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身份对士兵创新工作行为的影响：以泰国皇家武装部队为例

《Cogent Social Sciences》：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identity on soldiers’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the case of the Royal Thai Armed Forces

　　摘要
以往关于军事身份（MI）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军事背景下的任务导向绩效上。本研究通过探讨军事身份如何在亚洲背景下的非军事环境中塑造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扩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具体而言，它研究了军事身份的三个维度——理想主义、个人主义和专业主义——在危机期间应对社会挑战时如何影响士兵的创新工作行为（IWB）。同时，还考察了内在动机（IM）和感知任务重要性（PTS）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泰国皇家武装部队50名指挥官和250名下属的双源数据进行分析，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与创新工作行为呈正相关，而专业主义则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严格遵守规范可能会限制非传统解决方案的采用。内在动机和感知任务重要性仅对个人主义与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前者加强这种关系，后者则削弱这种关系。这些发现加深了我们对不同军事身份维度如何影响创新的理解，并突显了动机和任务框架的条件作用。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些发现表明培养理想主义和强调任务重要性可以在危机和非军事环境中提升创新能力。

关键词：
创新工作行为；军事身份；理想主义；个人主义；专业主义；内在动机；感知任务重要性

主题：
社会学与社会政策；发展研究；文化与发展；社会学

引言
军事身份（MI）指的是士兵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了武装部队的目标、价值观和角色（Johansen等人，2014a）。基于身份理论，与组织高度认同的个体更有可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组织的期望和规范（Akerlof & Kranton，2005；Stryker & Burke，2000）。在组织背景下，这种认同已被证明会影响态度、动机和绩效结果，包括创新行为（Alfrey等人，2025；Zhang & Wang，2022）。

在泰国，军事人员不仅保卫国家免受外部威胁，还在支持国家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此外，他们在危机期间和之后积极参与救援服务，包括自然灾害（Bamrungsuk，2001）。为了完美地服务社会，军事人员需要提出创造性的想法和解决方案来应对现场遇到的挑战。因此，他们在非军事相关任务（如危机救援）中的创新能力非常重要，这超出了典型的指挥和控制日常事务范围。然而，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士兵的军事身份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他们在非军事环境中的创新工作行为。鉴于气候变化和其他自然灾害事件的频率不断增加，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目标是探讨士兵的军事身份与其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Johansen等人（2014a）提出了军事身份的三个方面（理想主义、个人主义和专业主义）。本文考虑了这三个方面，并探讨了它们在非军事环境中对士兵创新工作行为的单独影响。

以往关于个人身份对绩效影响的研究（Alfrey等人，2025）以及特别是在军事背景下的研究（Johansen等人，2014a）表明，这种关系可能受到某些个人性格因素的影响。基于这些研究，本文提出，军事人员的动机以及他们对自己社会任务和活动（例如救灾）重要性的认知可能会调节他们的军事身份与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这可能导致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在和平时期能够灵活完成任务，并在此期间得到泰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目标是探讨士兵的内在动机（IM）和感知任务重要性（PTS）在调节军事身份与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作用。

本文从三个不同方面扩展和丰富了相关文献。首先，通过研究军事身份的三个维度对士兵在非军事环境中的创新绩效（例如危机期间解决社会问题）的影响，我们补充了现有关于军事身份绩效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关注士兵在军事相关任务和活动中的非创新绩效。其次，本文通过展示士兵的内在动机和感知任务重要性仅对个人主义与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关于个体特征在其中的作用的文献：内在动机具有负面影响，而感知任务重要性具有正面调节作用，从而说明了军事人员参与对社会和国家重要的任务如何显著提升个人主义与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鉴于大多数关于个人身份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文化，本文通过关注亚洲背景（泰国）的军事人员，从亚洲视角扩展和丰富了相关文献。

