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重度抑郁症(MDD)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在7%到20%之间(Woolhouse, 2015; Underwood, 2016)。妊娠期间出现抑郁症状的女性在妊娠期间有更高的自杀念头风险(Gavin et al., 2011),并且分娩后出现严重后果的风险增加,如产后抑郁症风险增加、新生儿出生状况较差以及后代遭受虐待的风险增加(Gavin et al., 2005, Pawlby et al., 2011, Schmied, 2013)。多种因素可能增加妊娠期MDD的易感性,如精神健康障碍史、妊娠丢失史和妊娠并发症、缺乏支持以及家庭暴力(Biaggi, 2016, Dadi, 2020)。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妊娠期间下丘脑-垂体-性腺(HPG)轴的生理变化,其中性激素是最终产物。妊娠三个阶段17-β-雌二醇(E2)和睾酮的水平逐渐升高,分娩后急剧下降(Kuijper, 2013)。这一模式在研究妊娠期抑郁症时尤为重要,因为在非妊娠女性中,性激素的变化会增加患抑郁和焦虑障碍的风险(Kundakovic and Rocks, 2022)。此外,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在不同精神疾病中的作用已被证实,例如在MDD中也是如此。HPA轴是参与应激反应的生物系统之一,皮质醇是其最终产物。妊娠期间皮质醇水平会发生变化并持续升高(Duthie and Reynolds, 2013)。在非妊娠情况下,皮质醇水平升高与抑郁症有关(Pariante, 2017),尤其是在重度抑郁症和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Juruena et al., 2009)。先前的研究也表明,重度抑郁症患者的HPA轴处于高活跃状态,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而皮质醇反应性降低与恐慌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有关(Wichmann et al., 2017)。尽管如此,HPA轴改变与围产期抑郁症之间的关联仍不明确,有些研究显示皮质醇水平升高或降低都与围产期抑郁症相关(Schalla and Stengel, 2024)。在研究自杀风险时,HPG轴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雌激素水平降低(Sublette, 2020)和睾酮水平升高(Zhang et al., 2015)与自杀企图增加相关。然而,关于妊娠期间女性睾酮作用的研究很少。
最后,妊娠期间免疫系统也会发生变化,根据妊娠阶段的不同,炎症状态会在促炎和抗炎状态之间转换(Mor and Cardenas, 2010)。值得注意的是,妊娠并发症可能与C反应蛋白(CRP)水平升高有关,因为妊娠期CRP浓度约为5 mg/L与早产相关(Nikbakht et al., 2020)。“精神病学研究与母性-抑郁症”(PRAM-D)研究的结果显示,妊娠期抑郁症女性的白细胞介素(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升高,这些因子具有促炎和抗凋亡作用(Yoo et al., 2008, Osborne, 2018),而健康对照组则相反(Edvinsson, 2017)。总体而言,对于围产期抑郁症的免疫特征仍了解有限,特别是在评估外周细胞因子水平方面(McCormack et al., 2023)。
通过对同一组妊娠期抑郁症女性进行性激素、皮质醇和免疫特征的研究,可能会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现象。正如Brunton(Brunton, 2013)所描述的,HPA轴和HPG轴在多个层面上相互影响,最终目的是维持激素平衡,包括糖皮质激素抑制下丘脑中的GnRH产生和前垂体中的LH释放,以及抑制性腺类固醇生成(Brunton, 2013)。此外,Phumsatitpong等人(Phumsatitpong et al., 2021)总结指出,在动物模型中,E2促进应激反应,而雄激素则抑制应激反应。睾酮也具有抗炎作用,E2根据不同的免疫测量和浓度具有促炎和抗炎作用。在妊娠水平下,E2抑制TNF、IL-1β、IL-6和MCP-1,减少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并增强IL-4、IL-10和其他抗炎途径(Straub, 2007, Foo et al., 2007)。它们的相互作用可能在情感障碍中起重要作用(Lombardo et al., 2021),特别是在妊娠期和产后抑郁症中。然而,关于妊娠期间性激素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最近,Szpunar等人(Szpunar et al., 2021)发现,在妊娠期和产后期间,E2与IL-6之间存在正相关,而妊娠期E2水平降低,但细胞因子水平没有显著变化(IL-8除外,其水平升高)。作者强调了了解妊娠期间性激素和免疫系统作用的紧迫性(Szpunar et al., 2021)。这可能会为妊娠期间的治疗提供新的潜在靶点,从而改善抑郁症状。例如,Nishi等人(Nishi et al., 2020)指出,妊娠期间E2水平升高(结合欧米伽-3脂肪酸补充)可能有助于缓解妊娠期抑郁症状,而不影响细胞因子水平(Nishi, 2020)。在抑郁患者中,炎症增加与自杀倾向有关,无论是在血液还是脑脊液中(Black and Miller, 2015),但据我们所知,尚无研究探讨妊娠期间有自杀风险的女性中性激素、皮质醇和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PRAM-D队列中,有MDD病史的女性(Osborne et al., 2022)和妊娠期间被诊断为MDD的女性(Osborne, 2018)表现出更高的免疫相关活性,而只有妊娠期间患有MDD的女性皮质醇水平较高。在这里,我们决定研究这些组在性激素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与免疫和皮质醇水平的变化相互作用。特别是,我们将自杀念头视为妊娠期MDD最严重和危及生命的症状维度,以补充这一人群中有限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