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粒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NHR):血管内再通成功后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功能预后的新型预测标志物

《Frontiers in Neurology》:Neutrophil-to–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ratio as a predictor of outcomes after successful endovascular reperfus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4月15日 来源:Frontiers in Neurology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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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血管内治疗(EVT)成功再通后仍有部分急性缺血性卒中(AIS)患者功能预后不佳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研究,探讨基线中性粒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NHR)与临床结局的关联。结果表明,较高的NHR与较差的90天功能预后(mRS 3-6)独立相关,但效应量中等,对已知临床预测因子的增量价值有限。这提示NHR可作为辅助风险标志物,反映了成功再通后的炎症-代谢失衡状态。

  
尽管血管内治疗(EVT)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AIS)的基石疗法,能够大幅提高血管再通率,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是,血管造影上的成功(成功再通)并不总是等同于患者有意义的临床康复。相当一部分患者在成功“打通”血管后,依然面临着长期的功能残疾甚至死亡。这背后是复杂且尚未被完全阐明的病理生理过程,其中全身性炎症反应和脂质代谢失衡被认为是导致再灌注损伤的关键“元凶”之一。为了在这张复杂的预后拼图中寻找一块新的碎片,中山市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整合了炎症与保护性脂蛋白信息的简单比值——中性粒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Neutrophil-to–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ratio, NHR)。他们的核心问题是:在那些已经通过EVT成功实现血管再通的AIS患者中,基线时的NHR水平能否预测其90天的功能结局?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了《Frontiers in Neurology》期刊上。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他们纳入了2019年2月至2022年5月期间,在中山市人民医院接受EVT并成功再通(mTICI评分2b-3级)的367名AIS患者。研究计算了患者入院时的基线NHR(中性粒细胞计数除以HDL-C浓度)。主要结局是90天时的不良功能预后(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3-6分),次要结局包括90天全因死亡和症状性颅内出血(sICH)。研究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以NHR作为连续变量分析其与结局的关联)、限制性立方样条探索非线性关系,并通过比较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等指标,评估了NHR在基础临床预测模型(包含年龄、入院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和阿尔伯塔卒中项目早期CT评分[ASPECTS])之上的增量预后价值。
3.1 基线特征
研究将367名患者按NHR三分位分组。分析发现,与低NHR组相比,高NHR组患者更年轻、吸烟者更多、入院时卒中严重程度(NIHSS评分)更高,且基底动脉闭塞的比例更高。术后并发症方面,肺炎和sICH的发生率随NHR升高而显著增加。更重要的是,临床结局呈现出明显梯度:90天mRS中位数、不良功能预后比例以及死亡率均随NHR升高而显著增加。
3.3 连续NHR与临床结局的关联
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入院NIHSS评分、ASPECTS和发病至股动脉穿刺时间等核心临床变量后,NHR每增加1个单位,患者发生90天不良功能预后的风险约增加34%(调整后比值比[aOR] 1.34)。NHR与90天死亡率也存在显著但较弱的关联(aOR 1.13)。对于sICH,NHR的关联在多变量调整后减弱,应谨慎解读。
3.5 NHR与结局的非线性关联
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提示,NHR与不良功能预后和sICH的风险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尤其是在较高NHR水平时风险增加更为明显,但在高值区置信区间变宽,表明数据稀疏带来的不确定性。NHR与死亡率则未显示明显的非线性模式。
3.6 NHR相对于基线临床变量的增量预后价值
在基础临床模型(年龄、NIHSS、ASPECTS)中加入NHR后,对不良功能预后的预测区分能力有统计学意义的提升(AUC从0.773增至0.845)。对sICH的预测也有改善(AUC从0.601增至0.701)。然而,对于死亡率的预测,加入NHR带来的增益不具统计学显著性。总体而言,即使加入了NHR,模型的绝对AUC值也仅显示中等预测性能,表明其单独用于个体化精准预测的能力有限。
4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EVT成功再通的AIS患者队列中发现,较高的基线NHR与较差的90天功能预后独立相关。这一发现具有其生物学合理性:中性粒细胞是卒中后最早被募集的免疫细胞,通过释放活性氧、蛋白酶和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等,加剧血脑屏障破坏和微血管阻塞;而高密度脂蛋白(HDL)则具有抗炎、抗氧化和血管保护作用。NHR这一比值可能反映了促炎负担与HDL介导的保护作用之间的失衡状态。
然而,研究也揭示了NHR应用的局限性。首先,其与预后的关联效应量为中等水平。其次,尽管NHR为基础临床预测模型带来了一定的增量信息,但提升幅度有限,模型的整体区分性能仅为中等。对于死亡率和sICH的预测价值则更弱或不稳定。因此,研究者强调,NHR应被视为一个补充性的风险标志物,用于反映成功再通后患者的炎症-代谢失衡背景,而非一个独立的、可用于指导临床决策的预测工具。在考虑将其应用于临床实践之前,必须经过外部队列的验证。
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一个特定的、临床意义重大的患者群体(EVT成功再通者)中,系统评估了一个易于获取的复合生物标志物的预后价值。它提醒我们,即使血管成功再通,患者体内的“炎症风暴”与“保护盾牌”之间的较量仍在继续,并深刻影响着最终的康复之路。未来的研究需要在前瞻性、多中心队列中验证这些发现,并探索动态监测NHR变化或结合其他新型标志物是否能进一步提高预测能力,最终帮助临床医生更早识别高风险患者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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