假设的发展和研究模型
本研究借鉴了军事身份（MI）理论和创新理论，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解释了不同维度的军事身份如何影响士兵的创新工作行为（IWB）。此外，它还结合了动机和任务相关视角，探讨了内在动机（IM）和感知任务重要性（PTS）的调节作用。所提出的模型基于身份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这些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受到他们内化组织价值观和角色的程度的影响（Stryker & Burke，2000；Tajfel & Turner，1979）。在组织背景下，与组织价值观的强烈认同已被证明会影响态度、动机和绩效结果，包括创新相关行为（Akerlof & Kranton，2005；Zhang & Wang，2022）。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创新工作行为（IWB）
创新工作行为（IWB）是指在工作角色、团队或组织内有意产生、推广和实施新想法的过程（Janssen，2000；Scott & Bruce，1994）。它被广泛视为一个多阶段过程，包括想法探索、想法产生、想法推广和想法实施（Afsar等人，2017；De Jong & Den Hartog，2010）。这些阶段涉及认知和行为努力，从识别问题到生成新颖解决方案，再到动员支持和将想法付诸实践（Messmann & Mulder，2012；Miron-Spektor等人，2011）。

正如Van Minh等人（2017）所提出的，IWB涵盖了创新发展所需的各种任务和活动。这些活动既包括物理领域也包括认知领域，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在社交和组织背景下进行（Messmann & Mulder，2012）。在Vu等人（2025）的文章中，IWB被描述为员工在其工作角色内生成、应用和实施新想法、流程、产品或程序的意图，以造福部门单位或组织。Scott和Bruce（1994）将IWB定义为一种复杂的过程或行为，旨在生成、推广和实施新想法以解决当前问题。同样，Janssen（2000）将IWB描述为员工努力有意生成、引入和应用新想法的行为，以造福工作角色、团队或组织。De Jong和Den Hartog（2010）解释说，IWB包括探索、生成、推广和实施直接有益于产品、服务和流程的想法。同样，创新理论家（Van Minh等人，2017）将IWB描述为一个包含两个主要阶段的过程：想法启动（创造力）和想法实施（行动）。Afsar等人（2017）也将IWB定义为一个多阶段过程，个体通过组织的必要支持识别问题并生成新的解决方案。

进一步阐述新想法的形式及其益处，Bos-Nehles等人（2017）将IWB定义为员工为生成、处理和实现新产品、流程、程序或这些组合而采取的行动，以提高组织的效率和成功。因此，在本文中，IWB包括想法创造、推广和实施（Afsar等人，2017；Bos-Nehles等人，2017；Janssen，2004）。在想法生成阶段，士兵参与探索或实验以生成新颖且有用的想法；在想法推广阶段，士兵寻求军事组织的支持（如资金和时间）将新想法付诸实践；在想法实施阶段，士兵通过必要的修改将想法整合到现有系统中（Alexander & Van Knippenberg，2014；Arain等人，2020；Miron-Spektor等人，2011）。

从组织角度来看，IWB是适应性和绩效的关键驱动力，特别是在动态和不确定的环境中（Amabile & Pratt，2016；Woodman等人，1993）。在危机响应或公共服务操作等非常规情境中，员工经常需要超越标准化程序，进行创造性问题解决。因此，在军事环境中，IWB尤为重要，因为人员必须应对无法通过传统指挥和控制方法解决的复杂社会挑战。

军事身份与士兵的创新工作行为
军事身份（MI）这一广泛概念根植于军事社会学，可以从规范角度进行研究，如文化、态度、价值观和动机，通常遵循Huntington（1957）、Janowitz（2017）和Moskos（1977）的经典理论路径。因此，MI与武装部队的主要目标、价值观和任务紧密相关，反映了士兵和指挥官内化这些因素的程度。

社会身份理论（SIT）是一种情境依赖理论，代表了个体与情境之间的关系（Tajfel & Turner，1979）。Haslam将社会认同描述为组织价值观和目标的内化。SIT预测，群体成员更有可能表现出极端行为以保护他们的社会身份。当人们强烈认同某个群体时，他们更有可能使自己的信念和行为与该群体保持一致（Hogg & Terry，2000）。SIT认为人们会在不同的抽象层面上将自己归类为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或者作为独特的个体（Johansen等人，2015）。关于SIT的先前研究表明，军事身份对个别士兵的绩效有不同的影响，因为一些军事人员可能与其军事身份有更强的联系，这反过来可能导致更好的绩效（Johansen等人，2014a）。在这方面，Johansen等人（2015）发现，具有更强身份认同的个体能够取得更高的绩效。

