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淀粉样变性疾病中蛋白质稳态的药理学及双重作用

《Biophysica》:The Pharmacology and Dual Role of Proteostasis in Amyloidoses Angela Albanese, Manasi M. Natu and Paul M. Seidle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4月15日 来源:Biophysic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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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推荐聚焦淀粉样变性疾病的蛋白稳态调控机制与治疗策略。文章系统解析泛素-蛋白酶体系统(UPS)、自噬-溶酶体途径及分子伴侣在阿尔茨海默病(AD)、帕金森病(PD)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及系统性淀粉样变性中的功能失调,揭示其"双刃剑"效应——既可能清除毒性聚集体,也可能产生促传播的种子片段。重点探讨小分子解聚剂、PROTACs、AUTACs/ATTECs及单抗等靶向干预手段,为打破蛋白稳态崩溃的恶性循环提供新视角。

  

淀粉样变性疾病中蛋白质稳态的药理学及双重作用

细胞蛋白质质量控制由泛素-蛋白酶体系统(UPS)、自噬和分子伴侣组成,这些机制共同维持健康组织的蛋白质稳态(proteostasis)。当这些细胞和分子通路失效时,原本保护蛋白质组的防线崩溃,可导致甚至加剧淀粉样变性疾病——即蛋白质异常积聚形成淀粉样纤维,进而驱动神经退行性变。淀粉样变还会损伤外周器官,例如轻链淀粉样变性、心脏淀粉样变性和肾脏淀粉样变性。因此,恢复蛋白质稳态并防止蛋白质聚集成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多种有前景的策略正在探索中。其中,能够恢复蛋白质稳态的小分子调节剂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可能同时挽救多种质量控制机制,并重塑聚集体以提高其对内源性降解途径的可及性。本文提出,淀粉样病变会同时破坏多个蛋白质稳态通路,形成一种前馈级联反应:相互连接的蛋白质稳态网络崩溃驱动进行性蛋白质聚集,而聚集又进一步推动蛋白质稳态崩溃。针对蛋白质聚集的药物干预为挽救相互关联的网络提供了机会,这可能协同管理或消除致病性淀粉样蛋白负荷。

1. 引言

蛋白病(proteinopathies)是一类以蛋白质在细胞内和细胞外聚集累积为特征的疾病,会导致细胞功能障碍和组织损伤。从根本上说,淀粉样变性的核心是蛋白质稳态的崩溃,这是一个负责维持蛋白质质量控制和促进降解的广泛细胞和分子通路网络。已知多个蛋白质稳态通路的功能障碍会通过两种方式促进聚集:不仅无法清除错误折叠的蛋白质,还会主动增强促蛋白毒性寡聚片段的形成,这些片段通过朊病毒样模板播种机制催化聚集。事实上,包括Aβ、tau、α-突触核蛋白(α-syn)、多聚谷氨酰胺亨廷顿蛋白(polyQ-Htt)和TDP-43在内的多种淀粉样蛋白,都能通过朊病毒样机制传播——错误折叠的聚集体诱导天然蛋白转化,并在细胞间扩散病变。这种传播增加了治疗干预的复杂性,因为增强蛋白质稳态的策略可能同时影响细胞内聚集体的清除以及具有播种能力的物种的生成或释放。尽管已有大量综述探讨了单个蛋白质稳态通路,但关于泛素-蛋白酶体系统、自噬和分子伴侣之间的协调相互作用及其治疗意义的综合阐述仍相对缺乏。本综述整合了这些机制,探讨它们共同的失调如何导致淀粉样病变,同时重点介绍通过协调调节多个通路来恢复蛋白质稳态的策略,包括直接作用于纤维的小分子以及靶向大分子伴侣和蛋白质降解通路的方法。
朊病毒病,包括克雅氏病(CJD)、库鲁病、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FFI)和格斯特曼-斯特劳斯勒-沙因克综合征(GSS),涉及朊病毒蛋白(PrP)的异常聚集,是最早被鉴定的淀粉样变性疾病之一。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标志性蛋白病还包括以Aβ和tau聚集体为特征的阿尔茨海默病(AD)和tau病变,如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SP)、皮质基底节变性(CBD)和慢性创伤性脑病(CTE),这些疾病以tau聚集为标志。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PD)、多系统萎缩(MSA)和路易体痴呆(LBD),是涉及α-突触核蛋白(α-syn)聚集的淀粉样变性;而亨廷顿病(HD)则由亨廷顿蛋白(Htt)中的多聚谷氨酰胺扩增引起,导致聚集。此外,超氧化物歧化酶1(SOD1)、TDP-43或FUS蛋白的聚集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和额颞叶痴呆(FTD)的神经退行性变有关。
淀粉样蛋白的结构、聚集倾向和细胞加工可受翻译后修饰(PTMs)影响,包括磷酸化、乙酰化、截断、糖基化和泛素化。虽然这不是本综述的重点,但简要讨论近期PTMs的关键例子及其对伴侣结合淀粉样蛋白的影响。特别是,α-syn在丝氨酸-129处的磷酸化改变了其C端区域的构象动力学,并增强了共伴侣DNAJB1向纤维的募集,表明特定修饰可能调节伴侣识别并影响解聚效率。结构研究进一步证明,PTMs可以重塑淀粉样纤维结构。例如,包含焦谷氨酸化、N-糖基化和二硫键等修饰的轻链淀粉样纤维的冷冻电镜分析显示,其纤维构象与先前描述的非修饰纤维不同,凸显了化学修饰可同时影响纤维多态性及其被细胞清除机制的识别。同样,磷酸化tau变体的结构研究表明,特定的磷酸化模式可产生不同的纤维核心结构,表明PTMs的组合可能影响聚集体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蛋白质稳态通路。

