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天免疫系统的关键哨兵分子,TLRs主要负责识别保守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包括未甲基化的双链DNA、单链RNA、脂蛋白、脂多糖和鞭毛蛋白。结构上,所有TLR家族成员都是I型跨膜蛋白,具有相似的分子结构。它们的N端胞外域包含富含亮氨酸的重复序列(LRRs),用于配体识别,随后是一个跨膜域,以及一个C端胞内区域,其中包含对下游信号传导至关重要的Toll/白细胞介素-1受体(TIR)结构域。基因组同源性分析已在从珊瑚到人类的多种物种中鉴定出TLRs,突显了它们的强烈进化保守性[2]。作为关键的PRRs,TLRs在对抗入侵病原体的先天免疫反应中起着核心作用[3]。最初,TLRs被认为主要表达在抗原呈递细胞(APCs)上,在那里它们调节T细胞效应功能和免疫反应。激活后,TLRs诱导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促进淋巴细胞的激活,并作为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之间的关键纽带[4]。除了在宿主防御中的经典作用外,TLRs还参与各种生理和病理过程,包括炎症、组织稳态和肿瘤发生。通过识别不同的PAMPs,TLRs启动调节多种生物功能的信号级联反应。
与大多数依赖同源二聚化来激活信号的TLRs不同,TLR2主要通过与TLR1或TLR6的异源二聚化来发挥作用。这种机制不仅决定了配体特异性,还扩大了其PAMP识别范围,使TLR2能够检测结构多样的微生物脂肽。通过与TLR1或TLR6的异源二聚化,TLR2可以识别广泛的细菌成分,包括来自革兰氏阳性细菌的脂蛋白和脂壁酸,以及来自分枝杆菌的脂阿拉伯糖甘露聚糖[5]。尽管所有10个人类TLRs都对PAMPs有反应,但TLR2被认为是该家族中最具多样性的受体。除了外源性配体外,TLR2还可以感知内源性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如热休克蛋白(HSPs)和高迁移率组框1(HMGB1),这些物质在感染诱导的坏死和组织损伤期间释放。鉴于多种配体通过TLR2激活下游炎症信号并促进慢性疼痛的发展和维持,对其主要的内源性和外源性配体进行系统总结是必要的。表1总结了与TLR2相关的代表性DAMPs和PAMPs及其在慢性疼痛中的作用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TLR2主要作为异源二聚体发挥作用,与TLR1或TLR6形成复合物。这些异源二聚体表现出不同的配体特异性:TLR2/TLR1复合物优先识别三酰化脂肽,而TLR2/TLR6对二酰化脂肽更敏感。这种特异性突显了TLR系统在微生物检测中的结构精确性和功能多样性[12]。
TLR2在免疫细胞、内皮细胞和上皮细胞中广泛表达。配体结合后,异源二聚体会发生构象变化,使胞内TIR结构域紧密靠近,形成招募TIRAP和MyD88的信号平台。这启动了一个依赖MyD88的级联反应,涉及白细胞介素-1受体相关激酶4(IRAK4)和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6(TRAF6),最终导致NF-κB和MAPK通路的激活以及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作为早期宿主防御反应的一部分[13]。
鉴于TLR二聚体在静息状态下的相对较低亲和力,需要配体结合或桥接分子的存在来稳定复合物。这些配体通常同时结合两个受体,促进TIR结构域的对接并增强信号效率[14]。除了配体识别外,TLR2的异源二聚化还影响下游信号输出。证据表明,TLR2/TLR1通常引发更强的NF-κB介导的促炎反应,而TLR2/TLR6则倾向于调节趋化因子表达或更温和的炎症信号[13]。这种功能偏向可能反映了构象稳定性和MyD88依赖性复合物组装效率的差异,最终影响信号强度和持续时间。
在神经环境中,这种信号输出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神经炎症。TLR2的激活已被证明可以促进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反应,同时增加炎症介质(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1β(IL-1β)的释放[15]。这些介质可能反过来调节突触传递并导致中枢敏化[16]。因此,TLR2异源二聚体的不同激活模式可能通过影响神经炎症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影响慢性疼痛的起始和维持。先前的研究表明,外源性微生物感染可以作为TLR2激活的潜在触发因素,从而促进神经免疫炎症和疼痛的发展[17]。
除了在宿主防御中的作用外,TLR2信号还参与组织稳态,特别是在皮肤和肠道等屏障组织中,它通过低水平的炎症信号帮助维持微生物平衡并支持组织修复[18]。然而,TLR2的强大效应功能使其成为一把双刃剑。持续的或失调的TLR2信号与多种慢性炎症和自身免疫疾病有关。例如,在动脉粥样硬化中,TLR2可能识别来自动脉壁的DAMPs,从而维持慢性炎症微环境并促进斑块形成。在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炎症性肠病中,异常的TLR2激活与滑膜和肠道炎症的维持有关,这可能导致组织损伤[15],[17]。
在肿瘤微环境中,TLR2信号表现出额外的复杂性。持续的TLR2激活被认为支持肿瘤细胞增殖、血管生成和转移,可能是通过促进促炎环境来实现的。相反,其激活免疫反应的能力引起了治疗兴趣:合成TLR2激动剂正在作为癌症疫苗佐剂进行研究,可能通过促进抗肿瘤免疫来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18]。
总之,TLR2的异源二聚化不仅决定了配体识别特异性,还影响了信号强度和炎症反应的范围。这种结构-功能关系对传染病、慢性炎症和神经病理性疼痛(NP)的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理解不同TLR2异源二聚体的信号特性有助于阐明神经炎症和疼痛调节的机制,从而为开发靶向治疗策略提供概念框架。
TLR家族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能够通过协同信号增强免疫识别敏感性。例如,TLR2和TLR4可能在感知不同的细菌成分方面表现出功能互补性,从而确保对多种细菌类型的广泛监测[19]。此外,TLR信号通路与其他PRRs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免疫监测网络。该系统不仅提高了病原体检测效率,还为免疫反应的精确协调提供了多层次的保护。TLR3主要感知病毒复制过程中产生的双链RNA(dsRNA),通过含有TIR结构域的适配器诱导干扰素-β(TRIF)依赖性通路激活干扰素调节因子3(IRF3)和NF-κB,从而诱导I型干扰素-β(IFN-β)和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20]。TLR5特异性识别细菌鞭毛蛋白,有助于抵抗鞭毛细菌[21]。内吞体定位的TLR7和TLR8检测病毒来源的单链RNA,在抗病毒免疫中起关键作用[22]。相比之下,TLR9主要识别细菌和病毒中普遍存在的未甲基化CpG DNA基序,从而有效区分自身DNA和外来DNA[23]。TLR4最著名的是感知脂多糖(LPS)——革兰氏阴性细菌的细胞壁成分——这一过程对抵抗革兰氏阴性细菌感染至关重要。TLR4的激活需要多个辅助分子的协调参与。LPS首先与LPS结合蛋白(LBP)结合,然后转移到CD14,随后通过髓系分化蛋白2(MD-2)与TLR4的胞外域结合,形成功能性受体复合物[19]。这种精心协调的受体激活不仅启动下游信号级联反应,还导致体内的病理结果。例如,调节TLR4信号已被证明可以缓解慢性狭窄损伤模型中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和相关神经炎症,其中抑制TLR4–MyD88/NF-κB通路可减轻机械性痛觉过敏和炎症细胞因子的表达[24]。
TLR家族是一个进化上保守的免疫识别系统,通过功能特化、异源二聚化以及与其他免疫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抵御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