在Johansen等人（2014a）关于军事身份的概念化基础上，我们提出军事身份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理想主义、专业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士兵的行为和绩效。

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反映了一种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取向，个体将集体目标和更高层次的目的置于个人利益之上（Guyer & Horstmann，2023；Moskos，1977）。从身份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价值观的内化增强了个体参与符合组织使命的行为的动机（Stryker & Burke，2000）。此外，关于有意义工作的研究表明，认为自己的角色有助于更大目标的个体更有可能表现出积极主动和创新的行为（Amabile & Pratt，2016；Grant，2008）。我们提出，这一方面的军事身份可能对士兵寻找创造性解决方案和提升创新绩效（即IWB）的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来说，具有强烈理想主义意识的士兵认为军队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国家及其价值观，他们更有可能具有高度的动机（Olsthoorn，2010）。这种源自对使命的真诚信念的动机可以积极影响他们产生和实施想法的努力。受到强烈使命感驱动的士兵更有可能超越职责，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和方法来有效完成任务（Bartlett & Ghoshal，1995）。

优先考虑军队价值观的士兵倾向于将这些价值观融入工作中，促进与他们的使命和国家信念相一致的创新。将服务视为一种使命能够激励士兵展现出创新工作行为（IWB），这种行为源于他们对更伟大事业的承诺以及对新方法的开放态度。理想主义的士兵珍视他们的制服所象征的意义——这种制服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同志情谊和团队合作精神，从而营造出一个协作与创新的环境。这一方面很可能增强了士兵的创新能力和表现提升，这构成了我们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军事身份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对士兵的创新工作行为有积极影响。**

**专业精神**

亨廷顿将军事专业精神定义为国家对军队的专属和专家控制，主张明确区分军事和民用领域。他强调了在军事事务中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化的重要性，提倡独特的军事精神和团队凝聚力。军事专业精神包括对有效战斗协作至关重要的态度、价值观、规范和技能。这种精神激励个人投身军队（Johansen等人，引用2015年），强调参与军事行动、以工具为导向的操作方式，以及基于团队凝聚力和同志情谊的动力。然而，专业精神可能过分强调了战争性质，这在处理冲突其他方面的任务时可能会产生问题，因为这些任务需要不同的品质（亨廷顿）。Kirkland等人（引用1993年）发现，在那些指挥官过分强调战斗技能而忽视士气的组织中，士兵表现出较低的组织忠诚度、对领导者的信任度较低、整体幸福感较低以及任务满意度较低。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军事身份中的专业精神成分对士兵的创新工作行为有负面影响。**

**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指的是一种社会和心理取向，它优先考虑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独特身份（Iacoviello & Lorenzi-Cioldi，引用2019年）。它强调个人目标、权利和选择的重要性。在军事背景下，个人主义成分认可并重视军事人员的独特特征、动机和兴趣，承认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身份可以与他们的军事角色并存（亨廷顿，引用1957年）。近年来，个人主义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可能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威，并影响了军队及其成员（Hirst & Thompson，引用1995年；Senn等人，引用2025年）。本文认为，那些更认同军事身份中专业精神维度的士兵——这些士兵强调传统军事价值观、战斗准备状态以及对既定惯例的遵守——可能不太倾向于表现出创新工作行为。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和规范的关注可能会阻碍他们探索新方法、产生原创解决方案以及将创新想法引入军事职责的意愿。这种对专业精神和传统的重视可能会对他们创造性思考和适应新挑战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军事身份中的个人主义成分对士兵的创新工作行为有积极影响。**

**内在动机和感知任务重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身份的理论认为，身份指导行为，但其具体表现取决于情境线索和动机状态，而不是自动发生的（Ashforth & Mael，引用1989年；Stryker & Burke，引用2000年）。先前的研究表明，身份表现的行为后果会因个体层面的条件而异，这些条件决定了身份在绩效结果中何时以及如何表达（Ashforth & Schinoff，引用2016年；Johansen等人，引用2014a）。因此，军事身份是否转化为创新工作行为取决于激活或限制身份一致行为的情境条件。我们提出，内在动机和感知任务重要性（PTS）是两个这样的边界条件。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内在动机反映了由内在兴趣和乐趣驱动的参与（Deci & Ryan，引用1985年；Ryan & Deci，引用2000年），并可能减少对外部角色规定或身份规范的依赖（Gagné & Deci，引用2005年）。从身份激活的角度来看，被感知为具有社会意义的任务会提高身份一致目标和价值观的显著性（Ashforth等人，引用2008年）。在非军事和危机应对情境中，高任务重要性可能会通过将创新视为道德上有意义或个人上有影响力的行为来放大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效果，从而增强士兵追求新颖解决方案的义务感或自由度。