2. 全身性和器官特异性淀粉样变

尽管大多数淀粉样变涉及神经退行性变,但若干全身性淀粉样变会损伤外周器官,导致蛋白病和死亡。其中包括轻链淀粉样变(也称为AL淀粉样变),由免疫球蛋白轻链沉积物聚集引起;以及AA淀粉样变,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源于与慢性炎症相关的血清淀粉样蛋白A聚集。器官特异性淀粉样变包括胰岛淀粉样多肽(IAPP)在胰腺β细胞中的聚集,这与2型糖尿病有关;以及肾脏淀粉样变,如ALECT2,由肾脏中的LECT2淀粉样沉积物引起。心脏淀粉样变主要特征是转甲状腺素蛋白(TTR)淀粉样变,可由野生型和变异型TTR引起。野生型ATTR,也称为老年性系统性淀粉样变(SSA),以老年人心脏中的TTR沉积为特征;而变异型TTR则表征家族性ATTR淀粉样变,由遗传性基因变异引起。TTR纤维也会在其他组织(包括肾脏和大脑)中积累,导致全身性和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总之,神经性和全身性蛋白病几乎可以损害任何人的生活,常导致致命疾病。尽管蛋白质组成和结构多样,但这些疾病共享以蛋白质错误折叠和聚集为核心的共同病理机制,这凸显了通过协同消除聚集体负荷的治疗策略来恢复和利用蛋白质稳态机制的潜在机会。

3. 健康与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蛋白质稳态

在健康组织中,蛋白质稳态通过泛素-蛋白酶体系统(UPS)、伴侣蛋白、溶酶体以及微自噬和大自噬来维持。然而,在蛋白毒性应激和衰老过程中,蛋白质无法通过这类质量控制系统进行调节,进而聚集形成淀粉样纤维和斑块。事实上,AD、PD和HD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淀粉样蛋白的积累与大脑中蛋白质质量控制的失调有关。例如,在AD中,这些通路的关键组分受损,导致蛋白质稳态功能障碍,进而加剧tau和Aβ聚集。研究表明,PD中也存在蛋白质稳态受损,这些机制的失效会导致进一步的α-syn聚集。同样,在HD中,UPS、伴侣蛋白和自噬机制均受到损害。

