实验干预的对照组大鼠中,也存在行为和神经解剖学上的显著差异,有些对照组个体的表现甚至比被剥夺玩耍的大鼠还要差。这促使研究人员思考,在自然条件下,是否有一部分个体即便拥有丰富的玩耍经历,也未能成功“兑换”出相应的社会认知益处。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Jackson R. Ham、Andrew N. Iwaniuk和Sergio M. Pellis团队在《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设计了一个关键实验:将54只雄性长埃文斯大鼠在断奶后饲养在大型社会群体(每组6只)中,直至成年。这种设置确保了它们拥有充足且高频的RTP机会,因为群体环境下的玩耍频率远高于成对饲养。研究的目标是,在这种“游乐场”般优越的条件下,是否所有大鼠都能成长为社交“高手”。
研究团队主要采用了行为学测试与神经解剖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行为层面,他们在大鼠成年后(约80日龄)进行了经典的“陌生人测试”。该测试将一只“焦点”大鼠与一只陌生的“伙伴”大鼠置于中性环境中互动10分钟。正常情况下,互动会保持玩耍性质;但社会能力受损的个体(例如那些幼年被剥夺玩耍的大鼠)更容易将玩耍升级为真正的攻击。因此,是否发生“升级”成为了衡量成年社会能力的关键行为指标。在神经解剖层面,研究人员在大鼠90日龄时对其大脑进行了高尔基染色,并利用专业的神经形态学分析软件(Neurolucida 360),对mPFC特定区域(Cg3,即前边缘皮层)的第III层锥体神经元进行了精细的三维重建和量化分析,测量指标包括树突分支的复杂度(如凸包体积、表面积、总长度、分支数量)以及树突棘密度,以此来评估树突修剪的程度。此外,为了探究成年期表现的差异是否源于幼年玩耍经历的不同,他们还回溯性分析了这些大鼠在幼年关键期(出生后34-36天)在家庭笼中的玩耍录像,量化了玩耍频率、防御策略、角色反转次数等多种指标,以比较“能干”和“无能”两组大鼠幼年时期的玩耍经历是否真的存在质或量的区别。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了清晰的行为与神经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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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成年陌生人测试:在54对测试大鼠中,有11对(占焦点鼠的20.4%)的互动从RTP升级为了包含撕咬在内的严重攻击行为。这些焦点鼠被归类为社交“无能”个体。数据分析显示,这些互动通常以玩耍开始,并在大约4分钟后逐渐升级为攻击,同时伴随着表征厌恶情绪的22-kHz超声波叫声。值得注意的是,“能干”鼠和“无能”鼠在测试中发起的玩耍攻击总次数并无差异,它们的陌生伙伴对它们发起的玩耍攻击次数也相同,且两者在互动中所占的玩耍比例也相当。这表明,成年期的攻击性升级并非简单地源于玩耍动机或频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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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神经元形态:神经解剖学分析发现了与行为分类高度一致的显著差异。与“能干”鼠相比,“无能”鼠的mPFC第III层锥体神经元显示出更大的树突结构,具体表现为:总凸包体积和表面积更大,树突(包括基树突和顶树突)总长度更长,分支数量更多。此外,在顶树突的远端节段,“无能”鼠的树突棘密度也显著更高。这些特征——更大的树突分支和更高的远端棘密度——与先前在玩耍剥夺大鼠中观察到的“树突修剪减少”的神经特征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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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幼年RTP:回溯性分析幼年玩耍数据得出了一个关键而意外的发现。在幼年期,“能干”鼠和“无能”鼠在绝大多数玩耍指标上并无统计学差异:它们发起的玩耍攻击次数相同,被攻击时防御的比例和采用的防御策略相似,因玩耍而形成的“压制”姿势频率也相近,并且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玩伴偏好。两者唯一存在显著差异的指标是角色反转的绝对次数——“能干”鼠发起的角色反转次数是“无能”鼠的两倍。然而,就每次玩耍遭遇导致角色反转的概率而言,两组并无差异。此外,观察发现,“无能”鼠在非主动玩耍时,更倾向于远离集群中的其他成员,表现出一定的“离群”倾向。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对上述发现进行了整合与深入阐释。本研究证实,即使在提供了丰富玩耍机会的社会群体饲养环境中,仍有相当比例(~20.4%)的雄性大鼠未能获得幼年RTP典型带来的社会认知益处。这些“无能”个体在成年后难以维持与陌生同类的友好玩耍互动,容易升级为攻击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神经特征与那些被实验性剥夺玩耍的大鼠类似,表现为mPFC锥体神经元的树突修剪减少(树突结构更大、远端棘密度更高)。
最引人深思的发现是,这种不良结局似乎并非由于幼年时期玩耍“量”的匮乏。因为“无能”鼠在幼年参与了与“能干”鼠几乎同等频率和质量的RTP。这强烈支持了研究的核心假设:个体从玩耍经验中获益的能力本身存在差异。这意味着,对于一部分个体而言,即便拥有了“原料”(玩耍经验),也可能由于内在原因无法有效地将其“加工”成有益于社会认知发展和神经精细化的“产品”。
研究者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无能”鼠可能因其内在特质(如更早形成的、不合作的表型),即使参与玩耍,也未能从关键的经历(如角色反转所体现的合作与角色互换)中充分学习,或者其玩伴未能调整玩耍方式以适应其需求。其二,个体差异可能源于更早期的生活经历(如母鼠的照料差异、遗传或产前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塑造了其最初的社交倾向和神经可塑性基础,从而影响其后续从玩耍中获益的能力。研究中观察到的“无能”鼠在非玩耍时的离群倾向,为它们可能自幼就具有不同的社交特质提供了线索。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潜在的应用意义。它将研究视角从“玩耍经验的有无”扩展到了“个体利用玩耍经验的能力”,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发育结果中的关键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在人类和动物的玩耍研究中,总会观察到对照组内存在巨大变异,甚至有些对照个体的表现差于实验组。它提示我们,无论是针对动物的行为研究还是针对儿童的教育干预,在倡导增加玩耍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哪些个体最能从中受益”以及“如何帮助那些未能自然获益的个体”。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揭示导致这种获益能力差异的早期预测因子和具体的神经机制。最终,这项研究深化了我们对“玩耍如何塑造大脑与社会行为”这一复杂问题的理解,并提醒我们,在发育的剧本中,个体特质与经验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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