对于军事人员来说，动机是一个基础性概念（Loverre等人，引用2025年），它包含了启动、指导和维持行为的能量（Pinder，引用2008年）。在高风险环境中，这些能量对于维持作战效率和促进长期韧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内在动机，它驱动人们参与那些本质上令人满足或愉快的活动，反映了人类追求有意义学习和努力的天性（Ryan & Deci，引用2000年）。在这方面，内在动机驱动的行为并不依赖于与行为本身分离的结果。相反，行为本身和结果是一体的（Legault，引用2020年）。内在动机基于个人对自己动机的满意度，反映了个体在没有外部条件（如奖励或惩罚）控制的情况下，对执行工作任务感到愉悦和兴趣的程度（Bin Saeed等人，引用2019年）。Loverre等人（引用2025年）的系统性研究表明，内在动机与幸福感相关，显著减少了人员的痛苦、身体症状和职业倦怠。他们认为，这种动机对于应对军事服务的微妙、复杂、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性质至关重要，这种服务包括紧急情况、战斗和维和行动（Kirke，引用2009年；Loverre等人，引用2025年）。此外，这种内在驱动力有助于适应关键压力源，Bekesien?等人（引用2022年）的研究也发现，内在动机是军事预备役人员自我效能感和感知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内在动机调节了军事身份（理想主义、个人主义和专业精神）与士兵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内在动机通过增加个体在身份一致行为上投入努力的意愿来加强身份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内在动机驱动的个体表现出更大的认知灵活性、持久性和创造力，这些品质对于创新工作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创新工作行为涉及生成、推广和实施新想法（Amabile & Pratt，引用2016年；Gagné & Deci，引用2005年）。在军事环境中，由于层级结构可能限制自由度，内在动机提供了使士兵能够挑战既定惯例并追求改进的内在动力。先前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内在动机是创新的关键条件，尤其是在员工感受到高度心理赋权的情况下（Shin & Zhou，引用2003年）。当士兵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意义时，例如通过危机应对或公共服务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的内在动机可能会增强军事身份的显著性，并鼓励创新性问题解决（Raub & Blunschi，引用2014年）。来自保护国家或服务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可以激励士兵创造性地应对复杂和非常规的挑战。

内在动机还可能不同地影响军事身份特定维度的效果。例如，内在动机驱动的士兵可能会通过寻求创新方式来推进集体目标，从而更强烈地体现理想主义价值观（Bartone，引用2005年）。同样，内在动机可能会鼓励具有较高个人主义倾向的士兵展现独特技能和观点，促进想法的产生（Shamir，引用1990年）。最后，当内在动机与专业精神结合时，它可能会将追求卓越的焦点转变为持续改进和创新，而不是僵化地遵守既定惯例（Hassan & Silong，引用2008年）。在军事环境中，由于层级结构可能限制自由度，内在动机可以作为内部驱动力，使士兵能够超越规定的角色并追求创新解决方案。它还可能不同地影响军事身份各维度的效果。例如，内在动机驱动的个体可能会通过创新行为更强烈地体现理想主义价值观，同时利用个人主义倾向探索新想法。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内在动机调节了军事身份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与士兵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