4. 蛋白酶体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UPS)是蛋白质质量控制所必需的两个主要蛋白水解系统之一。该通路将毒性底物(如内在无序蛋白、错误折叠蛋白和氧化损伤蛋白)分解为小肽。在泛素依赖性蛋白水解中,受损蛋白质被一系列酶(E1、E2、E3)标记上多泛素链,并被导向蛋白酶体。蛋白酶体由20S催化核心(CP)和19S调节颗粒(RP)组成,后者作为蛋白酶体激活剂。当这两个组分结合时,形成26S蛋白酶体。一旦蛋白质被泛素标记,位于19S RP中的蛋白酶体泛素受体Rpn10和Rpn13识别目标蛋白上的多泛素链并招募其进行降解。泛素标签由去泛素化酶Rpn11、USP14和UCH37在调节颗粒的ATP酶活性协同作用下移除,调节颗粒展开并将蛋白质拉入20S催化室,将其降解为3至15个氨基酸的寡肽。当tau和Aβ等底物(如错误折叠、氧化损伤或内在无序蛋白IDPs)积累时,它们会被20S蛋白酶体直接降解。20S蛋白酶体与这些底物直接相互作用,从关闭门控转变为打开门控构象,允许目标蛋白被降解。调节颗粒如PA28和PA200也可诱导打开门控构象并促进降解过程。
在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中,蛋白酶体活性降低,加剧甚至可能引发蛋白质聚集。具体而言,AD大脑显示蛋白酶体活性显著降低,且蛋白酶体缺陷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特定脑区,如海马和直回——这些也是AD病理最易发生的区域。在散发性PD中,黑质致密部(SNc)多巴胺能神经元中的蛋白酶体亚基减少,这是PD受影响最严重的脑区之一,而在小脑等其他未受PD影响的脑区则无此现象。同样,在HD中,最显著的蛋白酶体活性丧失发生在大脑的纹状体区域,这是该疾病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蛋白酶体活性在全身性和器官特异性淀粉样变中也受损。例如,在TTR淀粉样变(包括分别以心脏和外周神经中TTR聚集体堆积为特征的TTR心脏淀粉样变和TTR相关家族性淀粉样多神经病TTR-FAP)中,蛋白酶体活性降低。类似地,Casas等人显示,人胰岛淀粉样多肽(hIAPP)孵育后人胰腺胰岛的蛋白质提取物中蛋白酶体活性降低。
然而,区域特异性蛋白酶体功能障碍是聚集的主要触发因素,还是错误折叠蛋白积累的继发后果,目前仍未解决。蛋白酶体功能受损既被认为是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的致病因素,也被认为是下游后果。当蛋白酶体容量不足时,错误折叠的蛋白质会积累并促进聚集体形成。相反,聚集的蛋白质本身可直接抑制蛋白酶体功能,进一步损害泛素-蛋白酶体系统活性,形成致病性前馈循环。
蛋白酶体抑制的机制之一是通过Aβ1-42、α-syn和带有多聚谷氨酰胺扩增的亨廷顿外显子1(Htt-53Q)等淀粉样蛋白与26S蛋白酶体19S调节颗粒的物理相互作用,从而干扰19S介导的20S核心门控开启,损害蛋白酶体并阻止底物进入蛋白水解室。此外,Aβ42和tau纤维被发现抑制蛋白酶体活性的程度与经典蛋白酶体抑制剂相当。同样,α-syn仅在聚集形式而非单体形式时抑制20S和26S蛋白酶体。值得注意的是,从包涵体(IBs)中提取的丝状Htt纤维通过作用于19S调节帽抑制26S蛋白酶体活性,但不抑制20S核心。重要的是,蛋白酶体损伤不仅在简化的体外系统中观察到,在人类AD脑组织和中,病理tau和Aβ物种已被证明与蛋白酶体亚基相关,并与蛋白酶体活性降低相关。虽然这些发现支持了淀粉样蛋白-蛋白酶体相互作用的体内相关性,但在患病大脑的复杂细胞环境中,直接蛋白酶体抑制的确切定量贡献仍有待完全确定。另一个提示AD中UPS受损的证据是,泛素化与神经原纤维缠结和老年斑相关,并且存在一种变体UBB+1,可阻止泛素依赖性蛋白水解。值得注意的是,UBB+1也与PSP和Pick病等tau病变以及HD等多聚谷氨酰胺疾病相关,但与PD、LBD和MSA等突触核蛋白病无关。这表明蛋白酶体活性降低是与蛋白质病变相关的常见标志物,恢复其活性可能有助于清除致病蛋白,为疾病治疗提供潜在益处。

