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分泌TAC1-TACR1信号通路促进神经母细胞瘤的内皮细胞衰老及转移进程

《Cancer Letters》:The Paracrine TAC1-TACR1 Signaling Promotes Endothelial Senescence and Metastatic Progression in Neuroblastom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4月14日 来源:Cancer Letters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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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母细胞瘤(NB)远端转移机制研究显示,MYCN扩增的C2亚型通过TWIST1调控TAC1分泌,激活TACR1介导的内皮细胞衰老,促进CTC生成和转移,APREPIANT有效抑制该过程。

  
Xuefei Liu|Yuting Wang|Yixin Cheng|Xiuli Yuan|Yi Li|Jingru Lian|Yifei Duan|Shuqian Zheng|Chun Wu|Guanyin Huang|Boxi Zhao|Jianyang Hu|Binyu Zhang|Huanli Xu|Chao Liu|Lianhui Duan|Rui Dong|Xin Hong|Feiqiu Wen
中国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儿童医院血液与肿瘤科

摘要

神经母细胞瘤(NB)是一种最常见的儿童颅外实体瘤,其远处转移仍然是临床治疗的重大挑战。然而,介导肿瘤-内皮细胞相互作用和NB转移的分子机制尚未完全明了。通过将临床NB样本的单细胞组学分析与实验验证相结合,我们确定了NB的分子亚型,并发现了一种以MYCN扩增以及TWIST1和TAC1双重表达为特征的C2亚型。这种侵袭性肿瘤亚群表现出神经肽物质P(由TAC1编码)的分泌增强,而这种分泌受到转录因子TWIST1的调控。TAC1通过上调TACR1的表达向肿瘤相关内皮细胞发出信号,从而导致内皮细胞衰老和血管完整性受损。值得注意的是,TAC1的过表达足以加速NB的肿瘤发生、循环肿瘤细胞(CTC)的产生和体内转移进程。临床研究发现,与非转移组相比,转移性NB患者的血液样本中TWIST1+TAC+ CTCs显著增多。作为概念验证研究,我们进一步证明TACR1拮抗剂aprepitant能够有效抑制体内的内皮细胞衰老、肿瘤发生和CTC介导的转移过程,为TAC1-TACR1激活的NB患者提供了潜在的治疗策略。

引言

神经母细胞瘤(NB)是儿童中最常见的颅外实体瘤,约占所有儿童恶性肿瘤的7%[1],[2]。临床上,NB表现出显著的肿瘤异质性,从低风险病例的自发消退到高风险病例的侵袭性进展和远处转移[3]。尽管多模式治疗(包括化疗、放疗、手术切除和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取得了进展,但高风险NB患者的长期预后仍然不理想,5年总生存率仅为约50%[4]。复发和远处转移是改善患者预后的最大挑战,因为转移性病灶常常对常规治疗产生耐药性并逃避免疫监视[5],[6]。因此,阐明NB转移的分子机制对于发现新的治疗靶点和优化临床管理至关重要。
MYCN癌基因的扩增是转移性神经母细胞瘤(NB)的一个关键特征,约20–30%的患者会出现这种情况[7],[8]。作为MYC家族成员之一,MYCN具有广泛的转录调控能力,可调控人类基因组中高达15%的基因[9]。在生理条件下,MYCN蛋白的表达受到严格调控;然而,在MYCN扩增的NB中,其失调会驱动肿瘤的侵袭性进展。MYCN的过表达激活了促进增殖、血管生成和上皮-间充质转化(EMT)的信号通路,从而增强了肿瘤细胞的转移潜力[10],[11]。TWIST1是EMT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录因子,已被确定为MYCN和MYC在神经母细胞瘤中的直接下游靶点[12]。
细胞衰老是对多种应激因素的生物学反应,包括微环境扰动、营养缺乏、DNA损伤、细胞器功能障碍和异常细胞信号传导[13]。这一过程的特点是四个主要特征:稳定的细胞周期停滞、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大分子损伤和代谢失调[14]。内皮细胞形成并维持着对营养运输和气体交换至关重要的封闭血管网络。然而,在病理条件下,内皮损伤可引发衰老表型,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和结构异常[15],[16]。内皮细胞衰老通过SASP介导的信号传导直接促进肿瘤细胞迁移和黏附[17],[18],并通过招募髓系细胞间接促进转移前微环境的形成[19]。迄今为止,NB肿瘤微环境中驱动内皮细胞衰老的分子机制尚未得到研究。
神经肽物质P(SP,由TAC1编码)是由Ulf von Euler和John H. Gaddum于1931年首次发现的[20]。SP主要存在于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但也由上皮细胞分泌[21]。它主要通过G蛋白偶联的神经激肽受体(NKRs)NK1R、NK2R和NK3R发挥生物学作用,其中NK1R(也称为速激肽受体1,TACR1)对SP的亲和力最高[22]。在神经母细胞瘤中,SP已被证明可通过激活NK1R促进肿瘤细胞增殖[23]。Aprepitant是一种小分子TACR1选择性拮抗剂,临床用于预防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CINV)[24]。尚不清楚aprepitant治疗是否会影响NB的进展和治疗效果。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通过将临床样本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与其功能验证相结合,系统地研究了肿瘤-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机制。我们发现TWIST1–TAC1–TACR1旁分泌信号通路是内皮细胞衰老和NB转移的关键驱动因素。体内,TAC1表达的升高显著加速了肿瘤发生、CTC的产生和转移。此外,TACR1拮抗剂aprepitant在小鼠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效果。为了验证我们的发现,我们证明了TWIST1+TAC1+ CTCs的数量与转移进展显著相关,这可能成为NB诊断和治疗的潜在无创生物标志物。