**假设4b：内在动机调节了军事身份中的专业精神成分与士兵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负面关系。**

**假设4c：内在动机调节了军事身份中的个人主义成分与士兵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

**感知任务重要性的调节作用**

感知任务重要性是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中的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员工认为他们的工作对组织内外人员的生活或工作有重大影响的程度（Grant，引用2008年）。这一概念是工作特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某些工作特征（如感知任务重要性）可以影响员工的动机、满意度和表现（Barrick等人，引用2013年）。同样，Grant（引用2007年）指出，影响人们如何感知其军事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必须处理的任务。Allan（引用2017年）纵向研究了任务的重要性和意义内容，发现致力于改善他人福利的人会发现他们的工作在提升个人幸福感和组织生产力方面更有意义。在军事背景下，任务重要性反映了任务不仅对单位效率，而且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福祉的重要性（Britt等人，引用2001年）。根据工作特征模型，任务重要性增强了心理意义感和参与度（Hackman & Oldham，引用1976年）。当士兵认为他们的任务具有社会意义时，例如灾难救援或社区支持，他们更有可能体验到更高的责任感和亲社会动机（Grant，引用2008年）。这种使命感加强了军事身份（强调服务和社会贡献）与任务要求之间的契合度，增加了身份一致价值观转化为创新行为的可能性。高任务重要性也可能不同地影响特定身份维度的表达。将任务视为有意义可以强化理想主义价值观，通过将行动视为服务于更高目标来激励创新方法（Eldridge & Fraser，引用2019年）。同时，认识到自己在更广泛使命中的角色重要性可以验证个人贡献，鼓励具有较高个人主义倾向的士兵创造性地应用他们的独特技能（Wong等人，引用2003年）。最后，将任务视为关键任务可能会提高专业精神的显著性，从而增加投入开发创新策略的意愿，以满足更高的专业标准（Franke等人，引用2008年）。从身份激活的角度来看，任务重要性提高了身份一致价值观的显著性，鼓励个体以反映其角色和信念的方式行事（Ashforth等人，引用2008年）。例如，有意义的任务可能会强化理想主义价值观，并激励士兵开发创新解决方案。同样，认识到自己角色的重要性可能会鼓励具有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创造性地应用他们的独特技能。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a：感知任务重要性调节了军事身份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与士兵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

**假设5b：感知任务重要性调节了军事身份中的专业精神成分与士兵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负面关系。**

**假设5c：感知任务重要性调节了军事身份中的个人主义成分与士兵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

**数据收集和样本**

本研究探讨了军事身份如何影响士兵在非军事环境中的创新工作行为。泰国皇家武装部队（RTARF）被选为研究背景，因为泰国士兵不仅保卫国家，还在国家发展中支持政府机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他们还积极参与危机应对和灾害救援，这使得RTARF成为研究非军事任务中创新的理想背景。调查最初是用英语开发的，随后由独立团队翻译成泰语，并进行了回译，以验证准确性并确保概念等效性。内容有效性，包括与泰国军队的相关性、完整性和情境适应性，是通过泰国军事学院的三位学者、三位指挥官和五名士兵的反馈来评估的。他们的评论为提高问卷的清晰度提供了修改建议。在正式研究之前，该问卷首先在四位指挥官和二十名士兵中进行了预测试，他们的反馈指导了最终的完善工作。为了确保参与研究的军事单位的选择是公正且方法严谨的，本研究采用了简单随机抽样（SRS）方法。简单随机抽样是一种基于概率的技术，其中抽样框架中的每个单位被选中的机会都是相等且独立的，从而最小化了系统选择偏差，并提高了样本的代表性（Etikan & Bala, 2017; Taherdoost, 2016）。利用组织提供的RTARF单位完整列表，作者为每个单位分配了一个唯一的标识符，并通过随机选择程序确保了样本涵盖了广泛的功能领域（如教育、战斗支援和服务、医疗、工程、通信和网络安全、后勤和供应链、特种作战以及边境和内部安全）。通过这种抽样方法，确定了30个单位，作者联系了每个单位的指挥官请求参与。最终，有26个单位自愿同意参与。所有问卷都附有一封介绍信，强调参与完全是自愿的，并且受访者需要在完成调查前选择“我同意参与”来表示同意。信中还向参与者保证所有回答都将严格保密。

数据是通过两份互补的问卷获得的，这遵循了常用于减少共同方法问题的多源调查设计逻辑（例如Luu, 2021）。一份问卷是针对指挥官的，他们评估了下属的创新工作行为（IWB）。士兵问卷包含两个部分：人口统计信息和军事身份（MI）、内在动机（IM）、感知任务重要性（PTS）以及自我报告的创新工作行为（IWB）。所有构念的测量项目及其来源都在附录中报告。所有项目都使用七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1 = “强烈不同意”，7 = “强烈同意”）。这些测量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4，超过了内部一致性推荐的最低阈值0.60（Hair等人，2010）。类似的量表格式在先前的研究中已成功应用，证明了其足够的可靠性和构念有效性（例如Luu, 2021）。为了确保语言准确性，问卷首先用英语起草，然后翻译成泰语，再按照标准程序重新翻译回英语（Luu, 2021）。