5. 靶向蛋白酶体通路的药物

多项关于蛋白酶体增强剂的研究已在神经退行性疾病背景下开展。已鉴定出几种吩噻嗪类药物,如三氟丙嗪(EC50=7.8μM)、硫利达嗪(EC50=12μM)、美替辛(EC50=11.9μM)和氯米帕明(EC50=12.4μM),以及神经安定剂氯丙嗪(EC50=14.8μM)为蛋白酶体增强剂。后者在体外试验中诱导α-syn和tau的降解。Medina等人的研究也支持吩噻嗪类作为蛋白酶体激活剂的潜力,在该研究中,给予AD小鼠模型亚甲蓝(氯丙嗪类似物)后Aβ水平降低。同样,Trader等人评估的小分子AM-404和MK-886表现为20S蛋白酶体增强剂(EC50=32μM),能够在细胞培养中增强α-syn的降解。此外,天然产物如桦木酸、熊果酸和橄榄苦苷已被归类为刺激剂或门控开启剂,它们通过增强蛋白酶体底物结合或门控开启来促进底物进入20S蛋白酶体催化室。然而,蛋白酶体激活策略的一个关键局限是选择性问题。由于蛋白酶体调节参与细胞周期控制、信号传导和应激反应的许多短寿命调节蛋白的周转,全局增强蛋白酶体活性可能加速必需底物的降解并扰乱细胞稳态。一些研究表明,某些20S蛋白酶体激活剂优先增强内在无序或氧化损伤蛋白的降解,这些是许多聚集倾向物种的特征,可能赋予一定程度的底物偏向性。尽管如此,是否能在体内实现足够的选择性而不破坏紧密调节的蛋白质稳态网络,仍是一个重要的开放性问题。
虽然上述蛋白酶体增强剂已在神经退行性疾病背景下进行研究,但蛋白酶体抑制剂也被探索并作为AL淀粉样变的潜在治疗候选药物出现。抑制蛋白酶体活性可诱导产生淀粉样轻链的浆细胞凋亡,因此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治疗策略。蛋白酶体抑制剂候选药物包括硼替佐米、卡非佐米和伊沙佐米,尽管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持续进行以降低体内毒性效应。例如,不可逆蛋白酶体抑制剂卡非佐米与心血管毒性发生率增加相关,包括心力衰竭和急性冠脉综合征。由于AL淀粉样变患者常表现为多系统器官受累,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治疗相关毒性的影响,因此需要仔细选择方案以平衡治疗效果与安全性及耐受性。展望未来,围绕开发和验证预防和/或破坏蛋白质聚集体的策略和分子的集中努力可能为治疗干预提供靶向途径。进一步阐明治疗相关心血管损伤的分子和生化机制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
另一种对抗淀粉样变性的治疗策略是使用蛋白水解靶向嵌合体(PROTACs)。这些双功能分子由一个特异性结合聚集倾向蛋白的目标结合配体和一个招募E3泛素连接酶的E3连接酶配体组成。该连接酶通过UPS标记目标蛋白进行降解。PROTACs已针对多种目标蛋白开发和研究,包括tau、α-syn、TDP-43和变异型Htt。例如,异双功能分子QC-01-175在FTD神经元细胞模型中结合tau,并增强其泛素化及随后的蛋白酶体降解。其他几种靶向tau的PROTAC也在合成中。2016年,PROTAC TH006成为首个在Neuro-2a细胞、SH-SY5Y细胞和3xTg-AD小鼠模型中靶向并诱导可溶性tau降解的PROTAC。另一种值得提及的靶向tau的PROTAC是PROTAC C004019,它在HEK293、SH-SY5Y细胞和3xTg-AD小鼠模型中刺激了可溶性tau的消除,并减少了Aβ诱导的神经毒性。2020年,六项PROTAC设计获得专利,其特点是含有特异性α-syn结合基序(如苯并噻唑衍生物)并连接到CRBN或VHL E3连接酶。ACS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发表的一篇"专利亮点"描述了这些PROTAC的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使用ELISA和HEK293 α-syn A53T生物传感器细胞的活性数据,展示了几种实现超过65%α-syn降解的PROTAC的分类数据。然而,PROTAC活性依赖于目标蛋白与招募的E3连接酶之间形成有效的三元复合物,降解效率受细胞内浓度和协同性影响。在高浓度下,无生产力的二元复合物可能占主导("钩状效应"),可能限制催化效率。"钩状效应"可能发生在高浓度时,导致钟形剂量反应曲线,此时过量的PROTAC分别结合目标蛋白和E3连接酶形成二元复合物,而不是促进蛋白酶体介导降解的生产性三元复合物。最近,基于α-syn聚集抑制剂(sery384)的PROTAC在体外显示出有效的α-syn聚集体降解,其中最有效化合物以剂量和时间依赖性方式减少聚集体,减轻毒性。最近,Tseng等人开发了一种名为JMF4560的PROTAC,可有效减少神经元细胞中TDP-43聚集体,并改善转基因秀丽隐杆线虫的运动能力。靶向Htt的PROTAC也已由Arvinas和Origami Therapeutics等公司开发,能够选择性降解变异型Htt,而不影响野生型蛋白。
PROTAC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应用面临持续的转化挑战,包括由于其有时相对较大且复杂的结构导致的血脑屏障通透性和脑部分布有限。此外,依赖广泛表达的E3连接酶(如CRBN和VHL)可能限制区域特异性。此外,一个基本的生物物理限制来自目标蛋白的聚集状态,其中关键表位埋藏在紧密堆积的纤维核心内,降低了配体可及性,使这些物种难以成药。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最近的研究显示出有希望的进展,并且正在努力优化PROTAC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特性,以及改善血脑屏障穿透。这些考虑强调了在将基于PROTAC的策略转化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时,需要仔细优化药代动力学和评估安全性。

