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Public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in Australia: shifts in attitudes across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s in 2011 and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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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明澳大利亚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公众污名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研究人员对2011年和2024年的大规模全国代表性样本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针对抑郁和早期精神分裂症的负面污名态度显著减少，但公众与患者互动的意愿并未改善，尤其对精神分裂症的社交回避意愿加倍。该研究表明，消除负面认知与改善社会接纳行为之间存在脱节，凸显了未来反污名工作的重点方向。
精神疾病像一道无形的墙，将患者与社会隔离。这种“污名化”不仅让患者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也阻碍了他们寻求帮助、获得工作和融入社会的机会。尽管全球包括澳大利亚都将减少精神健康污名作为政策重点，并实施了社会接触干预、媒体倡导等多种反污名策略，但一个根本问题依然悬而未决：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态度真的在变好吗？各国研究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在澳大利亚，2003年至2011年间的调查曾显示，虽然对抑郁和精神分裂症的“社交距离”（即不愿与之互动）有所减少，但认为患者“危险”和“不可预测”的观念反而加剧了。这让人困惑，也充满担忧。于是，在距离上次全国调查13年之后，研究人员再次发问：如今的情况怎么样了？那些负面看法是减少了还是恶化了？人们对与精神疾病患者互动的意愿是否有所提升？这项发表在《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上的研究，通过严谨的全国性追踪调查，为我们揭示了澳大利亚社会在精神健康污名问题上复杂而矛盾的现实。
为了精确追踪13年间的态度变化，研究人员采用了两项核心方法。首先，他们运用了“澳大利亚生活”概率在线面板，分别获取了2011年（n=1967）和2024年（n=1984）两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确保了数据的可比性和广泛性。其次，研究沿用并标准化了评估工具，向参与者随机呈现描述处于抑郁或早期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症状阶段个体的“小短文”，并使用“个人污名量表”和“社交距离量表”来分别测量其污名化态度和互动意愿，从而实现了跨时间的精准测量与对比。
结果部分的研究发现具体如下：
个人污名化态度的显著转变
研究发现，与2011年相比，2024年公众对多数污名化态度的认可度显著下降。其中，关于患者具有“危险性”和“不可预测性”的观念降幅尤为明显。数据显示，认为抑郁患者危险的比率从22.5%降至4.8%，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危险的比率从37.1%降至18.1%。
然而，认为患者“不可预测”的观念在两种疾病中仍保持最高认可度，这表明此方面仍是反污名工作的顽固堡垒。同时，将疾病归因于“个人软弱”或“非真正疾病”的观念已变得非常罕见，支持率均低于10%。
社交意愿的停滞与恶化
与负面认知的改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众与患者互动的意愿几乎没有改善，甚至在某些方面恶化了。对于抑郁症，公众在“愿意成为邻居”、“一起社交”、“成为朋友”、“密切合作”和“联姻”五种情境下的不情愿程度在13年间没有显著变化。而对于精神分裂症，情况则显著恶化。在2024年，不愿与之成为朋友的比例从11.0%上升至26.9%，不愿密切合作的比例从18.8%上升至33.2%，其可能性大约翻了一番。这种社交回避意愿的加剧，凸显了态度与行为意向之间的脱节。
研究结论与深远意义
本研究得出了一个看似矛盾但极具启发性的结论：在2011年至2024年间，澳大利亚公众对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和精神分裂症）的许多负面刻板印象（stereotype）确实有所减弱，但这并未转化为更积极的社会接纳行为。人们虽然在认知上减少了偏见，但在情感和行为意向上，特别是面对精神分裂症时，反而表现出更强的回避倾向。
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反污名策略的底层逻辑——即认为纠正错误认知就能自然而然地减少歧视。研究指出，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污名构成要素之间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Angermeyer等人和Schomerus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并提示“可联系性”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连续性感知，可能是影响社交距离的更关键因素。因此，未来的干预措施需要超越单纯的教育，致力于在公众与精神疾病患者之间建立情感联结和认同感，打破“我们”与“他们”的壁垒。
此外，研究揭示了精神分裂症相较于抑郁症承受着更严重且持续恶化的污名。这警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针对严重精神障碍的污名，并谨慎设计公共宣传信息，避免无意中扩大针对不同精神健康状况的污名差距。
在方法论上，研究也提出了反思。使用没有中性选项的“社交距离量表”可能会迫使受访者在微妙情境下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从而可能夸大回避意愿。未来测量工具的优化，或可考虑纳入“视情况而定”的选项，以获得更精确的公众态度图谱。
总之，这项研究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澳大利亚在精神健康反污名道路上取得的进展与面临的深刻挑战。它告诉我们，改变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而让他们敞开心扉、伸出手则是另一回事。要真正推倒那堵隔离的墙，我们需要在理解阻碍互动的深层原因、特别是减少对“不可预测性”的恐惧方面，采取更关键、更有针对性的行动。持续、严谨的全国性监测，对于评估政策成效、指引未来方向至关重要。