数据收集时间为2021年7月至2022年1月。共分发了324份纸质问卷，每份问卷都附有一封介绍信，概述了研究目的并强调了自愿参与和保密性。在回收的问卷中，有300份，回收率为92.6%，包括50位指挥官和250名士兵（每位指挥官有5名下属）。

### 分析与结果
#### 控制变量和受访者特征
本文控制了几个相关的人口统计因素，以正确估计假设变量的效应大小。在我们的分析中，包括了平均军衔、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职位和服务年限。在250名下属的特征中，平均军衔为一级军士长。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40.44岁，67.20%为男性。最常见的教育水平是学士学位（61.20%），他们担任一般职位（54.40%）。当前职位的平均服务年限为9.81年。在50位指挥官中，上校军衔最为常见（62.00%），平均年龄为50.14岁，86%为男性。教育水平高于学士学位（50.00%），并且他们担任高级管理职位（66.00%）。当前职位的平均服务年限约为6.14年，大多数指挥官有超过31名下属（52.00%）。

#### 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AMOS 23软件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以检验研究模型和假设。我们进行了数据筛选，以确保数据可用于测试模型，并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确认性因子分析（CFA）用于检验测量模型，路径分析（PA）用于检验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Byrne, 2010）。最后，本文检验了内在动机（IM）和感知任务重要性（PTS）对军事身份（MI）与士兵创新工作行为（IWB）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这种方法用于确定MI的三个组成部分与士兵IWB之间的预测关系，特别是在假设1、2和3中。此外，本文还检验了IM和PTS在假设4a、4b、4c、5a、5b和5c中的调节效应。

#### 数据筛选
本文将偏度和峰度的绝对值在+2到?2之间作为内生变量正态性的可接受阈值（Hair等人，2010；Byrne, 2013）。测试项目的偏度值介于?1.74到1.11之间，峰度值介于?1.14到1.89之间。这两个值都在可接受范围内，意味着该数据集的内生变量的分布对称性低于可接受水平。此外，当考虑所有项目的平均值时，范围为2.56–6.24，所有项目的标准差在7点李克特量表上都高于0.5。因此，所有项目都具有足够的方差，适合对开发的模型进行正确的统计分析。

#### 充分性
本文使用Kaiser-Meyer-Olkin（KMO）值来衡量抽样充分性，并使用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来确定相关矩阵。这两种测量方法确保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Howard, 2016）。根据Hair等人（2010）的建议，KMO值的可接受阈值应大于0.60，Bartlett的检验统计量应在0.05以下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显示KMO值为0.972，因此在推荐范围内。Bartlett的检验在统计上显著不为零（p = 0.000），卡方值（x2）为15,563.431。根据这些标准，我们得出结论，该数据集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此外，建议忽略代表多个因素的任何变量或不在同一组中的任何因素（Howard, 2016；Hair等人，2010）。结果表明，所有项目都充分加载到其对应的因子上，如文献综述中所述。总体而言，文章中的项目与因子分析的相关性足够高，共同性值大于0.30，所有变量都得到了适当的因子表示。

#### 可靠性和构念有效性
本文的可靠性通过Cronbach’s Alpha和变量测量值来衡量，当这些值等于或大于0.60时可以接受。表1（文章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Cronbach’s Alpha和CR的值高于可接受阈值，因为其值大于0.60。每个潜在构念的AVE值也高于推荐的0.50水平（Fornell & Larcker, 1981）。由于这些构念的CR和AVE都高于建议水平，因此确认了测量项目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此外，每个构念的AVE的平方根远大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此外，没有相关系数超过0.85，六因子模型的总方差为74.21%，所有项目的特征值均大于1.0。所有这些测量结果表明，本文中所有构念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都得到了确立。