6.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自噬-溶酶体系统

自噬-溶酶体系统是蛋白质稳态的另一个主要蛋白水解系统。UPS主要降解短寿命蛋白,而自噬负责调节长寿命蛋白和细胞器。自噬分为三种类型:大自噬、微自噬和伴侣介导的自噬(CMA)。微自噬涉及溶酶体直接吞噬降解的细胞器,而CMA选择性地靶向特定蛋白,这些蛋白被伴侣识别并转运到溶酶体中。大自噬利用自噬体包裹并递送较大的结构(如受损细胞器)到溶酶体进行降解,尤其是在应激条件下。内体-溶酶体系统是另一个重要的细胞降解和回收途径,通过其内化到内体,随后在内体与溶酶体融合后进行降解。
大量研究表明,AD中自噬受损,Aβ和tau清除不足促进了它们的积累并加剧了神经退行性变。例如,自噬体形成但未能与溶酶体融合并降解,导致AD患者大脑中废物堆积。与此一致的是,AD中观察到的自噬体积累通常归因于自噬通量受损和清除或成熟步骤缺陷,而不仅仅是自噬启动增加,这表明治疗干预应靶向自噬通路的后期步骤。导致自噬功能障碍的另一个问题是溶酶体活性降低,这可能由AD相关基因和环境风险因素(如ApoE和淀粉样前体蛋白APP)或早老素1(PS1)变体引起,这些变体会破坏溶酶体酸化,从而损害自噬降解。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AD中的溶酶体蛋白水解缺陷可能不仅仅取决于溶酶体pH的重大变化,还可能涉及溶酶体钙稳态改变或部分保留水解酶活性的代偿机制。这表明AD中的溶酶体损伤在机制上是复杂的,仍是活跃的研究领域。最后,研究表明,在AD中,乙酰化tau水平升高直接损害CMA,阻止其转位到溶酶体,导致CMA失败和tau积累之间的恶性循环。此外,AD中内体-溶酶体通路的其他检查点也受损。tau的积累阻碍了内体分选复合物转运-III(ESCRT-III)的形成,这对自噬体-溶酶体形成至关重要,且tau聚集体在小鼠中诱导溶酶体异常。此外,ESCRT组分的耗竭或功能障碍增强了内体-溶酶体膜损伤,促进了tau种子的胞质逃逸和朊病毒样传播,进一步加剧了聚集体扩散和神经元易感性。总之,这些发现表明AD中的自噬损伤可能发生在通路的多个阶段,而不是源于单一的原发性缺陷。tau和Aβ的积累损害了自噬-溶酶体通路,进而导致这些聚集体的更高积累,形成恶性循环。有人提出,恢复自噬是减少tau聚集体积累的治疗策略。
在PD中,α-syn过表达损害大自噬,且PD相关的PTEN诱导假定激酶1(PINK1)W437X变体无法促进自噬,因为它与关键自噬调节因子Beclin1的相互作用受损。此外,常见的PD常见变体富亮氨酸重复激酶2(LRRK2)很少被CMA降解,这与正常情况不同。此外,α-syn纤维已被证明隔离并促进ESCRT-III组分的降解,从而损害内体-溶酶体膜完整性并促进聚集的进一步传播。ESCRT-III组装的结构分析进一步强调了其膜重塑活性的机制复杂性,支持了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内体-溶酶体功能障碍的动态和调节模型。
在HD中,自噬功能障碍仍未完全明了。虽然自噬已被证明有利于降解可溶性和不溶性Htt,但在多个HD模型中观察到自噬受损。系统的功能障碍包括大自噬效率低下,自噬空泡无法识别胞质货物,以及beclin 1功能降低(这对自噬体形成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Htt也通过CMA降解。
CMA活性在响应大自噬功能障碍时增加;但这种代偿性CMA活性随衰老逐渐下降,导致病理症状出现。全身性淀粉样变常与自噬清除受损相关。在AL淀粉样心肌病等疾病中,免疫球蛋白轻链蛋白加剧了这种损伤,进一步增强淀粉样蛋白积累并增加心脏毒性。同样,在2型糖尿病中,增加的hIAPP寡聚体诱导大鼠自噬缺陷。
此外,大量研究表明,自噬减少以及蛋白酶体活性降低是衰老的标志。由于AD、PD和HD是与衰老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了解这些衰老机制可以揭示疾病发病机制的新见解和潜在治疗靶点。例如,恢复自噬已导致动物模型寿命延长并缓解年龄相关疾病。同样,增强基础自噬已被发现可改善PD和HD神经退行性病变的动物模型病理。