部分内容摘要

神经母细胞瘤(NB)是儿童中最常见的颅外实体瘤,约占所有儿童恶性肿瘤的7%[1],[2]。临床上,NB表现出显著的肿瘤异质性,从低风险病例的自发消退到高风险病例的侵袭性进展和远处转移[3]。尽管多模式治疗(包括化疗、放疗、手术切除和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取得了进展,但高风险NB患者的长期预后仍然不理想,5年总生存率仅为约50%[4]。复发和远处转移是改善患者预后的最大挑战,因为转移性病灶常常对常规治疗产生耐药性并逃避免疫监视[5],[6]。因此,阐明NB转移的分子机制对于发现新的治疗靶点和优化临床管理至关重要。
MYCN癌基因的扩增是转移性神经母细胞瘤(NB)的一个关键特征,约20–30%的患者会出现这种情况[7],[8]。作为MYC家族成员之一,MYCN具有广泛的转录调控能力,可调控人类基因组中高达15%的基因[9]。在生理条件下,MYCN蛋白的表达受到严格调控;然而,在MYCN扩增的NB中,其失调会驱动肿瘤的侵袭性进展。MYCN的过表达激活了促进增殖、血管生成和上皮-间充质转化(EMT)的信号通路,从而增强了肿瘤细胞的转移潜力[10],[11]。TWIST1是EMT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录因子,已被确定为MYCN和MYC在神经母细胞瘤中的直接下游靶点[12]。
细胞衰老是对多种应激因素的生物学反应,包括微环境扰动、营养缺乏、DNA损伤、细胞器功能障碍和异常细胞信号传导[13]。这一过程的特点是四个主要特征:稳定的细胞周期停滞、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大分子损伤和代谢失调[14]。内皮细胞形成并维持着对营养运输和气体交换至关重要的封闭血管网络。然而,在病理条件下,内皮损伤可引发衰老表型,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和结构异常[15],[16]。内皮细胞衰老通过SASP介导的信号传导直接促进肿瘤细胞迁移和黏附[17],[18],并通过招募髓系细胞间接促进转移前微环境的形成[19]。迄今为止,NB肿瘤微环境中驱动内皮细胞衰老的分子机制尚未得到研究。
神经肽物质P(SP,由TAC1编码)是由Ulf von Euler和John H. Gaddum于1931年首次发现的[20]。SP主要存在于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但也由上皮细胞分泌[21]。它主要通过G蛋白偶联的神经激肽受体(NKRs)NK1R、NK2R和NK3R发挥生物学作用,其中NK1R(也称为速激肽受体1,TACR1)对SP的亲和力最高[22]。在神经母细胞瘤中,SP已被证明可通过激活NK1R促进肿瘤细胞增殖[23]。Aprepitant是一种小分子TACR1选择性拮抗剂,临床用于预防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CINV)[24]。尚不清楚aprepitant治疗是否会影响NB的进展和治疗效果。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通过将临床样本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与功能验证相结合,系统地研究了肿瘤-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机制。我们发现TWIST1–TAC1–TACR1旁分泌信号通路是内皮细胞衰老和NB转移的关键驱动因素。体内,TAC1表达的升高显著加速了肿瘤发生、CTC的产生和转移。此外,TACR1拮抗剂aprepitant在小鼠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效果。为了验证我们的发现,我们证明了TWIST1+TAC1+ CTCs的数量与转移进展显著相关,这可能成为NB诊断和治疗的潜在无创生物标志物。

部分内容摘要

神经母细胞瘤的单细胞转录组图谱

我们对23例NB患者和4例正常肾上腺组织的28个样本进行了scRNA-seq分析,包括27例原发性NB、1例颈部转移和4例正常组织(表S1)。经过质量控制和批量校正后,共有260701个单细胞被纳入分析。根据不同细胞簇的经典特征,鉴定出10种细胞类型,包括肾上腺皮质细胞(25800个;CYP11A1、CYP11B1和NR5A1)、B细胞(5612个;CD19、MS4A1和CD79A)、内皮细胞(17547个;PECAM1、CDH5

伦理批准和参与同意

新鲜NB标本从深圳儿童医院(项目编号202301302)和复旦大学儿童医院(项目编号(2020)416)收集。NB患者的新鲜血液样本也从复旦大学儿童医院收集。所有患者均提供了参与研究的书面知情同意书。这些临床标本的收集和使用得到了深圳儿童医院和复旦大学儿童医院的批准

代码可用性

如需分析本手稿中的数据,可向作者提出合理请求以获取更多信息。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Guanyin Huang:正式分析。Boxi Zhao:数据管理。Feiqiu Wen:撰写——审稿与编辑、项目管理。Shuqian Zheng:正式分析、数据管理。Chun Wu:正式分析、数据管理。Jianyang Hu:数据可视化、资金筹集。Xuefei Liu:撰写——初稿、资金筹集、正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构思。Yuting Wang:撰写——初稿、正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构思。Binyu Zhang:数据可视化。Huanli Xu:

数据可用性

为了提高统计效力,我们下载了先前研究GSE137804中的公开scRNA-seq数据,这些数据可在https://www.ncbi.nlm.nih.gov/geo/获取。内部scRNA-seq原始数据已存放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基因组序列档案库中,项目编号为HRA014094(可在https://ngdc.cncb.ac.cn/gsa-human/s/sY85n7Bn公开获取)。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可能会影响本文所述工作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资助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824B2089,资助对象X.L;编号82573274、82173391,资助对象X.H)的支持。广东省资助项目:2021QN02Y112、2023A1515010287(资助对象X.H)。SUSTechSOM-ShangYiJian联合实验室的转化研究资助:编号20230004056(资助对象X.H)。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可能会影响本文所述工作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我们感谢杭州LC-BIO有限公司的Peng Liang和Yawei Jin在技术支持和数据分析方面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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