#### 确认性因子分析（CFA）
本文使用CFA来检验和确认测量模型的有效性。根据对最终测量模型的CFA结果，所有因子载荷都显示出显著的结果，标准化回归权重大于0.50，范围从0.73到0.91。这与Byrne（2010）提出的良好因子载荷条件（0.30或更高）一致。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测量模型中的所有因子载荷都满足上述标准。此外，对反思性量表的CFA表明测量模型很好地拟合了观察数据。图2显示了最终测量模型的确认性因子分析（CFA）结果。

#### 结果
#### 结果
修改后的模型结果显示了良好的模型拟合，如GOF指数所示。这种满意的模型拟合表明所提出的模型解释了文章各构念之间的协方差。

#### 结构建模结果
图3和表3显示了军事身份（MI）与创新工作行为（IWB）之间关系的结构建模结果。图4和表4提供了调节假设（H4a–H5c）的结果。

#### 结论
#### 假设1（H1）：我们假设MI的理想主义方面对士兵的创新工作行为（IWB）有积极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MI的理想主义（MI_Idea）与士兵的IWB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 = 0.46，p < 0.001），为H1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换句话说，当MI的理想主义水平较高时，可以增强士兵对其工作任务的投入。
#### 假设2（H2）：我们假设MI的专业主义方面对士兵的创新工作行为（IWB）有负面影响。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显示MI的专业主义（MI_Pro）与士兵的IWB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β = ?0.39，p < 0.05）。这表明随着专业主义的提高，士兵的IWB会降低。
#### 假设3（H3）：我们提出MI的个人主义方面与士兵的创新工作行为（IWB）有积极关系。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H3，表明MI的个人主义（MI_Ind）水平越高，士兵的IWB也越高（β = 0.79，p < 0.001）。因此，在军事环境中培养个人主义方面可以提高士兵的表现。
#### IM和PTS的调节作用
我们的结果表明，只有在MI的个人主义方面（MI_Ind）与IWB之间的关系中，才出现了显著的交互效应（H4c和H5c）。具体来说，分析为假设H4c提供了实证支持，IM和MI_Ind之间的交互系数为负（β = ?0.93，p < 0.10）。这一发现表明IM和MI_Ind的联合影响显著影响了士兵的IWB，尽管这种影响的显著性较低。为了澄清这种交互作用的性质，进行了简单的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在MI水平较低的个体中，MI_Ind与IWB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β = 0.20，t = 2.82，p < 0.05）。这意味着随着内在动机（MI_Ind）的增加，这一子群体的个体幸福感（IWB）会降低。在高内在动机水平的个体中，内在动机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β = 0.32，t = 3.12，p < 0.01）。高内在动机加剧了内在动机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视觉分析交互作用结果（见图5），我们观察到不同内在动机组（高和低）的线图斜率存在明显差异，这突显了这种关系的条件性。具体而言，内在动机和个体幸福感是相互关联的，其中内在动机起到了调节作用。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在促进个体幸福感时，同时考虑个体动机和内在动机的重要性。

图5. 内在动机对军事身份与个体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阅读该图的详细描述：该线图展示了基于低和高内在动机水平下的个体幸福感得分，这些水平是通过动机清单（MI）指标来衡量的。Y轴表示个体幸福感范围从0到0.9，X轴列出了低和高内在动机指数。对于“高内在动机”组，橙色实线从低内在动机时的约0.5上升到高内在动机时的接近0.9；相比之下，“低内在动机”组的蓝色虚线从接近0.4开始，在高内在动机时略微下降到约0.3，表明个体幸福感与较低的内在动机水平呈负相关。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与H5c假设相关，该假设认为任务重要性（PTS）调节了内在动机（MI_Ind）的个体主义方面与士兵个体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我们的实证证据支持这一假设，因为交互作用系数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97，p < 0.10）。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内在动机水平较低时，内在动机与个体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 = 0.25，t = 5.77，p < 0.01）；在高内在动机水平下，这种正相关关系仍然显著（β = 0.31，t = 2.73，p < 0.01）。此外，高和低内在动机组中观察到的不同线图斜率表明，任务重要性作为调节因素影响了内在动机与士兵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图6展示了军事身份的感知任务重要性在个体主义与士兵个体幸福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表5总结了基于假设检验的结果。所提出的概念模型包含了所有这些构念，并通过统计分析将其与九个假设联系起来，展示了检验结果。