7. 靶向自噬-溶酶体通路的治疗策略

靶向自噬是治疗淀粉样变性的新兴方法。研究表明,Aβ积累导致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传导增加,mTOR调节自噬。雷帕霉素等药物通过抑制mTOR信号传导促进自噬,已成功减轻AD动物模型中的Aβ和tau病变,并提高表达hIAPP细胞的活力。然而,mTOR是细胞生长、代谢和免疫功能的中枢调节因子,慢性系统性抑制与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和免疫抑制相关。因此,靶向mTOR的治疗策略需要仔细优化剂量、组织特异性和治疗持续时间,以增强自噬清除同时最小化系统性毒性。除了mTOR抑制,其他小分子增强剂(SMERs)已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模型中得到广泛研究。例如,SMER10、SMER18和SMER28已被证明可促进自噬体合成,促进哺乳动物细胞中α-syn和变异型Htt的清除。此外,这些分子在HD果蝇模型中显示出疗效,增强了毒性蛋白聚集体的清除。二糖海藻糖是针对蛋白病的另一个治疗靶点,因为它已被证明通过自噬依赖和非依赖机制减少AD小鼠模型中的Aβ分泌。最近,Kim等人表明,自噬增强剂MSL-7可减少细胞模型中hIAPP寡聚体聚集和寡聚体诱导的β细胞凋亡。
自噬靶向嵌合体分子(AUTACs)和自噬体拴系化合物(ATTECs)为通过自噬通路增强蛋白质降解提供了一种创新方法。这些分子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结合目标蛋白的配体、连接配体的连接子,以及对于招募自噬机制至关重要的降解标签(在AUTACs的情况下通常是鸟嘌呤衍生物)或结合自噬体蛋白LC3的配体(在ATTECs的情况下)。这种设计促进了聚集或错误折叠蛋白的选择性降解,为淀粉样相关疾病和其他蛋白病提供了治疗潜力。例如,Ji等人开发了一种AUTAC,可在小鼠模型中介导病理性tau的降解。ATC161是一种嵌合化合物,可将α-syn聚集体靶向溶酶体降解,并导致PD小鼠模型中胶质炎症减少和运动活动改善。此外,2019年,Li等人报道了首批mHtt-LC3连接化合物,能够在培养的初级皮质神经元、HD果蝇和小鼠大脑中通过溶酶体通路促进变异型Htt降解。然而,仍存在几个机制和转化限制。在AUTACs中,S-鸟苷酸化诱导K63连接的多泛素化并促进自噬靶向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明了,留下了底物识别和选择性关键方面的悬而未决问题。此外,鸟嘌呤衍生物介导的标记更广泛的细胞后果仍未充分表征,引发了对内源性蛋白意外S-鸟苷酸化可能干扰基础自噬通量的担忧。在ATTECs的情况下,决定LC3结合的构效关系尚未完全定义,且化合物稳定性和有效细胞内递送的挑战代表了临床转化的重大障碍。此外,由于LC3参与多种自噬通路(包括非选择性批量降解),在不产生意外脱靶效应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底物特异性的程度值得进一步研究。多项研究也涉及CMA靶向分子。2004年,设计了通过CMA增强Aβ降解的肽基分子,随后分别在2010年和2014年设计了靶向mHtt和α-syn的双功能分子。重要的是,自噬在细胞稳态中表现出环境依赖性的双重作用。在应激条件下,适度激活自噬可通过清除受损细胞器和错误折叠蛋白来限制蛋白毒性负荷并维持细胞功能,从而促进细胞存活。然而,持续或过度的自噬活动可能压倒降解能力,导致不完全加工物质的积累或必需细胞组分的意外降解。这种从保护性到潜在有害效应的转变凸显了治疗性调节自噬的复杂性。因此,治疗策略必须旨在增强聚集体清除,而不 indiscriminately增加全局自噬通量或破坏基础管家功能。更深入地理解支配这种平衡的分子决定因素对于设计最大化治疗益处同时最小化意外后果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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