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izations》：Multipolar illusions: the Gulf Arab monarchies and the trajectories of the post-2011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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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当前关于“多极化”及美国相对衰落、中国崛起背景下海湾君主国（GCC）角色转变的学术争论，提出了批判性分析。研究通过深入剖析海湾国家在2011年中东变局后的政治经济活动，揭示其与中美两国的“双重结构性嵌入”本质。研究表明，尽管海湾国家与中国、东亚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但这并未削弱其与美国权力结构（金融、军事）的深层整合，反而共同构成了其作为全球资本积累关键节点的地位。这种嵌入解释了2011年后中东地区不平等加剧、威权主义强化及地区冲突的结构性根源，挑战了将“多极化”简单等同于“机遇”或“自主性增强”的国家中心主义论述框架，为理解全球权力转移下的区域政治经济提供了新视角。
2011年初，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浪潮曾点燃无数民众的希望，作家Ahdaf Soueif在埃及解放广场的欢呼中捕捉到了“希望的模样”。然而，十五年之后，当初的乐观愿景似乎已遥不可及，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社会不平等、威权统治的暴力回潮以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在这一系列充满矛盾与危机的轨迹中，海湾阿拉伯君主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阿曼——扮演了极为关键但时常被误解的角色。它们凭借石油财富，既是地区权力掮客，也成为全球经济政治中的关键节点。当前，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学界流行用“多极化”（multipolarity）的框架来解释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地区国家如何获得了更大的“战略自主性”和“对冲”（hedging）空间，从而得以塑造地区新秩序。然而，这种主流论述真的捕捉到了当前中东变局的深层逻辑吗？
为了挑战上述过于简化的叙事，一篇发表在《Globalizations》上的研究文章《多极幻象：海湾阿拉伯君主国与2011年后中东的轨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批判。文章认为，从“国家中心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视角出发的“多极化”论述，恰恰掩盖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竞争与相互依存并存的本质，以及不同“极”之间在资本积累循环中的深刻嵌入性。该研究旨在通过将海湾国家置于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中进行考察，揭示其在2011年后中东地区重塑不平等、威权主义和暴力冲突过程中的核心驱动力作用，并论证其看似“转向东方”的举动，实际上加深而非削弱了与美国的相互依存。
为了完成这一分析，研究人员并未采用具体的生物实验技术，而是运用了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经典方法。首先，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贸易与投资数据分析，通过计算和可视化（例如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描绘了海湾合作理事会（GCC）自2005年以来与主要伙伴（美国、欧盟、中国等）贸易模式的深刻变迁，并追踪了中国在能源、绿色技术、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其次，文章进行了细致的金融资本流动分析，依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TIC）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主权财富基金（SWF）年度报告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军贸数据，系统追踪了海湾国家庞大的石油美元盈余如何回流至美国金融市场（包括国债、公司债和股票）以及美国军工复合体。最后，研究采用了历史结构与阶级分析框架，将当代海湾的崛起置于二战后的全球石油政治、美元霸权确立以及新自由主义在阿拉伯世界转型的更长历史脉络中，分析了海湾资本如何与区域内（如埃及、突尼斯等）的威权政权和商业精英网络交织，重塑了地区阶级结构。
研究结果部分通过多个维度具体呈现了海湾的“双重嵌入”及其后果：
超越多极化：框定中美竞争
文章首先解构了流行的“多极化”概念。它指出，尽管中国在全球进口份额、GDP比重和技术能力上的崛起确实反映了美国相对优势的减弱，但主流论述存在两大理论缺陷。第一是“方法论民族主义”，它将中美等国视为“拼图碎片”般的独立单元，忽略了它们在一个单一、分层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内在关联”。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与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和军事中心的地位，是通过资本、商品和技术的流动“共同构成”的。第二是“国家中心主义”，它忽视了国内和地区阶级动态，错误地将国家获得的外交机动空间等同于对大多数人的发展益处。实际上，当前的过渡期被作者引用Nilsen的概念描述为一场“南方间歇期”（southern interregnum），旧的霸权秩序在消解，新的稳定秩序却无法诞生，导致竞争加剧、危机深化，而未必是更公平的世界。
将海湾置于全球秩序中
这一部分通过详实的数据展现了海湾贸易关系的“东移”。如图所示，到2023年，中国已占GCC出口的20.8%和进口的19.9%，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而美欧份额则大幅下降。这种转变源于中国工业化带来的能源需求，使海湾成为其最大石油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LNG）供应地。同时，阿联酋（UAE）崛起为连接中国与中东、非洲的关键再出口枢纽，处理着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区域的大量贸易。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领域，中国企业也已成为海湾绿色转型和数字化的核心参与者。
石油美元的回归
尽管贸易联系东移，但文章随即揭示了海湾金融盈余的“西向”流动本质。伴随中国崛起积累的巨额石油美元，并未脱离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货币体系。海湾的主权财富基金（SWF）规模在2024年已达约4.9万亿美元，占全球SWF资产的40%。数据显示，海湾持有的美国证券（国债、股票、公司债）总额在2017至2024年间从6110亿美元增至超1万亿美元，其在美国股票中的外资占比从4.1%增至4.8%，成为美国股市最大的外国持有者之一。同时，海湾（特别是沙特）是美国军火的最大买家之一，2020-2024年间接收了美国12%的武器出口。这些金融和军事采购，使得海湾的盈余资本直接支撑了美国金融市场、军工企业和美元霸权，形成了“深化而非替代”的相互依存。
从中东视角看“南方间歇期”
最后，文章分析了海湾的全球地位如何塑造了2011年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轨迹。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国际金融机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FIs）推动下，阿拉伯世界普遍进行了以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改革，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国家威权强化。海湾凭借其庞大的盈余资本，成为这一地区转型的主要受益者和塑造者。2008年金融危机等冲击，进一步拉大了产油国海湾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2011年的起义，既是对国内不平等和威权统治的反抗，也是对海湾资本主导的地区等级秩序的直接挑战。因此，海湾国家在起义后的干预——无论是资助埃及和突尼斯的新威权政府，还是在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地支持冲突各派——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其在地区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遏制任何可能颠覆这一秩序的民众运动。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深刻总结了全文的核心论点。研究表明，海湾君主国在2011年后的崛起，不能简单地用“在多极化世界中成功对冲中美”来解释。相反，海湾处于一种“双重结构性嵌入”之中：它既是“中国崛起”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供应者和投资伙伴，又是“美国权力”故事中至关重要的资本再循环枢纽和军事盟友。这两种角色相互强化，共同巩固了海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关键节点地位。这种嵌入性揭示了当前中东“南方间歇期”的残酷本质：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动（所谓“多极化”）并未给中东大部分人民带来更多自主性或发展机会，反而通过强化海湾资本的地区主导地位，加深了原有的不平等、固化了威权统治，并加剧了冲突与流离失所。中东已成为全球最不平等的地区，青年失业率和强迫流离失所人口高居世界首位。
文章最后将目光投向当下，指出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以及美国推动的“海湾-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恰恰暴露了美国试图通过整合其在该地区的两大支柱（以色列和海湾）来重申其主导地位的战略。这进一步证明了海湾的金融和地缘战略价值对于维系美国在全球、特别是在与中国竞争中的优势至关重要。因此，所谓的“多极化幻象”在于，它掩盖了全球资本积累的连续性结构和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对于中东乃至全球南方的社会运动而言，未来的斗争必须穿透“多极化”的话语迷雾，直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在的剥削与支配结构，才能真正打破威权复辟与持续性危机的循环，开辟追求“面包、自由与社会正义”的新政治地平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