讨论：以往关于内在动机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其在军事环境中对传统任务导向绩效的影响。本文扩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内在动机不仅影响传统作战情境下的士兵绩效，还影响其在更广泛社会情境下的个体幸福感。从概念和实证角度来看，内在动机的三个方面（理想主义、个体主义和专业化）显著影响了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士兵的个体幸福感，尤其是在危机期间应对社会挑战的社会情境中。理想主义和个体主义积极促进了士兵产生和实施想法与解决方案的能力；相反，过分强调专业化则会负面影响个体幸福感，可能限制士兵采用新方法和想法的意愿。研究还探讨了内在动机和任务重要性对内在动机与士兵个体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任务重要性确实对个体幸福感有正面调节作用，强调了士兵对其任务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认知的重要性。然而，与预期相反，内在动机对个体幸福感有负面影响。此外，研究未发现内在动机和任务重要性对内在动机的理想主义与专业化方面与士兵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

理论意义：本文通过探讨内在动机在非军事情境下对士兵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为亚洲（泰国）背景下内在动机、动机和任务重要性的共同作用提供了新的见解。通过关注士兵的创新行为——这一在以往军事身份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结果——本文扩展了以往主要将内在动机与军事工作投入、职业倦怠、能力、技能和承诺等结果联系起来的研究。研究表明，内在动机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多维度的：理想主义和个体主义与创新呈正相关，而专业化则具有约束作用。这表明需要更细致地理解军事身份，认识到并非所有身份维度都同样促进适应性和创造性行为。通过剖析这些差异性效应，本文深化了对身份如何影响行为的理论理解，特别是在非常规和模糊的任务环境中。此外，本文还将社会身份理论（SIT）的应用扩展到了非西方军事背景，展示了特定军事价值观和规范如何塑造士兵的创新行为。与西方军事研究不同，本文表明内在动机的行为效应取决于具体情境，可能因制度和文化环境而异。例如，在西方军事研究中，理想主义通常与整体军事表现正相关，而本研究却发现专业化与士兵的创新行为呈负相关。

管理意义：本文提出了一些实际建议。指挥官需要意识到下属的内在动机如何影响其行为，应培养理想主义和个体主义，同时适度管理对专业化的强调，以营造更具创新性的环境。理解内在动机的细微差别有助于制定策略，提升士兵的动机和对任务重要性的认知，从而促进创新行为。这些发现适用于招聘、培训和发展计划，强调了平衡内在动机不同方面的必要性。研究表明，不仅内在动机的各个方面（理想主义、专业化、个体主义）对士兵个体幸福感重要，内在动机和有意义的任务也对激发士兵个体幸福感至关重要。通过激发内在动机并提供有意义的任务，指挥官可以为部队或军事人员制定新的标准操作程序。

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建议：本文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仅针对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军事环境，尤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尽管我们尝试通过让指挥官评估下属的个体幸福感来减少方法偏差，但仍可能存在偏差。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更客观的评估方法，如让队友相互评价对方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尽管参与率较高，但仍不能排除自我选择偏差的可能性，因为参与者可能是自愿参与的，选择返回问卷的人可能与未参与的人存在系统差异，从而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遍性。长期研究可以探讨内在动机及其对个体幸福感影响随时间的变化。未来研究还可以在不同军种和军衔中探索这些动态，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

伦理批准：监督本研究的研究委员会确认研究符合既定的伦理标准，所有活动均遵循了适用的伦理指南。委员会认为，由于涉及人类参与者，无需提交正式的伦理批准申请，因为根据AIT政策和程序第4.2.A.f条，本研究符合豁免条件。

人类参与者同意：问卷附带了一封说明信，明确表示参与完全是自愿的，参与者在填写表格前需勾选“我同意参与”。信中还保证所有回答将严格保密。

人工智能使用声明：作者仅使用ChatGPT-5这一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来改进手稿的英文表达和可读性，作者对内容及其解释负全责。

补充材料：数据可向通讯作者索取，如需请提出合理请求。

数据可用性声明：支持本文研究结果的数据可向通讯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